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综述︱ 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改革开放和中非关系”综述
【内容提要】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设18年之际，由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主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以“改革开放和中非关系”为主题，深入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非关系发展、中非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经验与启示、中非智库媒体合作等问题。380多位中非参会人员深入的交流与互动，为继续推进中非合作进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的智力贡献。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非关系；发展道路；智库合作
【作者简介】李雪冬、欧玉芳、武卉、王严、雷雯均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浙江金华，321004）。
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7月4日-5日在北京召开
2018年7月4日-5日，由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主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会议作为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围绕“改革开放与中非关系”这一重要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会议受到了中非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来自非洲44个国家的驻华使节、52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智库学者、媒体代表，中国外交部、国务院参事室、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浙江师范大学等相关单位领导，全国知名智库机构、高等院校的中方学者以及媒体人士共计380余人参加会议。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张彦通、非洲驻华使团团长、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维克托•希科尼纳（Victor Sikonina），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墨特霍尔德·蒙耶（Merthold Monyae）、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摩洛哥皇家战略研究院院长穆罕默德·塔乌费克·穆利内（Mohammed Tawfik Mouline）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国俊主持开幕式并致欢迎词。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非关系发展”、“中非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经验与启示”、“中非智库媒体合作——以增强传播力与话语权为目标”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一、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经验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与会学者们将这些经验概括为：坚决拥护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施取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发展和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与开放政策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实时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等。
国务参事室副主任方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主要有四：一是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经验。不论是什么体制，只要是稳定社会就在前进。二是立足国情。特别把握好终极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之间的关系，且阶段性目标要切实可行。三是采取渐进式而非的发展和改革。中国的基本经验就是渐进式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总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四是不运用一种模式，也不限于一种套路。大政方针是改革开放，发展不同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效性是评判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价值标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个重要哲学思想。
张彦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重要的时代内涵。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人民群众大胆的探索和勇敢的实践，为人民服务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的初心和奋斗的目标。第三，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第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的发展理念。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挑战和问题，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形势总结出的经验和指导思想，起着指挥棒的作用。第五，坚持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对外经贸大学丁志杰校长以“深化中非货币金融合作”为主题，分享了中国货币金融经验：一是中国一直利用外资政策，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面临着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并存的双缺口，外商投资有效缓解这一状态。第二是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4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出口为主，现在逐渐走向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又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第三是把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第四是把汇率稳定作为汇率管理的重要目标，第五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时期根据形势权衡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特别是要提到一点政府的能力是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刘桓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第一条核心是和谐；第二个文化精髓是中庸，不偏不倚，不前不后；第三个中国文化精髓是天人合一。