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武 杨惠：非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之百年审视及其理论辨析 | |纪念第57个非洲独立日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流观非洲 Author 刘鸿武 杨惠
编者按
今日，恰值第57个非洲独立日。
历史上，32个非洲国家在1963年5月22日至26日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即非洲联盟的前身，以促进非洲大陆的团结和统一。对于非洲一体化进程而言，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2019年，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先生一行访问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参加研究院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与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约罗·蒂亚洛教授，及高级研究员格特·格勒布勒大使商议，约定在2020年的非洲独立日（今日）再齐聚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一同庆祝非洲独立六十周年。
受疫情影响，既定的庆典活动未能如期举办。为弥补缺憾，本公众号特推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师大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及其博士生杨惠合著的《非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之百年审视及其理论辨析》一文，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以飨读者。原文刊发在《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限于篇幅，注释省略。
摘 要
20世纪初叶以来兴起的亚非复兴运动，具有十分复杂而广阔的世界文明史重建与人类现代性再次探索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基于自身文明形态与制度特征而艰难推进的非洲一体化运动，不仅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动力，而且始终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追求目标与曲折历程。透过非洲文明形态与历史个性的深度观察，我们需重新评判百年来非洲一体化复兴运动的基本特点及其成败得失。非洲跨越式、多层次重叠的一体化复兴运动，与百年来非洲大陆的政治建构、经济发展、文明重建及当下政治经济发展新情势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非洲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俱存，理想图景可期可待。同时，该学术命题之研究需注重理论思考、学理探讨与方法创新。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rise of Asian-African Renaissance movement is of very complex and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re-exploring the human modernity. In the process of this movement, based on its own civilization and system characteristics, the African Integration has been moving on, not only with a complex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but also showing a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path, different goals and difficult experiences. Based on deep insights into African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this paper tries to reevaluat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of African Integr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African Integration & Renaissance movement, with the leap development and multilevel, has a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inent. The African Integration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ut the prospects can be expected.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subject needs to focus on theoretical thinking, academic exploring and method innovation.
以经济贸易交往整合为核心内容的地区一体化运动，乃一当代现象，具有其特定的现代属性和时代内容。二十世纪在非洲大陆延续百年的“泛非运动”，在其早期尚不具备当代地区一体化运动的严格属性。不过，非洲大陆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在追求地区统一与一体化方面，却以自己的方式早行了一步。当这块大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泛非运动”或“非洲主义”为武器来追求独立与解放之时，便已经开始了追寻一体化的进程。
非洲联盟旗帜
非洲联盟徽章（右）
从世界历史进程的逻辑关系上看，地区一体化运动是在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它是民族国家因应全球化之挑战而做出的一种集体努力。就当代之全球化进程来说，亚非国家以地区一体化应对全球化，通过某种形态之联合，以集体的力量来增强自己在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或改善其应对处境，已被证明是一行之有效之办法。
地区一体化之有助于亚非国家，乃在于地区一体化在一般情况下是区域内之参与国家的一种主动或自愿之选择。因其主动自愿，地区一体化之参与国家，往往能以平等相待、协商互利之方式来推进这一进程，来共同创制组织规则并共享成果、分担责任。由于地区一体化组织往往有保护地域内主权国家利益与对区域外世界开放之双重属性，亚非国家选择地区一体化不是排斥全球化，不是远离外部世界，而是通过地区一体化改善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增强在与发达国家政治经济交往或贸易谈判时之筹码，从而提升亚非国家适应全球化的能力。这样，地区一体化犹如一“缓冲器”、一个演练过程，它可使落后之亚非国家借助于地区组织的集体力量，在面对全球化之冲击时有了一定的回旋空间，从而在全然自我封闭排斥全球化与毫无保护直接暴露于外部冲击的两极之间，获得一较为温和的过渡区间，以便既能保持主权国家之个性，又能逐渐进入外部世界之竞争激流。因此，对于亚非国家来说，通过区域化进程而逐渐与全球化进程对接，通过区域化以获得适应全球化之能力并逐渐走向全球化，正是区域化运动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努力，对亚非落后国家的特殊意义所在。
不过，从当代世界各种形态的地区一体化运动来看，其在世界各地区的缘起与背景、内在之逻辑关系与历史过程，则是有所不同的。首先，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地区一体化在总体上应该是在区域内各现代主权国家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国家间在经济政治诸领域之联系扩大、交往加深而逐渐整合于一体，因而这应该是在各个主权国家主体性成长基础上的聚合与整合。也就是说，先有现代主权国家之成长，再有各现代主权国家之交往、联系与整合，一体化乃各个现代主权国家间之一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地获得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如欧盟、东盟、北美和南亚的一体化，大体上都属这种类型。
