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刘钊轶

新型冠状病毒于今年2月14日登陆非洲，然后病例数量开始呈指数级增长，目前整个非洲大陆已确诊了超过22,000例冠状病毒病例，疫情席卷了52个国家，其疫情现状和走向吸引了世界的关注。

随着疫情形势不断变得严峻，非洲国家开始相继推出封禁法令和防控措施。这些“非常之举”在控制病毒蔓延的同时，也对人民生活造成了影响。

在非洲，超过一半的人口依靠非正规行业谋生——他们没有储蓄，依靠 “日薪” 与政府救济金度日，冒着被病毒感染和违反封禁令被逮捕的危险外出寻找食物和水源，精神和生活压力加大。于是很多人开始在多种媒体，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和平台上进行情感宣泄。

在非洲，处于垄断地位的社交媒体网络均为西方资本所垄断和掌控，电视频道也多为直接转播或采信西方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

于是针对中国的各种负面新闻和评论开始在非洲一些媒体和社交平台推送上反复出现。那些对新冠病毒来源的阴谋论、基于意识形态的制度论，乃至各种对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打着言论自由的名号蔓延。

除了“疫情隐瞒论”之外，还进一步延伸出了 “对非战略机会论”，以及把当前疫情中中国对非援助也曲解成了 “弥补责任”和 “进一步控制”非洲。

这些由西方在背后操纵的洗脑式“问责“和各种有针对性地偏激讨论带着明确的拉仇恨、带节奏的目的，其内容和指向都远远超越了公共卫生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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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中国相关单位在广州的一场正常的执法行为，则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成为了对华情绪在西非、东非和南部非洲出现的导火索。

仅仅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解这场舆论危机是不够的，需要从非洲更深层次的经济历史和意识形态中寻找原因。

在非洲很多国家，具有独立合格治理能力的本土化国家政权与治理体制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以南非为例，自16世纪起的殖民历史将黑人的自由权益彻底剥夺，1994年曼德拉虽然终止了种族隔离，但政权的易手却并不能结束白人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把控局面——欧美系资本仍然控制着南非的经济命脉。

在非洲去殖民化思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哪怕非洲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上已经尝试着与前宗主国的历史遗存做进一步分割，甚至出现了局部民粹化思潮，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在非洲的利益代言人的观点和思维模式仍然在这些国家拥有相当分量的话语权。

虽然说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然而随着非洲诸国内部政治环境迭代以及多重社会文化变迁，对他们有现实影响的只能回溯至过去二十年间与中国频繁的的经济联系。而这样的经济联系并完全不等同于会带来同等份量的政治联系和民间文化认同，尤其在受西方影响深重的南撒哈拉国家。

在这里，虽然出于“南南合作”的精神，在一些官方层面上中国被承认是是非洲的经济和政治盟友，但当中国的资本被西方势力安上“资源掠夺”、“商品倾销”、“打击本土制造业”、“捆绑式贷款”等“新殖民主义”特点的时候，这些国家政府是通常不会进行有效舆论引导和管理的。

02

在本次疫情中，上述情况被极端地放大和利用了。这使得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开始身陷逆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场凶险的、不见硝烟的战争。

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了著名的“论持久战”，而这个战略用在当下再恰当不过。如果说中国在当前疫情中扭转言论风向是重要突破点，那未来中国在非洲与西方势力博弈中的坚持不懈才会让我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从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到今天，世界话语权一直被西方媒体掌握着。西方国家拥有统一的价值观和相似的对华政策，这使他们大多数时候在舆论宣传层面保持着高度一致，对中国形成围攻之势。

而且，西方舆论体制和行动随意性大，可以没有底线不负责任的揣测和煽动——当一种信息从多种层面、不同机构和口径同时输出的时候，就更容易造成“谎话说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理”的结果。

因为语言障碍、信息保守等原因，中国在海外的发声机构很难在这样的舆论围攻之势中进行有效的平等反击。

毕竟，在别人的平台上用别人的语言、别人的规则、玩别人的游戏，这本来就是一场丧失了先天公允性的角力。这就好像，我们正在一个自己毫无掌控的战场上打一场没有正规军，甚至没有常规武器的战争。

再加上短期内中国无法在国际上拥有像脸书、Youtube、推特这样影响力的舆论平台，中文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性跨民族的语言，仅仅是依靠富有正义感的国际人士以及部分海外华人群体去发声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这次在非洲的舆论战场上，从话题度上来说，那些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关注度的频道恰恰是最缺乏流量支持和创作驱动力的。