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常务副主任贡森总结了中国方案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他认为：首先，中国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优先和先导地位；其次，在发展路径和方式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相似建立了市场机制；再次，中国工业化以自我积累为主，技术引进为辅，城镇化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城市的扩张优先考虑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和创造就业基础上城镇化，再鼓励消费和吸纳人口，不是过度强调城市作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口的地理单元；第四个重要手段是分配手段，中国的分配一直强调共建基础上的共享，发展过程中更多人获得就业机会，不是优先强调结果均等。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涂永红与与会者分享了中国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实践。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以美元为主导的一超多元式货币体系存在极大的缺陷，使国际金融不稳定，威胁到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各个国家都有改革货币体系的要求。这个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国际货币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顺应了这样的要求。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曾爱平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一是执政党的使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坚持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及互不干涉内政；三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四是支持非洲国家政党自主选择本国的政策体制和发展道路；五是特别强调执政党的能力建设。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罗建波概况中国经验为：第一是精神，即独立自主的精神；第二是能力；第三是工业化。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发展，需要选择一条适合本国社会、文化与经济特色的道路，并制定稳定的、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政策。
二、中国发展道路对非洲的意义与启示
改革开放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内生演进，具体道路选择是由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等多方面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局面，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相较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40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后发的非洲国家更有参考借鉴价值，因为中国的起点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非发展的条件和前提更为接近。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从一个封闭的国家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非洲国家非常重要。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中国当时的人均GDP甚至不足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更是多年保持在30%以上。
中国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时说，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必然是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为前提。非洲国家采用西方的这些理念，但其前提不同；如果前提条件相同，这些国家早就可以发展为发达国家。事实上，非洲的前提条件与中国类似。因此，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积累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对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更大参考借鉴价值。
维克托•希科尼纳大使重点强调，减贫是非洲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对此，非洲可以在以下两方面向中国学习：第一，将农村人口纳入到发展中，进行全方位统筹的发展，将投资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进行平衡分配；第二，进一步加强农村的教育，统筹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对此，他尤其指出，非洲必须促进农村地区能力建设，尤其应重视电力、视频技术、电视、互联网、饮用水等领域的发展，对公共设施以及乡村设施进行有效管理。
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汤敏提出，跨境电商可以作为中非合作短频快抓手，跨境电商把很多的中间环节去掉，可以降低成本，扩大中非之间的贸易交流。推动中非之间的跨境电商，需要对年轻人进行培训，孔子学院也可以开设跨境电商科课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黄梅波教授提出，非洲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工业区的成功经验，并指出政府的积极引导以及对工业区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相应服务很重要。当地政府需提供便捷服务，营造比较适宜的投资环境，建立服务型政府。
浙江师范大学和丹（Hodan）认为，第一要重视农业。在非洲或者索马里，农业不受重视，农民是非常受鄙视的职业，很多家庭希望子女学医学，学其他东西，不是进行农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基于农业的发展的。第二是教育要先行。人的能力建设和发展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整体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索马里的教育还是非常混乱和滞后的。第三是公共卫生与健康。中国对于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减少了贫困人口，更对全世界人口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和新生儿死亡率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索马里的发展要保证政治的稳定，要有灵活性，逐步实施和落实政策，要发展人力资源，要有有效的政府治理。