然此番分析与非洲实际却多有不符，非洲大陆的现代民族国家乃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由各西方殖民地演变而成，但在此之前的二十世纪初叶，非洲已开始了泛非主义一体化运动。“一体化运动始于前而现代主权国家成于后”，此乃非洲一体化历史之显著特点。也就是说，非洲大陆的一体化具有一种“跨越式的、直接过渡”的取向特点，它是在各现代主权国家还没有普遍建立、各现代主权国家内部一体化进程远未展开和完成的情势下，就试图跨过现代主权国家建构与发展这一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建立统一非洲国家、直接跨越到建立非洲共同体的阶段上去，并且希望通过这种直接的过渡与跨越，通过直接去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国家”，来实现非洲大陆的解放与独立，来追求非洲大陆的复兴、统一与发展。这是一种具有“泛非主义”理想精神追求特征的一体化运动，而正是这一特点让非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有所不同的跨越式、多层次、多面向叠加的发展道路。
大而言之，考察二十世纪非洲一体化复兴运动之起落变迁，则可分为前后两个虽脉络相续但内容形态有所嬗变之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二十世纪初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民族主义者在前主权国家之殖民地形态下开始了追求非洲统一与一体化的运动。当时的非洲，是一块尚未分裂为单个主权国家的大陆、一块为西方统治之殖民地大陆。在当时之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非洲大陆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单位”，是一个被西方列强殖民分割、具有共同的殖民身份特征、共同历史与相同遭遇的“命运共同体”。正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当时兴起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地区一体化”形态、一种“泛非性”、“泛大陆性”的形态。那时，非洲民族主义者斗争之目标，多指向直接建立一个泛大陆性的统一“非洲合众国”或“非洲联邦”。民族主义运动不仅追求这块大陆之独立与解放，同时亦追求这块大陆之统一，这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现象。因而，对于这个阶段上的非洲一体化运动，其特色与模式、成效与影响，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第二个阶段，则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而延续迄今，非洲一体化进入多主题交织变奏和重叠的发展时期。泛非运动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促成了非洲大陆的独立与解放。但另一方面，它并未导致非洲的统一，反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促成了一系列全新的主权国家的涌现，非洲大陆由此进入了由那些在国际法上享有绝对主权的数十个现代主权国家林立的政治格局。这种情况在这块大陆以往之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非洲大陆自此逐渐分裂成数十个相互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在此之后，非洲一体化运动开始具有多重变奏、多层次推进的特点，一方面，具有泛非主义政治理想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依然执着地继续追求非洲大陆的一体化，他们依然试图要把正在分裂的非洲聚合成一个统一的“非洲合众国”或“非洲联邦”；另一方面，更多的非洲政治精英们开始面对非洲大陆已经分裂为一系列主权独立国家这一事实，开始提出在尊重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前提下重新去追求非洲大陆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将非洲的一体化运动转变为在各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平等交往、相互联合基础上的一体化，1963年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非洲一体化组织。在这个阶段上，非洲大陆的一体化开始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既有非洲大陆层面上的一体化（泛非一体化、非洲统一组织），也有次地区层面上的一体化（非洲次区域组织一体化），更有各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体化（主权国家内部一体化）。而这三个层面的一体化，又同时都包含着政治层面的一体化、经济层面的一体化、文化层面的一体化这样多重变奏、相互交织和制约的特点，因而非洲的一体化运动事实上具有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完成，要面对特别复杂的挑战。
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元首共同合影留念
在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上发言
非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有其内在基础，其相对容易在于非洲有追求一体化的某些天然优势。我们知道，地区一体化是指某个特定地域内多个主权国家间的一体化，是各个参与国在良好意愿下平等而互利的一种联系与整合。但是，如果地区内各国多为各有自己古老历史与独特传统、有根深蒂固之文化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国家，而各国在历史上又冲突不断、有太多的历史恩怨难以化解，那么，要在这些国家间来推进现代一体化进程就实为不易。同样，如果该区域内各国间在政治、经济方面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制度差异太大，要寻求一体化也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各种差异巨大的古老宗教信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传统信念纠缠于一处，往往是水火不容，形如冰炭，这一切都为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设置了不易超越的鸿沟。就此方面来说，非洲大陆是比较温和比较一致的。历史上的非洲在文化之差异、发展之先后、制度之分化方面，要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和大陆相对较小，非洲大陆存在着某种文化与文明的整体一致性特征，某种所谓的“非洲个性”、“黑人性”或“非洲精神”，它赋予这块大陆一种“大陆普世性”的精神文化特征。正如二十世纪初非洲民族主义者对非洲历史文化精神所作之阐释那样，非洲是一块有整体性的大陆，无论是自然地理结构，还是历史文明形态。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共同体是非洲的必然选择。
在前殖民地时代，较之欧亚大陆的各东西方世界，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总体上处在一种大体一致的由星星点点的部落酋长国或古代王国组成的文明发展水平上，民族宗教与国家制度尚在成长中，并未像东亚、南亚、中东那样，各种民族宗教和信仰体系已较为成熟完备，古老国家亦多自成一体、发展各异，而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感皆已根植于心，要让它们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适应他国，实非易事。但对于这些在殖民地时代以前尚处于部族社会阶段、自身的文化传统还没有完全系统化、固定化，且文化的历史积淀也较浅的非洲国家来说，寻求统一和一体化便有某种便利之处，有了某种一切可从头开始的可塑性。