目前为中国在非利益发声的主要群体仅为少数在非工作、生活，并拥有足够语言能力的海外华人、华侨。相较庞大的西方主流媒体在非洲的势力，支持中国的只言片语很容易就被吞没在滚滚洪流之中了。

03

要改变中国当前在非的舆论困境，需要理解非洲目前所处的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在困境中找好时机，用实际行动发声。

首先，非洲国家政府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是在国际局势中不断变化的，现在在中非合作中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非洲国家内部利益阵营交错，海外流亡派和本土派、守成派和少壮派、以及各个种族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各种割裂。这些涉及到国家核心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分歧力量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博弈，而无法“一致对外”。即便有个别国家对华态度在疫情中出现变化，疫情后出于各国自身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综合考量和新兴商业实用主义的重新崛起，政府必然会再度在言论上缓解和靠近与中国的关系。

其次，目前非洲排华还不能算是思潮，更多是一时间的民间情绪。

非洲国家原本就承受着由历史沉积带来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沉重负担。可以看到在即将到来的“解封”之下，这些国家的情绪将会很快被民生压力所吞没。人们的注意力会更多放在如何追回封禁期间的经济损失和多党之间就未来利益的角力斗争上，“反华”这个话题的关注度将迅速下落。

第三，在非洲的民选政治下，选票是政客们权力的来源，因此他们容易被民意裹挟、或利用民意积累自身政治资本。

在疫情中，东非、西非都不幸出现了政客的投机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和他们相对的，非洲人民整体上的善良和淳朴并未改变，他们基于朴素价值的好恶判断和情绪是受到了外界的误导才诱发了本次的。由此看来，未来中国在非洲舆论界的话语权之争中不能过于相信民选政治下政客的行为操守，而是更应该将普通民众的“心理痛点”纳入到宣传对象和主题的考量中，才符合中非友好在基层影响力扩大的需求。

第四，此次疫情已经让中非双边的各个研究院、智库、民间组织和机构认识到，中非交流不能只靠温文尔雅、歌舞升平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博览会。

单纯的学院派研究在汹涌的国际舆论场里并不能保护中非友好。中国的智识机构需要在非洲有更深入的扎根，带着自信和明确的目标、更具前瞻性的规划、以及长期的行动方案走进非洲去。

无论是科技交流、商务对接、经济拓展、医疗互助，都要在各种活动展开的同时，在对应的领域动员当地参与者的力量，把文宣和社会公关更深入的推广开来，要把我们实实在在于非洲做了的事情结结实实地宣传，从城市小报到国民读物，全方位地展现中国的真诚、自信、善良与公开。

第五，这一波反华情绪中，可以看到很大一部分的发声者都是青年群体。

无论是一少部分中国青年对在华黑人群体的不友善言论和行为，还是非洲青年对“尼日利亚事件”的强烈抗议和对“反华”话题的大肆传播，都凸显了对双边青年群体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性。

一方面，我们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明确非洲对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中国人的民族爱国情绪与对非洲各国和人民的尊重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在网络上毫无忌惮地表达自私的恶意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另一方面，非洲当下的青年群体就是未来的领导者，所以中非交流应该针对这个群体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模式有很多非洲发展上可以借鉴的地方。可以让非洲年轻人来中国进行深入体验，让他们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与公平性有切身的认识。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长期组织非洲年轻的党团领袖、青年商务人士、优秀大学生（尤其是政治和社会学系学生）来到中国基层参加具体扶贫工作以及落后地区就业发展工作的“挂职锻炼”。这是最能切中非洲年轻人痛点和焦虑，帮助他们破除迷茫找到希望的重要方式。

中国要向非洲年轻人展示的更多不是我们的强大与富裕，而是我们当下仍然有与非洲共情的一面。在扶贫、就业和发展上，我们面对共同的挑战，也能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接地气的实际工作中，重新找回与非洲曾经的“革命友谊”。

04

多年以来，非洲都是中国的重要盟友，曾给过中国难忘的宝贵支持，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演变，疫情和纷争冲击着脆弱的世界秩序，中国与非洲必须相互扶持、共同发展，才能共度难关。

新冠疫情下中国在非洲舆论中面对的失利和挑战告诉我们，中非合作不会始终一帆风顺，我们双方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方势力在非洲的经济霸凌和舆论霸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中国想要扭转这种逆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我们应该坚定对未来愿景的信心，做好准备为建立有利于中非合作的舆论环境打一场持久战。客观评估，内外并举，就是我们的前进之道。

作者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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