关于如何利用中国经验和中国在非投资促进非洲国家发展，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卡格万加（Kagwanja）表示：首先，非洲国家应该抓住机遇，中非要共谋推动基础设施发展与产业合作，由此才能推动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第二，政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是中非基础设施有效合作的基础与保障。为了吸引外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非洲国家必须实施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政策，同时提供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对企业有利的环境，有些优惠措施应该在初期实施，因为在初期时候往往有一些风险需要管理，尤其是腐败、安全问题等。第三，项目的成功取决于非洲政府实施与维护项目的方式。要进行严格的考评，中国应该在后续的运营中进行管理，而且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后续管理。最后，非洲国家应该提升他们当地员工、技术人员培训的有效性，要留住人才。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新型发展模式，有助于非洲摆脱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但是，任何国家均不宜照搬别人的现成经验，而应举一反三，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事实上，非洲也创造了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近年来有一些非洲国家的“本土创制”，同样值得非洲其他国家学习。
三、全面深入发展的中非关系
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更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致力于构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未来。在这一进程中，中非关系取得了全面而深入的发展。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重点从经贸合作、安全合作、人文交流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中非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中非经贸合作在过去40年期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利益纽带紧密牢固，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对非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非合作正呈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运作转型、商品贸易向产能合作升级、工程承包向投资运营迈进的可喜变化，切实助力非洲可持续发展。40年来中非人文交流稳步拓展，成为中非友好的源泉活水。中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坚定捍卫中非共同利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场合一直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积极参与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事务。
维克托•希科尼纳大使指出，约堡峰会所提出的“十大合作计划”，彰显了中国对非洲发展的支持。他指出，十大合作计划涵盖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方便化、减贫等非洲各国普遍面临与关心的问题，提高了非洲人民的福祉与公共健康。他进一步指出，中非合作论坛给非洲带来了希望，促进了双方意愿。
陆磊则以中非经济合作为视角，深入分析了中非经济合作取得的新进展。他指出，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以来，中非本着正确的义利观，把推进产能、金融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作为主要抓手，以破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人才不足两大发展瓶颈作为优先突破口，推动了中非经济金融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突破。一是经济金融合作取得了实际成效，二是经济金融合作形式推陈出新。
索马里国立大学校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吉马莱（Mohamed Ahmed Jimale）强调，中国应该助力非洲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由此非洲才能掌握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首先最重要的是非洲的年轻人必须要获得最新的专业知识，最新的技术，中国应以此为抓手，加强投资非洲的人力资源建设。
中非产能基金董事长韩红梅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提出了中非产能合作的机遇和重要性。第一，非洲的大陆自贸区框架协议（CFTA）的签署如同中国改革开放，为非洲经济起飞奠定了市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制度创新，亲商和鼓励竞争的政策打造了统一的大市场。非洲49个国家签署的自贸区框架协议，涵盖12亿人口和3.5亿万美元GDP，市场比40年前的中国大40倍，为非洲大陆经济起飞奠定了重要基础，统一市场也为非洲工业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当前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窗口，中国大量优势产业已经具备为全球提供先进装备和产品的生产能力，非洲劳动力成本低廉、自然资源丰富的特点使得非洲成为中国理想的合作区域，也同时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和进口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第三，中非产能合作是解决非洲起飞阶段国内、外储蓄双缺口困境的重要途径。第四，中非产能合作可以与人民币跨境使用紧密结合。非洲国家可以充分利用中非产能合作机会，通过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分散商品进口的汇率风险。
非洲债务问题是本届智库论坛讨论的焦点之一，对此，中非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表示，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的债务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是发展过程中成长的烦恼，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依靠发展。中非合作主动对接非洲国家发展规划，着力培养自主发展能力，在非洲建成大量切实惠及国际民生的项目。中方高度重视非洲债务可持续问题，坚持集约发展，帮助非洲筑巢引凤，本着负责任态度，向非方提供投融资，对非借贷风险总体可控，同时我们还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非直接投资，探讨公司合营等新模式，设身处地帮助非方防范债务风险，减轻减缓债务的压力。
陆磊分享了有效利用外债，保持外债可持续的中国经验。他指出，新兴市场经济的脆弱性多与债务问题有关，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东亚的经验教训看，不审慎的对外举债和低效率使用外债，往往会导致债务困境，甚至是货币危机。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把外债可持续性作为重要调控标准，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借债和高效用债。首先，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必然伴随着外债的增长，外债增长不可怕，关键是要伴随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可持续性；其次，最优外债规模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以及与外债相关的产业增长情况，举债资金应优先用于发展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出口创汇行业和高增长行业，要有经济增长点；第三，短期外债风险需要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有效管控，短期外债对宏观环境非常敏感。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谢平指出，近期受全球货币趋紧，资源型大宗商品波动等影响，债务可持续问题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然而非洲国家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仍需大量的外部资金支持，尤其对来自中国的资金仍有较大的需求，这对如何统筹好促进中非合作和非洲债务可持续的关系提出了挑战。