近代以后，非洲大陆卷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殖民体系，在持泛非主义理念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眼里，非洲大陆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西方奴役掠夺的对象的，单个的非洲民族与国家不可能摆脱这种命运，非洲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非洲唯有联合起来，才有光明之未来。而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大陆逐渐获得独立、形成一系列主权国家后，这些新生的非洲国家、这些“非洲兄弟”，就像一群“年轻人”，相互间并无太多的往日恩怨，而只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它们可以更轻松地走到一起来，共同奋斗并追求统一，似乎就成了自然的选择。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非洲大陆一直在努力寻求自己的共同属性并为实现非洲大陆的统一而奋斗。尽管内部有巨大的差别，但大多数情况下，非洲在全球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也经常被外界当作一个统一的单位来对待、认知和交往。
而非洲大陆追求一体化之难，则在于非洲又存在着众多实施一体化的障碍，存在着另一类先天不足。首先，非洲大陆进入现代世界之时，极低的文明发展水平以及极不发达的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条件，是从根本上制约非洲走向一体化的一个长久性障碍。也就是说，较之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大陆更为缺乏现代一体化进程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我们知道，当代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地区一体化运动，本质上起因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需要，起因于地区内各主体间经济、贸易、科技与社会联系加强所产生的交往与互利需要。因而，地区一体化一般都是在该区域进入现代经济成长阶段以后才会出现的现象，它必须有一种来自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内源性与自发性力量之推动。地区内各国经济成长与贸易繁荣为地区内各国家间的利益共享，为地区内各国之相互依赖、市场一体化、利益共同体之成长，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各国皆可通过参与一体化而获利，即便利益获得之大小在各国间有所不平衡，但一个越来越大的“蛋糕”使得一体化的空间余地增大，化解地区内各国间矛盾的条件与能力也逐渐增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欧洲一体化进程，八九十年代之东盟一体化进程，大体上获得了此种属性。地区一体化总应该是在不损害各参与主体国的前提下，经一体化进程而使各方利益皆得以扩大增长，才会有持久的动力与基础。但如果一体化是在一个极低的经济水平上来追寻，在一个经济与社会更多地尚处于传统形态下而以人为之力来追求，则可能缺乏持久之动力而难以为继。不幸的是，非洲大陆之一体化运动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这一根本性困局。
应该说，古代世界之非洲，并不全然落后于世。上古之埃及帝国、努比亚王国，中古之斯瓦希里僧祗城邦，皆处当时世界文明之前列，但那既是遥远之往事，也只出现在这块大陆的局部地区，相对于亚欧世界，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历史上文明所达到的水平是相当低的。在各大区域文明孤立存在的过往时代，这种区域文明发展的差距实际上并无什么历史的意义，无所谓好与不好。但是，当全球化进程把非洲大陆卷入外部世界后，每个非洲人都程度不等地开始必须与他人、他族往来，甚至按照所谓他人、他族（自然是那些“先进者”、“发达者”）定下的规则来“竞争性的生活”。这时，这种文明发展的差距就有了某种无处不在的影响与后果，它会作为一种根本性或结构性的因素，而从总体上制约与影响着二十世纪非洲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二十世纪，非洲大陆对一体化目标之追寻自然也受这一结构性历史因素的制约，它不能摆脱历史这“大地的引力”。较低的文明发展水平使当代非洲在世界格局中所拥有的空间太小，地位太不利，经济的长期落后甚至衰退使得在非洲大陆要推行一体化进程，在某种情形下就犹如每个人要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饱腹之粟拿出来与他人共食之，其基础自然是很脆弱的。这也是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长期难以取得重大成效的重要原因。
其次，地区一体化在其开始阶段，往往需在地区内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充当核心推动力量，如欧洲之德国与法国、东亚之东盟、日本或中国，南亚之印度之类，尽管非洲大陆有数十个国家，却缺乏真正得以承担整个大陆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大国，某些力量较强者如尼日利亚、埃及、南非也仅能在非洲的次区域内发挥领导之角色。
毛泽东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国父、首任总统尼雷尔
近代以后，由于非洲被西方各列强所瓜分，各殖民宗主国之外部影响在非洲独立后长期存在，非洲年轻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各有依附之主，形成利益的外部拉动格局，这就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对非洲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外部大国利诱下，非洲很容易发生分化而各事其主，各为原宗主国利益充当代理人，引发非洲大陆不断发生“代理人战争”。冷战时期，大国对峙与东西方意识形态纷争，更加深了非洲国家间的矛盾与隔阂。此外，非洲数十个国家大小不等，国力不一，小国、弱国因担心在一体化进程中被区域内大国强国支配而往往也心存疑惑，对一体化或半推半就，或走一步看两步。我们知道，非洲大陆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自然地理单位，从文化形态上看，其整体性特点是十分突出的。这里所谓的“非洲文化的外部相似性”，是指若把非洲文化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化与外部世界其他大陆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非洲文化具有一些明显的共同属性、一些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又为非洲各地区、各部族共有的特征。许多非洲民族主义者也曾这样来理解非洲文化之“大陆性”特征。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非洲著名学者、诗人、哲学家和民族主义领袖那里，非洲大陆在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或共通性曾被以不同的概念和方式通而称之。有的将其称为“非洲个性”，有的称之为“非洲传统精神”，也有的称之“黑人性”。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曾这样概括非洲黑人文化的个性精神：（1）非洲人与大自然最真实、最紧密接近的生存方式及对大自然的依存情感；（2）非洲人心灵中对宇宙统一的神秘直觉把握及象征性的思维方式；（3）精灵世界与祖先神祗的真实存在与无时不见的影响；（4）生命中强烈的热情、冲动与节奏；（5）个人对于血缘共同体和村社互助传统的持久心理认同与归宿；（6）与这一切相依存的非洲人那种明显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的宗教、语言、舞蹈、音乐、雕刻、生活方式等等。它们构成了非洲人存在于世界的独特方式，是非洲人对世界及自己与世界关系的独特的把握方式。
