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别名是中央计划）不会使美国伟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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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担心，如果不大搞产业政策，美国就会从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
毫无疑问，怂恿产业政策的诱人论点，如今在美国受到欢迎，这要怪市场经济捍卫者未能以让公众理解的方式摆出充分论证。
在解释反对产业政策的理由时，我们应避免抽象分析，而着眼于将经济损失具体到人。
例如，产业政策倡导者经常把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描绘成一个棘手问题，如果美国实施了一整套贸易控制及其他计划措施，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如果我们回应说，制造业衰退一致于各国繁盛时经历的更广泛经济趋势，几乎难以改变普通人的想法。
这样的论证不足以打动听众。
既然要参加这场辩论，就必须培育传递信息的艺术，运用让人明白易懂的媒介，使我们的论据受人赏识。
告诉失业者，制造业消亡是一种自然模式，对于抚平苦痛毫无帮助。
一个更好的反驳是告诉劳动者，在没有制造业岗位的情况下，其他经济部门可以提供更有竞争力和薪酬更高的岗位。
经济学家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在最近一份政策文件中解释道：
“一般来说，大多数美国人随时间流逝而变得富有，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发生在不同工作岗位上。这些岗位包括电子商务仓库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大幅增加，且薪酬也越来越高。事实上，仓储业‘蓝领’和行政工作平均时薪超过了以往制造业和整个私营部门相同工作量的薪酬。今天，常说的‘廉价T恤’的运输和交付成本要高于生产制造它的成本。”
说什么制造业随国家繁荣而衰退，显得过于冷静，不能宽慰人心。同样，仅仅说产业政策不当分配资源也同样不讨人喜欢。
尽管这是事实，但在没有解释清楚资源分配不当是如何影响到劳动者的，啰嗦这一点反而会促成了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支持。
产业政策导致投资不足和贫困化
资源不当配置阻碍了未来就业，因为资源被引导到了生产力较低的企业。
例如，如果马特奥公司擅长生产半导体，但由于产业政策的诱惑而决定投资可再生能源，那么这家公司的智力资源就会被转移到其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因此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在马特奥具有竞争优势的部门，工作机会就会减少。
因此，产业政策通过限制某些部门的工作机会，损害了潜在雇员的利益。
我们还应该质疑倡导产业政策以帮助美国在竞争中赢过他国的意义何在。要知道，经济学家们把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飞速崛起归功于自由市场。
在1997年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尖锐反驳了国家主导型经济增长是中国成功原因的这一论点：
“1978年，在国家对所有生产性资产进行多年严厉控制之后，政府启动了一项划时代的经济改革方案（…）它鼓励成立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放松国家对某些价格的控制，促进工业生产投资和劳动力再教育。几乎从所有角度看，这一（市场化改革）战略都取得了惊人成效。”
当然，聪明的读者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与本文论点相矛盾，因为它提到国家追求工业产量。
但他们是被聪明所误了。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前，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策是路人皆知的。
因此，只有证明该国在市场力量还不占优时表现更好，这样的反驳才是有效的。
证据表明，当国家干预减弱时，中国的经济表现要闪亮多了：
上一段阐述了两个重要的观测结论：
中国经济在国家干预活跃度减弱的背景下表现出色；
尽管有着大胆预测，但中国并没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
林西科姆在一篇评论中，赞同关于产业政策不可行的论据，并认为事实表明：产业政策的“成功”总伴随着失败。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数十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产业政策倡导者认为，半导体行业“太关键而不能失败”。
尽管接受了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政府资金，在政府政策文件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中被列为优先事项，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国内厂商仍然落后于世界顶级厂商数十年。
此外，简要回顾一下相关证据就会发现，人们眼中亚洲产业政策的成功实际不过是粉饰，有如过眼云烟。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对日本产业政策进行了冷静评估：
他抛开产业政策，提出了一个促进创新的现实建议：
这个建议对于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同样适用。
尽管产业政策在流行，但证据表明，它对于长期发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此外，尽管产业政策在东亚受到青睐，但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强国。
如果以更大幅度追随这些东亚国家，美国反而可能会失去这一令人羡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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