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双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做出努力，中国政府要做好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接，增强规划科学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帮助各参与主体准确把握东道国发展需求，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统筹协调，促进项目联动，使项目建设产生协同效益，集中力量解决非洲国家的急迫需求。金融机构要融资与融质并举，一方面综合衡量合作国迫切需要，项目社会效应，风险状况及收益能力，科学考虑因地制宜，合理设计融资方案，提供多种融资支持。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经验、人才等优势，更加注重引导企业投向非洲不同发展阶段的优势产业，提升其经济多元化程度和自主发展能力，帮助非洲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增加出口创汇，提高其偿债能力。企业层面，要在管理好存量项目使每一个项目都能产生实实在在效益基础上，根据东道国规划和实际发展需要，甄选好新项目并有序推进，也要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在帮助企业延伸价值链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同时，有助于缓解所在国的资金压力，这是企业可以探索的一个新模式。
四、加强媒体智库合作，增强传播力和话语权
如何做实做深中非智库合作，为中非关系提供更大智力支持，同时积极提升中非话语权，讲好“中非故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国际舆论中不利于中非合作的一些声音，甚至是对中非合作的一些扭曲、歪曲和抹黑，作为智库，对于这些不利声音必须加以纠正。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商品存在质量不达标问题，导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印象有一些负面的批评，在非洲的一些中国活动也遭到西方国家的质疑，甚至有人称其为“新殖民主义”。对此，中非智库和媒体需要发出共同的声音，向世人讲述一个真正的中非关系。提升中非双边关系的形象，需要关键技能和能力建设，也需要制定共同的媒体标准和伦理道德标准，同时还需要和国际最佳实践接轨。在国际媒体舞台上面获得相应的地位，并且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非洲智库学者的舆论引导力和社会影响力对于让世界，特别是非洲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进一步坚定信心，把握先进方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吴绮敏认为世界话语体系不能缺乏中国和非洲的视角。《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副主任、智库版主编王斯敏认为智库和媒体基于共同融合发展的逻辑正在进行深度的融合和角色的转化；智库要增强传播能力，媒体要激发智库基因，强化研究和引导能力；真正融媒体性智库建设和智库性媒体发展为一体，实现中非话语权和传播力的全面提升。
赞比亚政策监测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伯纳黛特·戴卡（Bernadette Deka）介绍了赞比亚智库的发展状况，他认为智库独立性问题最为关键，经费不足、人才流失是目前部分非洲智库面临的共同挑战。乍得发展研究与培训中心秘书长梅孔多·巴努戴尔（Mekondo Banhoudel）强调了媒体的重要性，指出“除行政司法等其他三种权利之外，媒体是第四种力量”。
近年来中非双方在该领域开展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举办了中非智库论坛等高质量的交流活动，为中非关系的发展营造了积极的学术氛围、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陈晓东同时强调，中非智库合作的规模与水平与当前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实际需求还有差距，与中非合作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积极势头还不够匹配，特别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各方围绕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更趋激烈，中非关系与合作也面临更加复杂的舆论环境。如何做深做实中非智库合作，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积极提升中非话语权，讲好中非故事，是摆在中非官员与智库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就此，针对此次会议以及下一阶段中非智库合作提出了建议：一是与时俱进，结合国际形势演变，学习国际智库先进经验，体现中非特色，创新方式方法，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中非智慧。二是聚焦合作，紧扣中非关系与合作发展的重点，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针对合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努力提出具有针对性、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三是积极发声、理直气壮地唱响中非关系的光明前景，打造行之有效的中非话语体系，同时敢于并善于回应外界对中非合作的不实杂音，正本清源。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刘鸿武院长说，中非智库论坛8年实践是中非文化思想交流的一个缩影，搭建了智库思想交流的平台，本着“双向、平衡、互动”原则，努力为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智力支持。维克托•希科尼纳大使特别指出，中非智库论坛已经举行了六届，论坛让中非之间明确了共同的关切，尤其是双方优先考虑的领域。历次智库会议确定了中非合作的诸多起始点、画出了中非合作的路标，帮助彼此进一步审视相关的合作道路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还有学者建议加强中非智库合作的战略性和计划性、思想性学术性、项目化专业化、规范化机制化，合作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翻译出版、影视传媒等项目，共同建设中非学术共同体和思想共同体，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中非智慧。
五、进一步加强中非合作的思考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非合作论坛也刚好走过18年，步入成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如何确保中非关系正常开展，中非合作深入进行，是摆在中非双方面前的重大课题。
其一，加强中非军事合作。中国新客智库秘书长朱成虎认为中国与非洲多数国家的关系始于军事合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非洲国家。此外，当时中国还为非洲国家的游击队提供人员培训，例如：国防大学前身南京军事学院分别为几十个非洲国家的游击队培养了骨干和中坚力量。推翻殖民统治之后，多数受训人员成了各自国家军队的栋梁，有的甚至成了国家领导人，这种人员培训开启了中国与多数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时至今日，中非军事合作已涵盖了防务和军事部门交流、智库交流、军队情报分享、战略磋商机制建立、非洲地区维和、联合训练和演习、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质援助、武器和其他军需物品贸易、疾病防控以及军队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内容和形式。朱成虎学者认为未来中非军事关系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将为中非总体关系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他认为一方面中国可以为非洲地区实现和平和安全做贡献，从而共同促进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为非洲的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协助非洲国家加强各自军队和国防建设，提高其应对各种挑战和威胁的能力，为各自的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的保障。
