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雪梅：对阿富汗政治转折的几点观察和思考 | 简报#115
对阿富汗政治转折的几点观察和思考
钱雪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2021年8月15日，随着总统加尼出逃，塔利班进入喀布尔，阿富汗政局发生剧烈变动，其政治发展面临新的历史转折。
阿富汗“变天”让外部所有观察者都深感意外。时下媒体通行的描述是：加尼辞职，和平移交权力。这类表述含有演绎和推理成分。截至8月18日，加尼还没有正式辞职，也没有履行“和平移交权力”的程序。阿富汗政局实际发生的变化主要有四点：
第一，加尼总统直接出走，没有做任何政治安排。他离国后，全国和解高级委员会（HCNR）主席阿卜杜拉（2014—2019年间任政府行政首长）才发表声明说，“加尼作为总统已经变成过去式”。
第二，塔利班和平进入喀布尔并宣布“结束战争”，以“不流血政变”的形式结束了它长约20年的暴力反叛。
第三，阿富汗进入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新政府尚未建立，旧政府已停止运转。国家没有主政者，前总统卡尔扎伊、前行政首长阿卜杜拉、前抗苏军阀希克马蒂亚尔三人组成协调委员会，负责接洽各方，准备“和平移交权力”事宜。
第四，自8月15日以来，塔利班军队、外国军队、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在喀布尔和平共存，相互间没有发生冲突。
上述前三点在阿富汗历史上均有先例。前塔利班政权领导人在2001年年底弃城而逃。无政府状态是1992年4月到1996年9月间阿富汗政局的突出特征。不过当时尚有名义上的政府存在，但由于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有名无实。不流血的政变在1973年也曾发生过。此次的不同在于，塔利班经历了长期武装斗争。最近媒体纷纷哀叹阿富汗国民军之“溃败”。其实，“溃败”一词不够准确。国民军近两周几乎放弃了抵抗，主要原因在于：（1）塔利班自去年与美国达成协定后，加强了攻势，且屡战屡胜。今年美国的撤军决定，进一步削弱了阿国民军的斗志，导致士气大挫。（2）军队最高总指挥（即总统加尼）意志不坚定，态度不明确。他既不积极和谈，也不认真应战，没有总体战略部署，更没有给地方民兵和社区武装力量提供必要支持，30万国民军遂成一盘散沙，地方武装也有名无实。（3）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十多年来不断向政府和军队渗透，成绩斐然。今年4月中旬美国拜登总统宣布撤军计划以后，塔利班立即软硬兼施，“招安”驻防各地的国民军，与多地高级军官达成收编或解散协议。
上述第四点对阿富汗而言是新现象。它表明美国已经失去了在阿富汗的战争意志。但是，撤离是美国的战略抉择，是为了摆脱阿富汗战争泥潭，也是为了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真正完成从以反恐为中心到以大国竞争为中心的战略转变。撤军不等于离开、更不等于放弃阿富汗。拜登在8月16日的讲话中表示，将“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将继续“用外交、国际影响力和人道主义援助来引领（世界），将继续推动地区外交，致力于防止暴力和不稳定。将继续为阿富汗人和世界各地民众的基本人权大声疾呼”。他还强调，人权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而非边缘；但美国将不再通过无限制的军事行动来完成，而是通过外交、经济手段，由此把世界“团结起来”。
塔利班正在筹建新政权，阿富汗政治将迎来转折。转折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战争转为和平，二是改变政治发展的方向。目前来看，其政治制度的变更已成定局，但能否实现和平则还不确定。
和平的不确定性至少有三点。首先，塔利班宣布结束的战争只是它自己的“反叛”战争。塔利班无疑是20年来阿富汗政局中最大的反叛者，但它却不是唯一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P）、跨国武装分子等其他力量也参与了战争。塔利班的“战争终结令”对他们不一定有效。至少，曾与塔利班多次激战的ISKP不大可能立即听它指挥。塔利班内部各派的分歧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其次，在高级政治层面决定战与和的关键变数是，塔利班近期能否与其他政治力量实现和解，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分权协定。否则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推动反塔力量联合（即北方联盟）作战。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与塔吉克人（阿富汗第二大民族）达成谅解。当前不和谐音符已经出现。8月17日晚，塔吉克族政治精英、加尼政府的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突然宣布自己为“代理总统”（acting president）。此举完全符合2004年宪法规定。但塔利班根本不承认该宪法。萨利赫还同时表示，将“决不向塔利班恐怖分子低头”，“决不背叛”北方联盟灵魂人物、抗苏英雄阿赫迈德·马苏德。这等于向塔利班宣战，而且公开动员塔吉克人的民族感情。截至8月18日，马苏德的儿子小马苏德一直踞守着潘杰希尔地区。如果阿卜杜拉参与谈判失败，不排除出现新北方联盟的可能。最后，在草根层面，40多年的战乱导致大量武器弹药散落民间，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偶发事件也可能引爆为成规模的冲突和动荡。