近代以来，许多非洲民族主义者都曾经普遍地从文化上把整个非洲看作是一个整体、一种文化体系与文化形态。这些共同文化特征或文化属性的存在或形成，来自于非洲文化在种族渊源上以尼格罗黑色人种为主体，在生存空间上共处于热带大陆这一与外界半隔绝的同一环境之中，非洲大陆在地理结构与环境生态等方面又具有某种较为突出的整体性与一致性特点，而古代历史与近代遭遇又颇有相同之处。这种共同的种族、生存环境、历史文化进程的作用，使得非洲文化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化形成了许多共有的特征与属性、许多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与一致性。对于那些对非洲文化缺乏真正深入了解与直观体会的外部世界的人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块大陆的文化，至少是黑人世界的文化，在整个大陆从南到北、自东而西都是一样的。除非你有十分专深之研究与接触，否则对于非洲各地的文化，诸如它的音乐舞蹈、它的节奏动感、它的黑色肤色，你并不能细辫其异，而只能以“非洲”二字统称之。
正是这种非洲文化的“外部一致性或共同属性”，从心灵认知或情感纽带上为泛非运动和非洲一体化提供了某种现实的或想象上的合理性基础。也是因为这些文化上的内在联系性与整体性，提供了非洲大陆追求统一和一体化的可能性与现实基础，使我们可以且也有必要将非洲大陆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来进行把握，来探究非洲大陆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受这种文化整体性特征的影响，与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都具有南北关系不同，今日的非洲大陆是一块全是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大陆，其54个国家都面临着谋求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的发展任务。发展问题是这块大陆所有问题的纽结、焦点与源头，这也赋予了非洲大陆另一种共同的整体性特征。
然而，非洲文化还有另外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它内部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所谓非洲文化的内部多样性与异质性，是说如果我们不是把非洲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作比较，不从外部角度看，而是从非洲内部各地区、各民族、各部族间相互比较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非洲文化内部的异质性、差异性、多样性状态，非洲各地区各部族文化发展进程的不同步性和多流向发展状态，以及它们的相互分割和封闭，又是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些非洲知识分子和学者又把非洲文化的这种差异与特性，称为非洲文化的“部族性”或“部落性”。一个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可能会很激动而自豪地告诉你，他们的文化与其北边的豪萨人、东边的伊格博人的文化是绝不一样的，你不能把我们混为一谈。在那外部世界的人看来全然一样的非洲面具与木雕艺术，在非洲人自己的世界里，却是完全不同，每一个部族的面具木雕都是独一无二、绝无雷同的。在非洲大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历史上各地区的相互封闭与隔离也是十分严重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已不能像看待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那样也把非洲文化当成一个内部有紧密联系的有机体来看待。如果我们能用“多元而一体”或“多元而一统”来形容中华文化之结构形态的话，那么我们用“相似却少联系”、“同一而缺整合”来比喻非洲大陆前现代时期历史文化的结构性特征，或许是比较恰当的。
非洲文化之所以有明显的内部异质性与差异性，一是因为所谓的非洲文化其实是包括了如此广袤巨大的空间范围，其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组织结构本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二是因为历史上非洲各地区间的文化交往联系十分有限，文化一体化程度低，封闭隔绝强化了非洲文化的分割破碎局面，各地区间、各部族间文化发展的相互影响较小，相互依存联系十分有限。三是非洲大陆尽管在文化的外部特征上似乎十分相似，然而，非洲大陆内部历史上从来不曾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持续有效的政治共同体和统一帝国结构，也不曾有过将整个非洲大陆各地区、各民族紧密联系沟通起来的交往力量，比如某种统一的宗教力量、语言体系、文字纽带等等。这块大陆是如此之巨大，拥有无边无际的沙漠戈壁、茫茫热带森林、数千公里的大裂谷，加之更有种种致命的流行病菌、猛兽威逼人类生存，历史上的人类不可能跨越如此巨大的障碍而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建立起统一而紧密的文化联系，而只能在某个次区域内，诸如西非苏丹地区、北非地区、东非沿海地区等等，在某个相对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建立文化与文明的共同体。如果我们与世界其他一些文化相比较，就可以看到：非洲历史上既不像欧洲那样存在过一个统一的宗教，也不曾像阿拉伯世界那样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如阿拉伯语，同时，也不曾有过如中国那样的统一而又持续性的政治实体、高度集权的国家形态。非洲历史上不曾出现某种具有大陆性规模的主体文化或核心文化来产生足够强大的文化整合力，把众多部族融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或形成虽有差异但相互存在紧密联系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相反，非洲大陆文化发展的基本状态，是它被分割成众多文化上相似或相近但又相互封闭的文化单位，即许多具有文化相似特征的拼盘式文化相互分割平行发展。近代以前，非洲有世界上最为复杂、最为分化的语言结构和部族结构，它至少有上千种独立语言和大约800－1000个部族，所谓的“非洲文明”实际上是由约800－1000个独立的社会共同体或文化单位并列构成的。
对于非洲大陆要追求的一体化目标来说，因为存在文化上特征上的外部相似性，文化或许成了一体化之积极因素，但又因存在文化特征上的内部异质性或差异性，文化则又可能成为其一体化之消极障碍。这是非洲文化结构中一个看似矛盾却具有根本性影响的现象，也是非洲一体化进程中面对的一种特殊境地。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一方面非洲的统一运动要比世界其他大陆开展得更早、更引人注目。但另一方面，当代非洲大陆的一体化运动的推进又十分不易，迄今依然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国家还是区域：非洲一体化多重使命之折冲变奏
自二十世纪初叶“泛非主义”运动兴起后，非洲的统一一直被非洲民族主义者视为非洲得以复兴与强盛的基础工具。但二十世纪非洲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并未如泛非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非洲联邦或非洲合众国，而是分立成为数十个年轻的主权国家，就如同中世纪后期的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基督教之欧洲分裂为几十个民族国家一样，王权的强化与主权国家的构建便成了那以后二三百年欧洲历史的主线与核心。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系列年轻的非洲国家独立以后，虽然多数年轻的非洲国家建立了现代形态的共和政体，不少国家甚至还有西式的现代议会与竞争性多党制，但作为人为创制出来的新生国家，所有这些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加强国家内部一体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作为现代国家，宣布独立建国的这些非洲国家，也有中央政府，有首都，有省、州、市、县、乡这样的机构，可许多时候，甚至直到今日，在许多非洲国家，好像离开了首都，就见不到统一的基层官僚体制的强势存在，找不到全国统一的政府基层政权的明显痕迹了。