其二，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本次分论坛中，非洲学者们十分关注在中非经贸合作，中国经济社会如何为非洲赋权，非洲应如何确保双方的双赢合作。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汉弗莱•莫希（humphrey P.B.Moshi）畅谈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启示。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非洲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中国与非洲的一些合作项目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符合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的利益；他总结道，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令八亿人脱贫，为仍然处在贫困中的4亿非洲人民带来的启示是构建并实施减贫愿景计划、工业化愿景计划、经济发展愿景计划、基础设施愿景发展计划等等；他建议非洲国家从中非经贸合作中获益，把合作潜力变成现实：首先要摆脱一些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拥抱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加深和升级中非关系，这样非洲国家才可以抓住中非关系的机遇，同时也能够应对中非合作面临的挑战。中国国际贸易协会副会长李铁认为必须强化市场化、可持续的中非文化贸易合作。他主张用贸易的方式输出文化，包括旅游、广播电视、出版物、体育、高端消费品、工艺品、玩具和动漫等贸易形式来输出中国文化。
其三，促进中非教育合作。毛里塔尼亚阿尤恩科技大学人文科学及阿拉伯语学院院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赛义德（Mohamed Ahmed Seyid）认为，中国对于非洲而言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合作领域，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取得了很多好成绩，例如：孔子学院在非洲遍地开花，截至2012年已经有4万多名非洲留学生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回应了非洲留学生蓬勃增长的态势，他报告说江苏大学有1200多名来自45个非洲国家的学历留学生，占了江苏整个学历留学生规模的近2/3。江苏大学以“3+1” 模式培养非洲农业机械人才，即非洲本科留学生三年在学校学习，第四年实践。
其四，务实中非农业合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主张聚集国内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充分对接非洲农业国家的需求，走让全产业链走进非洲的路径。布基纳法索外长顾问萨姆巴·巴斯利（Samba Bathily）认为吉布提到达卡的铁路有利于农业减贫，铁路建设合作将带动中非农业合作，因为铁路将为农村地区带来能源，带来更好的农业项目和交通设施。此外，他认为集装箱运输也会为中非农业合作带来机遇。他说因非洲国家工业基础设施不完善，所以70%的非洲国家仍然依赖农业，中非农业合作前景美好。中非共和国非洲发展学会执行主席蒂埃里·邦吉（Thierry Bangui）认为，2015年中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提出的农业现代化活动方案使非洲人受益良多。
其五，推进中非人文交流。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中非合作重要的愿景，中非双方智库应积极致力于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宣言，加强双方民间的文化交流。有代表指出，当前的中非人文交流面临诸多的局限性，其内涵过于集中在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传统范围内，未能把科技、文化管理、政府管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囊括其中，因此建议人文交流推进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深化教育、科技、卫生、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开辟更多的合作渠道。同时，在中非间文化交流的人员能力建设方面，建议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充分调动对非人文交流中的个人意愿，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与积极性。同时，人文交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投入，应当在政策支持与建设设计中进行统一规划，建议对外统一战略，建立统筹性统一机构，完善中非人文交流的顶层设计，改善中非间人文与民间交流的短板。
其六，重视中非团结。“万隆会议”为核心的中非历史经验，构成了中非间团结的独特基础，这种团结与共识具具有延续性，同时又在当下的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机制下，得以延续并得到了加强。因此，有代表建议，应当注意到当下全球化当中存在的“黑天鹅”事件、逆全球化趋势，重新审视中非团结的重要意义，共同开发中非间共识，在全球层面的合作话语中，树立以中非团结为典范的国际合作范式。
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紧密围绕主题，回顾展望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非关系发展，深入研讨了中非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经验和启示，分析了中非智库媒体合作的关键问题，既增进了理解，也达成了许多共识，实现了预期目标，为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中国非洲智库交流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促进中国和非洲关系提质升级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为峰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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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IASZNU）是在教育部、外交部支持下于2007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经10年发展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与国家对非事务智库，成为国内首个拥有非洲研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术机构，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教育部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单位”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中方智库、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单位、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2018年，连续2年入选当前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全球智库报告》的“最佳区域研究中心（大学附属）”（仅有3家中国智库机构上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