目前来看，未来阿富汗政治发展进程肯定会转向。塔利班不会继承现行的美式政治制度，也会逆转小布什总统在其任内启动的对阿富汗的西式民主改造。大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美国在阿富汗是失败的。由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塔利班会独自掌权吗？笔者认为大概率不会，至少近期建立的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会有一定代表性或包容性，但塔利班必定占据主导地位。迫于国际压力，同时为免直接引发内战，它会同意与其他力量分权。但可以预计，阿卜杜拉在新政府中的权力会小于加尼政府时期（2014—2021年），不大可能再占政府约一半部长的职位。
第二，塔利班主政是否会把阿富汗带回20世纪90年代末的“黑暗境地”？笔者认为大概率不会，但其社会治理将会比2002—2021年间更严格和保守。塔利班不会简单重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联合政府中其他力量的牵制作用，国际社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塑造和“规训”的作用（比如通过“承认”、援助等来规范/换取塔利班的承诺和克制）。其二，阿富汗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阿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出生于21世纪，已经习惯了社会和政治自由，这与1996年的境况完全不同。塔利班可以凭借武力改变政治制度，但不能用武力改变国民的思想和心灵。而且它会汲取上一次执政的教训。其三，今天的塔利班与25年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具体如下表所示：
阿富汗变局引发热议。有人担心塔利班上台会增加邻国和地区安全风险，主要理由是：塔利班是“宗教狂热”和“恐怖主义组织”，与跨国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网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从事毒品走私等等。对此笔者认为：
第一，阿富汗政局稳定是打击毒品走私、防治跨国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的必要前提。长年战乱是阿富汗变成毒品生产基地、跨国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想藏身地的重要原因。只有阿富汗恢复正常的政治法律秩序，才有可能就相关问题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国际社会应尽力帮助阿富汗恢复秩序、维持和平。
第二，塔利班是否真正愿意打击跨国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表面看它的实践有两面性。比如它曾不计成本地保护本·拉登，也曾不惜代价多次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P）交战。但这背后塔利班其实有着一贯的标准，即对方是否服从它的权威和领导。“基地”组织两代领导人都宣誓效忠于塔利班埃米尔，ISKP却试图与塔利班争夺资源。塔利班在20世纪90年代末没有专门约束跨国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力量的机制，这是“9·11”悲剧得以发生的条件之一。现在，既然它已公开正式承诺不允许任何力量利用阿富汗领土危及相关国家安全，那么，相关国家应该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塔利班建立专门的制度，确保兑现承诺；还可考虑与之订立专门的安全合作和引渡协定，以免当年美国的困窘。
第三，阿富汗塔利班不是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政府从未把它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塔利班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某些政策的确不符合公认的文明标准和国际规范，但那主要是其第一代领导人的学识和价值取向的产物。塔利班近些年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其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能把它标签化，不能不加区别地接受西方政府和媒体建构的塔利班负面形象，不能把它预设为威胁或敌人。西方宣扬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某种程度上与冷战时期西方宣传的“共产主义恐惧症”是相似的。
塔利班即将成为我国邻国阿富汗的主政者，它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只要它不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就不会影响我国与之和平相处。普什图人极其重视荣誉和平等。在与塔利班打交道时要给予充分尊重，只要他们尊重我国的核心权益，就应当真正把他们当作平等伙伴来对待。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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