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如何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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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是对于个人成就来说，经济自由是让世界变得彻底不同的最重要因素。在过去40年当中，有一个国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新西兰。从新西兰经济由衰败到起飞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新西兰位于南太平洋，在赤道和南极之间，面积是加利福尼亚州的2/3。它的510万居民生活在两个主要大岛屿和零星小岛屿上。我多次访问过那里，故可以自信地宣称，它是世界上最富有地质多样性和风光最迷人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新西兰病人
人类历史里绝大部分经济灾难，都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第一，财政支出太多。第二，税收太高。第三，管制和干预自由市场太多。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面对着一场经济灾难。
1950年，新西兰跻身全球十大富裕国家之列，经济相对自由，企业和财产权受到了有力的保护。之后，在英美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左翼思想红极一时，新西兰也不能自外。在这股平均主义潮流的影响下，这个国家来个了急转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与日俱增。接下来20年，政府规模扩大，经济停滞不前。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西兰依然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危机。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打击了新西兰对英国的农业出口。1973年石油危机和1978年能源危机，让新西兰经济雪上加霜。当时的新西兰政府解决危机的方法是加大政府支出，搞基础建设，加大农业补贴，增强税收，发展新能源取代石油，全面价格管制，增加进口关税和加大进口限制、外汇管制。
此时，新西兰问题成堆，越来越多新西兰人发现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顿：
过高关税
折磨人的繁琐法规
巨额农业补贴
巨额公共债务
长期预算赤字
加速通货膨胀
代价高昂的劳资纠纷
66%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
负向激励的、华而不实的福利制度
当时的新西兰政府，完全是照着凯恩斯主义的路子，通过增加国家干预力来应对危机，可经济没有丝毫改观的迹象。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新西兰就一直处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困扰之中。新西兰1971-1981年通胀率高达12.9%。据世界银行估计，1965-1988年人均GNP年增长率仅为0.8%，同期低收入国家增长率为2.4-3.6%，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率为2.4-4.6%，高收入国家增长率为2.2-3.5%。
所有干预自由市场的经济措施，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成新西兰的经济灾难，就有如一场恶梦。
到了1984年，新西兰工业品进口有38%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府直接控制。为了抑制通胀，1982年6月起冻结物价和工资达一年之久。由政府管制而引起的物价扭曲和利率扭曲，引导国内资源流向偏离国际比较利益的部门，国际竞争力日趋减弱，农产品出口停滞不前，1985年达到最低点。
此时新西兰已经连续28年财政赤字。人均GDP下跌到第27位，和当时的土耳其和葡萄牙水平差不多【注：从50年代末人均GDP全球第3的高位跌下，落差可想而知】。国债是GDP的65%。失业率上升到11.6%。政府支出占GDP的44%。资本不断逃离新西兰。每一种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受到管制，连所有工资都同样受到管利制：既不能高于管制价格和管制工资，但也不能低于。想进口任何外国产品，都需要财政部长批准。新西兰的经济自由度，可以算是跌到谷底【注：1975年新西兰的经济自由度得分仅为5.60，和今天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自由度相当】。更严重是国库已经空虚，想花钱也没钱可花。
政府保护主义使国内经济更加脆弱，更需要政府保护，政府为实施保护就不得不大量借债。到了80年代，政府债务开始加速上升，1983年末政府外债占GDP的24%，外债总额年增长10%以上。新西兰政府还在铁路、电信和电力行业建立了自身的垄断地位。1975年至1983年期间，唯一增长的是失业、税收和政府开支。这就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新西兰人对他们的政府有诸多期望。他们认为政府应以其财政收入，提供全面广泛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保护重点工业，保持国内应有的就业水平，同时还要支持农产品出口。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新西兰人让他们的政府高度参与自己的生活、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各项活动。
面对层出不穷的失败政府项目和经济崩溃的现实，使新西兰人不得不放弃这些想法。此时，新西兰人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无奈承认：以往的计划管制式经济是完全失败的。他们选择改革。他们最终意识到这是一场国家灾难，原有的国家干预福利社会道路走不下去了，新西兰必须选择新的道路，重新规划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
该国领导人从1984年开始实施了发达国家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经济自由市场改革计划，一扫二十年来的沉闷气氛。对这一根本性调整功劳最大的两位英雄，是来自对立政党的财政部长，分别是：罗杰·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和露丝·理查德森（Ruth Richardson）。【1984年至1990年的第一个改革时期被称为“罗杰经济学”，1990年至1993年的第二个改革时期被左派反对者贬称为“露丝安乐死”。】