比如在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通过“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设立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随后又通过“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确立国家思想文化统一体系等一系列举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政治与文化制度就已经基本确立起来。这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的国家制度两千多年来虽有因有革，却是一以贯之甚而影响至今。而在前殖民地时代的非洲大陆，除个别历史悠久的古代国家，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外，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进程尚未达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统一国家发展阶段，而是广为分布着星星点点般的部族部落政治共同体，或一些规模较小、结构松散且体制功能发育程度低的古代酋长王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稳定存在所必经的一些历史阶段和一些必备的前提条件，比如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内市场网络和经济生活纽带之初成，国内各民族虽然差异很大但却已经有过聚合在一个统一政治实体内长期共处的生活经历和习惯，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份赋予凝聚整合力的经由以往漫长历史而积淀下来的国民文化遗产以及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感，民众对政府权威及合法性的认可拥戴等等，这一切在前殖民地时代的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尚未获得足够的发展。
因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家一体化成了新的追求目标。对于这些刚刚诞生的非洲国家来说，实现非洲大陆的一体化与统一虽然美好而值得向往，但对于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了数十个国家的非洲大陆来说，它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目标，当时要解决的则是年轻国家内部的一体化问题，是年轻国家如何获得内在凝聚力而得以持久生存的问题。如何消除各个年轻国家内部严重的封闭与分割、对抗与冲突，使国家获得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与文化纽带，逐渐成为六十年代后非洲一体化的新主题。
殖民统治遗产造成的族群矛盾与分裂倾向，是独立后非洲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在殖民地时期，各殖民地内部的经济联系、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都很微弱或尚未真正起步。殖民地内那众多的部族集团远未把殖民地认同为一个大家共有政治机体，只是因为有一个外加的共同殖民当局，才把那些互不统属的土著部族撮合为一个准政治实体。非殖民地化相继完成后，非洲大陆最终以各个殖民地原有框架为基础创立了数十个新兴的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西方人留下的殖民地遗产本身问题诸多，远不足以作为新国家稳固存在的基础。加之，当年西方人为便于统治，大多实施所谓的“分而治之”政策，以一个部族压制另一个部族，甚至还故意在各土著间制造一种普遍的隔膜、矛盾和不信任感，也给当地留下许多导致今后发生冲突分离的隐患。
创造国家与民族的新文化并在文化领域实现新兴国家和整个非洲的一体化，也是当代非洲一体化必须努力去追求的目标。非洲大陆虽然也有古老的文明历史进程，有传承久远的古代文化，古代埃及、努比亚、埃塞俄比亚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但总体上看，较之于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非洲大陆当代的这五十多个国家都十分年轻，立国不久，文化根基与历史记载多有先天之不足与后天之缺失。从历史的连续性角度看，当代多数非洲国家并没有自己上下数千年的统一的连续性历史，缺乏统一的国家制度、文化、文字、观念的内在延续与传承。今日非洲国家的过往历史，往往是某些区域内一些分散的文明、文化、部族国家的平行性松散性存在。一方面，许多非洲国家和民族在前殖民地时代都还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缺乏记载本国本族历史的书写传统，过往历史的记载主要靠口头语言的“口耳相传”或“口传心授”。另一方面，近代以后，由于黑奴贸易的摧残，许多非洲国家与古老民族的口头语言文化被瓦解中断，国家与民族的过往历史消失在了欧洲征服掠夺的战争硝烟之中。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因为有深厚文字文献传统，历史典籍浩如烟海，现代人可以通过“整理国故”、“重读经典”来接上历史的命脉，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的连续性。而在非洲大陆，许多国家和民族因为缺乏文字文献来记载过往历史，独立后要重建自己的过往历史，要重写自己的“国史”，形成自己的“国学”，要在这新的政治版图范围内建构起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并用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来创立国家、塑造民族，是何其不易、何其复杂，必有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这是当代非洲国家政治演进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我们理解当代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为何曲折艰难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今日非洲国家发展之艰辛曲折，今日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之困惑迷茫，往往与非洲各国历史家园的失落和文化身份的混乱有关。国家历史记载之残缺不全、国民文化身份之认同混乱，足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心灵上依附从属于他国他族，更难以聚合成命运共担、前途共享的国家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说，今日非洲欲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去摆脱困境，去实现国泰民安的发展目标，就必须从本国历史文化之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开始。
