价格控制四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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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价格控制——不管政客们怎么称呼它——的理由已经为人所知几百年了。通过人为地刺激需求，同时使供应丧失部分或全部盈利能力，价格控制不可避免地造成短缺。价格控制还会诱使供应商尽可能地偷工减料，还往往导致政府实施荒诞的定量配给方案，而这些都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反对价格控制的理由并不仅限于经济学教材上的学术探讨。四千多年来的历史记载表明，由价格管制引起的经济灾难层出不穷。罗伯特·舒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和伊蒙·巴特勒（Eamon Butler）于1979年首次出版的《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一书中对这段价格控制的历史有很好的记载。
两位作者开篇即引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作者让-菲利普·列维（Jean-Philippe Levy）所述，指出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的埃及，在谷物生产和分配的监管上，“国家真的无所不在”。“各个层面上的价格都由法令固定”。这种“控制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因为有一大批巡查官员”。埃及农民被控制价格的监管者所激怒，许多人干脆离开了自己的农场。到了该世纪的末期，“埃及的经济崩溃了，政治也陷入彻底的混乱”。
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就是像迷宫般错综的价格控制规则。国家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农场劳工，此人应每年给这个劳工8古尔（gur）谷物”。“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放牧人，此人应每年给这个放牧人6古尔谷物”，以及“如果一个人租用了一艘载重60吨的船只，此人应为此每天支付1/6谢克尔（shekel）银币的租金”，等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像这样的法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抑制帝国的经济发展”。而一旦废除了这些法律，“人民的命运就大幅好转了”。【Gur，古代近东体积单位，约18立方米, 常用于计量仓库谷物的储量或是水库的水容量。shekel，古代近东重量单位，约8.4克，起初在贸易中担当丈量货物的作用；久而久之, 由于其简便性, 人们将其认作通用货币。——译者注】
古希腊也对粮食实施了价格控制，并建立了“一只粮食巡视官队伍，目的是把粮价设定在雅典政府认为公正的水平之上。”希腊的价格控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粮食短缺，但古代的企业家通过黑市绕开了这些不公正的法律，从而使数以千计的人免于挨饿。尽管逃避希腊的价格控制法会被判处死刑，但这些法律“几乎不可能执行”。希腊的价格控制法所造成的短缺创造了黑市机会，这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让大量货币进入流通，造成了通货膨胀，接着又“规定了牛肉、谷物、鸡蛋、服装及其他物品的最高出售价格，他还规定，任何以更高价格出售自己货物的人会被处以死刑”。正如舒廷格和巴特勒引用一位古代历史学家的话解释的那样，结果是“因为得不到合理的价格，人们不再向市场供应食品，这极大加剧了粮食短缺，最终许多人因此丧命，这项法律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更靠近现代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和其他一些殖民地政府所实施的食品价格控制，差点让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活活饿死。宾夕法尼亚特别地对“那些军需用品”施加的价格控制，造成军队所需的几乎一切物资严重短缺。大陆会议在1778年6月4号明智地通过了一项反价格控制的决议，内容如下:
“鉴于经验表明，对商品价格的限制不但事与愿违，还产生了许多恶果——在此决议，建议几个州废除或暂停一切限制、监管或控制任何商品价格的法律。”
舒廷格和巴特勒也写道，“这项政策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到了1778年秋，军队的补给就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法国政客在大革命之后重蹈覆辙，于1793年颁布了《全面限价法》（Law of the Maximum，法语：Loi du Maximum général），首先对谷物，接着对一长串名单中的其他物品，实施了价格控制。可想而知的，“在一些[法国]城镇，许多人食不果腹，由于缺乏营养，纷纷倒毙街头”。
一个来自各省的代表团写信给巴黎的政府，宣称在新价格控制法实施之前，“我们的市场一直不乏供应，但就在我们固定了小麦和黑麦的价格之后，就再也见不着这些谷物了。只有不受《全面限价法》约束的商品才得以进入市场。”
在这部灾难性的价格控制法害死了成千上万人之后，法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它。后来，在罗伯斯庇尔被押往刑场时途经巴黎的街道，人群纷纷喊道，“肮脏的‘马克西姆’（Maximum，罗伯斯庇尔全名是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Maximilien和Maximum形音近似）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的中央计划者显然和纳粹一样具有极权主义思想。在战后占领德国期间，美国的计划者们相当欣赏纳粹的经济控制，包括价格控制，所以这些控制在战争结束后都被保留了下来。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都在向美国战地记者亨利·泰勒（Henry Taylor）斥责这种政策的愚蠢！舒廷格和巴特勒在书中重述了戈林的话：
“你们美国在经济领域正在做很多事情，我们曾发现做这些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们想控制人们的工资和物价——人们的工作。如果你们这样做，就必须控制人们的生活。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只控制一部分。我尝试过，但失败了。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一直控制下去。这我也尝试过，同样失败了。你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好的计划者。我觉得你们的经济学家应该了解一下在这里发生过了什么。”
在1948年的一个周日，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终于结束了对价格的控制，美国占领当局这天没在办公室，没法制止他。这催生了“德国经济奇迹”，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奇迹，而只是回归常识：让价格由市场而非政客来设定。【据经济学家威廉•彼得森所述：“1948年，6月份的一个星期日，没有得到盟军军事占领当局（他们当然不在办公室）的知情和同意，西德经济部长艾哈德单方面勇敢地颁布一项法令，消除配给和工资价格控制，并引入新的硬通货：德国马克。该法令立即生效。艾哈德对感到震惊的德国人说：“现在你们唯一的配给券就是这个马克。”——译者注】
价格控制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能源危机的原因。四千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独裁者、国王、专制君主和政客都认为价格控制是对公众“仅凭空口就能做出”的最终极承诺。而四千多年来，结果也一直是相同的：物资短缺、产品质量降低、由犯罪分子操纵的黑市日益猖獗、行贿受贿、一国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创造出大规模的价格控制官僚机构和警察国家，以及权力危险地集中到了价格控制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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