罗杰·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和露丝·理查德森（Ruth Richardson）
道格拉斯和理查德森
虽然道格拉斯属于左派工党，但他的经济观点，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却是支持了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一般相信他的经济观点，受撒切尔和里根的影响，但他的改革力度，绝对比撒切尔和里根更大。
道格拉斯和理查德森深刻反省了自己过去奉行的错误经济理念，公然反抗本党领导人和主流观念，说服选民支持对新西兰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这个改革故事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转型之一。就像拯救生命的外科手术一样，为了拯救整个国家，他们不惜切除民主体制中已长成肿瘤的部分。
道格拉斯、理查德森及其盟友留给新西兰人的，是一条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的，新西兰政府已经“花光了别人的钱”。他们取得的成就太多，无法一一列举，这里有个简单概述。虽然需要多年辛勤努力工作，但最终他们实现了：
取消了价格管制，让市场自行定价。以道格拉斯为首的市场改革派，首先选择了退出价格干预，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旦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国内竞争力就会加强，相应的补贴和保护也就毫无必要。
放松市场进入管制，以竞争推动企业进步。如取消运输管制，以形成公路与铁路的竞争；开放国内航线，形成国内公司与国外公司的竞争；放松对石油、燃气、电力和滩涂工业的进入和开发限制，以提高这些行业的竞争力。
开放贸易，废除了保护性关税，取消进口许可证管制，取消了农业补贴，大幅削减各项商品关税，有的甚至降到零，从而迎来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农业生产力和出口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放松工资管制，取消强制工会化劳动法，增加劳动市场灵活性，准许雇主和雇员自主选择谈判方式，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形式。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各种新工资合同，如计件、奖金、晋级等，把工资与效率联接起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降低税收，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从66%减半至33%，同时取消了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转而采用有利于增长的消费税制度。
推行国企改革，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将大多数国有企业私营化，破除垄断，促进竞争，以阻止财政出血并提高服务水平。
结束了旨在向选民隐瞒真相的虚假会计做法，在政府财政报告当中改用私营企业使用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
公开政府账目，每月公布部门收入报表和资产负债表，让所有人看到。
将公务员制度纳入按绩效工资合同，同时给予职业经理人在雇用、解雇、补偿和外包方面的自由。
取消了外汇管制，允许新西兰元（俗称kiwi，原意为“奇异果”）浮动。
让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长签订合同，实行一个公开宣布的目标通胀水平
打破了公共教育垄断，全部改革成特许学校体系，允许任何孩子进入任何学校，完全由家长自行选择决定。
改革的锋芒还直接指向政府本身。道格拉斯大幅削减新西兰政府部门。运输部从5,600人减到53人。森林管理部门从17,000人减到17人。工务部从28,000人减到1人。无可否认，初期的失业率大升，但失业者渐渐融入自由市场，重新找到工作。改革也差不多把国企通通售出，成为私人企业。从通讯、航空到铁路和公交车，全都交还给自由市场。在自由市场竞争下，这些原本的国企，效率和服务反而变好。改革也结束了农业补贴制度。农业没有补贴后，反而更加多元化，引入更多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而奇异果，可以算是改革成功的一个例子。经过这一轮改革，财政支出极大减少，财政负担大为减轻。
这些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花了十年时间才得以实施，这十年政治动荡却带来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果。如今结果一目了然：新西兰GDP增长了四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到30%（尽管在2007-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出现了短期债务激增）。
其他改革成就
当年的另一位英雄是经济学家罗杰·克尔（Roger Kerr）。克尔是罗杰经济学和自由市场政策最有力的支持者，为第四届工党政府筹划了经济改革的蓝图。他的儿子尼古拉斯住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是孤星政策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学者。2020年1月，尼古拉斯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演讲，解释了他的父亲在将新西兰从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中拯救出来所起的关键作用。他指出，在社民主义者强加的迷宫般的愚蠢规定中，“如果你想要人造黄油，你需要医生的处方。”
在另一部由瑞典作家约翰·诺伯格（Johan Norberg）讲述的纪录片中，对新西兰的转型进行了精彩解释。它也很好地描述了促使自由市场改革发生的中央计划噩梦。它应该成为任何“经济发展”课程的必修课。
所有的农业补贴在6个月内被终止。关税几乎立即被削减了2/3（今天的平均关税只有1.4%）。大多数进口产品进入该国完全或几乎没有任何配额、关税或其他限制。
税收被削减。最高税率被削减到33%，是大政府计划者掌权时的一半。账本终于被打开，人们可以真正看到惠灵顿的政府精英们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新西兰政府卖掉了数十家亏损的国有企业。1984年，政府雇员人数达到88,000人。1996年，在经历了近代记忆中最彻底的裁员之后，公共部门雇员不足36,000人，减少了59%。