事实证明，在今日非洲，国家一体化是区域或大陆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唯有国家是统一的，政府不仅是有意愿而且有行动能力，区域间一体化才有推动的政治基础与社会经济资源。而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其内部一体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一体化，这一切在非洲大陆却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现代进程。观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洲大陆各国步履蹒跚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说，当代许多非洲国家之所以历经曲折与磨难，实与各国之一体化历史积累相对较浅、国家统一精神与民族文化向心力相对较弱，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国政府推进一体化的行动能力十分弱小，都有着莫大的关联。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的统一构建与主权一体化进程、新生国家的文化建构与国家认同，才在独立后的当代非洲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这个时候，非洲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来说已经进入到新兴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阶段，各个年轻主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成为各自关注的焦点，非洲国家关注的重点已逐渐由对外转向了对内，由反对外部的殖民主义统治转向了各国内部自身的政治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问题。这个时候，泛非主义的非洲统一与一体化运动、与非洲各个国家内部的主权构建与民族一体化运动，有可能不完全同步，甚至发生冲突矛盾。对于各个新兴的国家来说，它首先关心的是国家统一权威的建立和政府行动能力的建设，关心的是在一国内部的国家认同感的增长、赋予凝聚力的国民文化体系的建设与国家意识的培养。非洲国家的新领导人更希望在本国内树立起绝对的统治权威，成为国家主权的绝对行使者与象征者，因而对非洲大陆的统一运动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在追求非洲统一的框架下，新兴国家的主权和政治权威可能被放置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上，这是那些刚刚成为新生国家领导人的非洲政治家们不一定期望的。所以，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就将自身功能限定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而把成员国的主权独立与不得干涉内政确立为基本原则，对于殖民地时期不合理的边界也主张全面继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些年轻国家内部的统一与一体化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后来的发展证明，“泛非性”与“国家性”两者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找到了共存与互动的基础，泛非主义追求非洲统一的理想并未过时，但它随着非洲大陆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非洲统一的理想开始寻求新的路径与基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泛非主义开始转向以非洲数十个主权国家之一体化进程为基础的泛非主义，非洲统一理想转化成为在数十个非洲国家联合基础上的统一。泛非主义不是要取消非洲各个新兴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而是成为非洲各主权国家维护其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工具。非洲只有统一团结，单个的非洲国家才能生存与发展，这成为非洲的一个基本共识。于是，非洲大陆的一体化与统一运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了新的目标与任务，即为各个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外部条件，为那些弱小的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为那些弱小的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些非洲国家是这样的贫穷弱小，在那样西方国家和世界富国眼里，我们可能无足轻重，然而“它们可能不需要我们的某一个，但它们不能不与整个非洲打交道”，非洲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它在世界上才有位置。
我们知道，当代非洲数十国多由西方殖民地演变而来，各有其先天之缺陷与不足。只因当年欧洲人瓜分非洲时，皆依列强之私而强行分割，于殖民地边界之划定草率而武断，结果造成后来非洲大陆分立为五十多个国家之支离破碎政治格局，国家数目之多几为美洲大陆之一倍。许多非洲国家地处地广人稀的内陆深处或沙漠世界，有的则地小人寡，资源贫乏单一，在经济上几乎没有生存自立之条件。单一的非洲国家多是弱小的，难以自立于世。但是，非洲作为一个大陆、一个整体，却又是富有的、有力量的，也是为世界所需的。世界可能不需要某一个非洲国家，但不能不需要整个非洲大陆，世界可能不需要非洲的某一种产品，但却不能不需要非洲大陆的所有产品。也就是说，非洲联合起来便可以站立在世界面前。这正是泛非主义和非洲一体化进程继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
非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虽有种种之合理性与必要性，但若真正推行起来，却非易事，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地区一体化乃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它总体上起因于该地区现代经济之成长所引起的区域内经济贸易交往扩大的现实，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而非政治行为。不过，历史总是可以由人去创造的，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也往往会交织缠绕而互为动力，或由政治行为来拉动经济行为。作为地区内各主权国家间的一体化进程，地区一体化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在其起步之始，确实离不开主权国家在政治层面上之努力，离不开各国政府政治意愿之达成与外部推力，甚或它必须在各国政府之主导下方才得以有实质性进程。因而，从形式上看，地区一体化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国际政治领域的行为，政府于其间起着核心与动力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不过是经济活动超出一国之范围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展开时不得不带上的政治色彩，真正使地区一体化得以持久推进并获得实质性成效的地区一体化运动，本质上还是一种地区间各国现代经济成长和各国间经济贸易关系日益紧密的衍生结果，各国政府于其中不过是一个助推手、一个搭台者。若一地区各国之现代经济长期停滞衰退，或地区内各国之经济制度多为权力控制下之政治化经济，各国经济之市场化、国际化、市民化等现代性因素成长不足，地区内各国间之经济自由往来程度或贸易依存度很低，则该地区之一体化进程终还是难得顺利推进和向纵深发展，即便它获得了怎样的来自政治层面的推力，各国之政治家们如何努力，也往往会离理想目标遥遥无期。
因此，起因于社会内在力量推动的经济贸易领域的一体化，实要比起因于政府力量推动的政治外交领域的一体化更有稳定性和发展前景。较之于更多的是起因于二战后西欧地区各国市场经济日趋完备、区域经济体逐渐形成而出现的当代欧洲之一体化进程，当代非洲大陆的一体化更多的是起因于早年之民族解放运动或反殖民主义的政治需求，它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因素，而其内在的区域经济之推动力长期滞后，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当代非洲大陆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洲始终未能作为一个在经济上有内在紧密关联性和利益共享性的大陆而出现，非洲经济实际上具有严重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与内部分割性，非洲国家内部的横向联系微弱而有限，但每一个非洲国家又都与外部世界某个较发达国家或地区形成特殊的经济依存关系，或者是原殖民宗主国，或者是当代世界某个对非洲农矿资源、市场有巨大需求的大国。因而，非洲各国经济之形态总是外拉而非是内联的，是外部单向发散而非内部网状互动的。