在新西兰开办新企业变得既快捷又容易。同时，强制性的工会会员制被废除，连同工会对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垄断。
这些巨变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国家预算得以平衡，通货膨胀率骤降至可忽略不计的水平，经济连续多年以每年4%至6%的速度增长。新西兰是近年OECD国家增长率最高、通胀率最低的国家。90年代高增长率并非新西兰一国独有。但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却多半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不能不说是新西兰经济的最成功之处。其他宏观指标如就业率、政府债务等等都有较大改善。
弗雷泽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指数”和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都将该国列为世界上排名第三的自由经济体，其结果之一是产生了“GDP稳步增长”。
传统基金会指数在分析中显示，新西兰的“补贴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这促进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多样化的农业部门的发展”。该指数报告还指出，“对投资活动几乎没有限制，而且积极鼓励外国投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3%，与近40年前的水平相比，被削减了一半。
弗雷泽研究所还对各国的总体人类自由度，还单独对个人自由度进行了排名；新西兰分别位居第一位和第四位。
世界银行每年都会编制一个营商环境指数，衡量政府加给企业家的监管负担（合规成本）。新西兰在“创业”和“生意便利度”方面都名列前茅——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普通国家，开办企业所需时间是新西兰的3到4倍。
透明国际根据专家和企业高管心目中每个国家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对世界进行透明度评级。新西兰再次排名第一。
在家教育在新西兰是合法的，只有最低限度的注册要求——父母可以使用国家课程或选择其他课程，其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
有了上述一切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社民主义者可能会期待新西兰成为世界上较穷的国家之一，甚至可能是一个资本剥削的粪坑。但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任何一个了解经济和人类本性的人都能预测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新西兰的人均GDP位居世界第22位，而列格坦研究院将新西兰列入全球繁荣排行榜前10名。《世界幸福报告》称，新西兰人的幸福感保持稳定，在全球幸福感排行榜上名列第8。
新西兰保住了改革成果
新西兰国民政府在各主要政党之间来回摇摆，但近四十年前的改革基本上没有改变。根据上述一些重要的指数，该国处于一种令人羡慕的境况。
事实上，由于公认会计准则和公开账目带来的财政透明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选举都出现了不寻常的——也是令人愉快的局面：两党都试图在谁更有财政责任感上超越对方。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新西兰人看到一个由称职的领导人大胆执行的连贯计划时，那些起初以为选民在特权、补贴和资格被剥夺时会奋起反抗的预测，统统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新西兰的实践揭示了用来克服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激烈反对的精确政治策略。
今天，新西兰在一个所谓由哈耶克主义者设计、由实用主义者管理并且由社会主义者居住的的系统下运作。但由于游戏规则永久改变了，门肯（H.L.Mencken）所描述的“预先拍卖赃物”的选举恶习再难以复辟。
新西兰工党总理是贾辛达·阿尔德恩（Jacinda Ardern），在海外经常被认为是“左派”，但她在国内的执政风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左。尽管她比反对党ACT党或新西兰国民党更支持公共部门开支，但她去年因排斥对财富或资本收益征收新税，招致了许多进步主义人士的敌意。
我的一位商人朋友艾米尔·法诺夫（Emile Phaneuf），几年前从阿肯色州搬到了新西兰。他是被新西兰的经济和个人自由所吸引。他告诉我，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但他补充说，除了住房法规是一个“烂摊子”：
2018年，阿尔德恩政府禁止外国人购买大多数住宅物业。房东们面临着限制租金上涨、被迫提供宽带等服务的繁文缛节。随着时间推移，住房市场可能迫切需要同样的解放力量，以修复曾经过度监管的经济体的其余部分。
与此同时，在南美洲，委内瑞拉处于光谱的另一端——在每一项自由度方面都是最后一名或接近最后一名。结果呢？委内瑞拉政客们所有“我们将帮助人民”的空话，全变成了绝望、痛苦、饥饿、贫穷和暴政。一去不复返的人流足以说明问题。这是一个公有制计划经济屡屡发生失败和制造人类悲剧的故事。
而新西兰的经验是中央计划经济造成了破坏而自由市场经济又加以修复的众多例子之一。新西兰在八十年代以后实质性地扩大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这是新西兰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
据我所知，左翼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为穷人做的唯一事情，似乎就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同伴。人们最终必须效仿新西兰改革者的担当作为，才能从委内瑞拉、古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计划所造成的灾难中解脱出来。
这里有什么事关全局的经验教训？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748年总结道：“国家得到良好的耕作，不是因为土壤肥沃，而是因为拥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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