长期以来，在非洲大陆内部，各个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与交往，包括非洲国家间的国际分工合作、市场网络结构、物流人流体系的发育程度，一直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应该说，非洲长期处于这种局面并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要改变必得有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毕竟，现代经济成长与区域经济形成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二战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长也还是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在以往年代非洲地区一体化运动中，人们时常过于相信政府的意愿与力量，把它看成是那些政治家们长袖善舞、纵横捭阖之国际政治舞台。过去数十年间，在每届非洲统一组织或非洲联盟峰会上，聚集着来自这个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中的风云人物、杰出领导人也曾一次次地就非洲大陆的一体化、非洲统一之理想而激情宣示，展示宏图。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后数十年间，也曾通过了许多周密翔实之宣言、协议，或种种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任务指南。但是，我们回头梳理一下，取得理想成效和实质结果的却实为不多。之所以如此，它与非洲现代经济成长不足、地区内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度低这一根本性的历史发展阶段尚未超越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状况，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主导下的苏东国家政治性经济组织“经互会”有某种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当非洲大陆在八十年代后经济日益陷入困境时，非洲一体化也就面临着根本性的危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非洲一体化之研究与理解，对于它数十年之成败得失的评价，也需要适当地转换视角，由过去更多地从政治层面、外交层面的宏观关注，移向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更多地把它由一个国际政治的话题转向一个国际经济的话题。
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帕卡访问非洲研究院
事实上，近些年来，参与地区一体化的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从经济来推进非洲大陆一体化的特殊意义。非洲联盟的成立及随后提出的“非洲复兴计划”，较之它所取代之非洲统一组织及其纲领，在这方面的进展正是它的希望所在。近年来，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前行，成为非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之一。2013年10月28－30日，由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共同主办的第八届非洲经济会议上，“非洲区域一体化”成为会议主题，会议具体讨论了推进与落实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具体举措和议题，包括实现非洲一体化的领导机制、一体化面临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阻碍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因素等，这表明非洲国家日益意识到经济一体化重要意义，而且举措更具体，目标更明确。它代表了非洲一体化发展的新方向，也为之提供了新的动力。长远来看，未来的非洲仍可能积极地探索发展起一种包容了整个非洲大陆所有国家在内的某种具有大陆性质的经济政治共同体组织，特别是考虑未来全球化、信息化和交通通讯领域的革命。这样一种大陆性一体化的发展设想，是符合非洲历史文化特点和经济社会的统一性要求，符合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更积极有效的发展合作关系的要求。其次是非洲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人们既有的知识框架与想象力，我们必须拓展新的知识视野与理论想象空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非洲大陆快速卷入世界现代性进程而成为其中的一个从属性、依附性角色，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交织互动推进非洲大陆以一种其他地区不曾有过的巨大的历史跨越性进入现代主权国家发展进程，在传统部族社会极其封闭的基础上直接来追求整个大陆的一体化发展目标。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历史变动，其中有多重历史命题的交织重叠，各种前现代的、传统的、现代的发展诉求既互为动力又互为阻力，压缩重叠，折冲变奏，跌宕起伏，呈现出极复杂的历史画面。我们要理解这些复杂的问题，自不能照搬任何外部的现成理论与解释模型，这既需要更扎实、更具体、更深入的田野观察与实证研究，也需要更多的历史想象力和理论创新勇气。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机会不会比已经在非洲研究领域先行了一百多年的西方人少。在我们看来，从非洲一体化研究的层面上看，它在过去百年所呈现出的前现代的一体化诉求、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目标复杂交织的一体化诉求，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它与世界其他地区将展开的新的大规模发展合作，将赋予未来非洲大陆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某种特殊的宽广的想象与创造空间。在这方面，可以期待非洲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同时属于世界的新的历史。
再次是非洲问题研究中的史与论、事与理之如何结合互动的问题。中国古人求学问知，讲求“博学而慎思”，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说，治史研经，需有“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之心胸志意，有“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之飘逸神思。这些观点，都是主张治学者之才情志意，当开阔高远，慎思明辨。同时，中国古人求学问知，重视时空结合的综合思维，讲求“事理”与“史论”之融通结合，即先明事，后说理，以事求理，理由事出，论从史出，而不是只作抽象概念的演绎，从一个概念推演出另一个概念。研究者必得深入实践，观察世界而后解释世界。我们只有深入非洲，置身于非洲生活场景与环境的实地中，入乡随俗，因时而变，才能真切地感受非洲、理解非洲、把握非洲。这是我们今日研究非洲问题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2017年中非减贫发展高端对话会暨中非智库论坛第六届会议在非盟总部召开，会议由刘鸿武教授主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非盟主席法基发表演讲
最后是研究中的中国立场与世界视野之如何平衡问题。今天，随着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国学者已经有机会以自己的眼光来重新认知非洲，这使得中国学者有可能超越西方主导的非洲认知框架与传统，从一个更开阔与多元的视野上来重新认知非洲文明的价值与意义。这种认知与理解，自然不是重新建构一个纯粹是中国视界下的“中国的非洲”，将非洲做中国式的图解与重建，也不仅出于猎奇心理将非洲做夸张扭曲的渲染，而是既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独特眼光，更需要从开阔多元的全球史背景上来重新认知非洲。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和借鉴外部世界对非洲的相互认知与感受，尊重、借鉴、汲取西方学者过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但同时也无须简单地跟在西方的后面，如鹦鹉学说他人言语。鉴于此，本文努力从中国学者的视野上，突出对非洲文明与社会形态的深度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非洲研究，随着中国与非洲文明相互认识、现实发展深度合作的推进，中国学者越来越有可能也应该在有关非洲文明、社会形态、发展道路的一些重大、基础、理论命题上，提出一些更深层次、更核心、更具原创意义的观点、思想与理念，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是中国非洲研究或中国的非洲学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本着建构有中国精神气度的非洲学的目标，中国的非洲研究应有更开阔之视野，有更多元之眼界，并在与非洲学者、西方学者的多维互动、多边对话的过程中，寻求人类之共同理想与普遍情感，努力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史大视野上，对传统文明遗产的现代重建、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及东西南北不同文明之平等对话与交流等这样一些更为一般性、基础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出中国学者的探索与思考。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杨惠，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南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
来源：“流观非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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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IASZNU）是在教育部、外交部支持下于2007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与国家对非事务智库，成为国内首个拥有非洲研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术机构，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教育部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单位”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中方智库、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单位、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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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in 2007,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nd substantive African Research Institute based in China’s universities. In the decade since its founding, the Institute has remained focused on both producing influential academic output, as well as cultivating scholars in African Studies from both China and Africa, gaining reputation as a highly influential academic institu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onset of its second decade,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intends to move towards a more regionalized, nationalized, distinctive and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direction in its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e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young and upcoming scholars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provide them with the necessary support.
Qui sommes-nous
L’IASZNU a été fondée en Septembre 2007 sous les auspices du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MOE) et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FA). Parmi les Universités chinoises, c’est le premier Institut complet créé spécialement pour les études africaines. Après plus de 10 années de développement, l’IASZNU est devenue un Institut d’études et un Think Tanks très influent sur les affaires africaines en Chine qui possède un « Savant du Chang Jiang » des études africaines. Il est le Think Tanks chinois sur le « Plan Think Tanks du Partenariat Chine-Afrique 10 + 10 » et un des établissements guides sur le « Plan de Recherche Conjointe et d’Echange Chine-Afrique »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l est sélectionn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pour « La Coopération Universitaire Chine-Afrique 20+20 », en tant que base principale pour des études du continent et des études spécifiques de pays. Il est également sélectionné par la Province du Zhejiang comme le Centre d’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2011, la base de recherche de la Philosophie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 dans la province de Zhejiang. L’IASZNU a été classé parmi les meilleurs Think Tanks (affiliés à une Université) au monde pendant deux années consécutives, en 2016 et en 2017, par le Global Think Tanks Index publié annuellement par la Pennsylvanie Université. En 2018, l’Institut a été classé comme l’un des meilleurs Think Tanks affilié à une université en Chine avec le classement A + du système de classement chinois (CT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