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嘎岁月

王世英

作者当年在草原上的飒爽英姿

初到草原

1968年8月7日是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那是我们这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告别亲人，离开北京的时刻，含着眼泪的父母，哽咽不语的儿女，月台上一片依依离情。望着父母慈祥又感伤的面容，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火车奔驰了近二十个小时，在一个叫赛汉塔拉的地方卸下了我们，汽笛“呜呜”鸣叫着继续前行，望着远去的火车，我的心是如此空荡。

内蒙古的第一顿饭在车站不远的饭馆，那一股羊膻味儿呛得我几乎晕过去，这不是心理的抵触，而是生理的障碍，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吃羊肉。大卡车载上我们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了十多个小时，阿巴嘎旗终于出现在面前，这就是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目的地。我来到阿巴嘎旗白音查干公社白音希力大队，住进了蒙古包，开始了我长达四年的再教育生活，这里也最终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为了尽快融入草原的生活，没过多久的集体生活，我们这些知青就被分散开来，安排进蒙古族牧民人家。当我来到这个蒙古包时，一位中年妇女——吉不曾帕格玛用她纯朴厚道的笑容迎接了我，她是一个蒙医医生的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终也成为了我的夫姐。我走进了这家，以后的几年里，共作息，共劳动，共困难，共欢乐。在与另外几个蒙古包组成的浩特（生产小组）里，我学会了在内蒙古生存的各种劳动技能、生活技能，培养了坚强勇敢的品质，坚韧不拔的意志。

辽阔的草原，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仰卧在深深的绿草间，眼前闪现着大朵大朵的野花，平平展展铺开的十来片椭圆花瓣在松针般绿叶的衬托下灿烂着，脑海里，那一首《敕勒歌》油然而升，赶走了我离家的忧伤。

草原生活对于从都市来的人还真是很大的考验，开始看着吉不曾帕格玛生火熬茶，很新奇，羊粪居然可以点着火并维持很长时间，足够烧一大锅香喷喷的奶茶，足够做饭，慢慢的，我开始上手了，学会了去羊圈起羊粪砖，学会了草原的生火法，不是用煤用炭用木头，而是用羊粪砖。

草原的交通工具是马，是骆驼，要在草原长期生活，学会骑马是必须的。说起来，我学会骑马，后来成为我丈夫的萨拉吉德功不可没，一开始，他把备好马鞍子、上好马嚼子的马牵来扶我上马，他牵着马走，一路讲解着骑马的要领。我哪里是一学就会的人呀，身子歪来歪去，要领全都丢在脑后了，几次险些摔下马来，多亏他真有耐心，不烦不恼，天天陪我练习，终于有一天，他放手让我自己骑着走。多日的练习没有辜负我们，我终于可以驾驭那匹高头大马，自由驰骋在草原上了。我也学会了挤牛奶，捡牛粪，做奶食，放羊，下羊夜。

融入草原

那是1969年临近春节的一天，我骑着骆驼去放羊，羊群是全大队最多的，膘情是全大队最好的，当时很多母羊都怀上了小羊。那天天气非常好，天空湛蓝，厚厚的白雪上有黄黄的草尖，近中午了，羊群漫过了两个山坡在静静的吃草，我就让骆驼趴下来避风坐着。突然羊群炸了，一起疯狂的跑起来，我急忙上了骆驼，看到远处有一个白色的东西，跑近一看，是一只羊躺在那里，脖子下流着血，再向远处看，站着一个灰白色动物，我马上意识到遇到了狼并吃了我的羊，心里特别的恨，我骑着骆驼边喊边追，我快，它也快跑，我慢跑，它也慢，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回头望着我，好像成心在斗气。听老乡讲狼怕骑马背枪的人，我没背枪又没骑马，它根本不怕我。我不能让它再害其它羊了，决定把羊群赶回浩特，到浩特时，大家都很奇怪，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一边哭一边说，一边比划了半天他们才搞明白。

牧民们善良淳朴的品质和行动在深深的影响着我，他们对无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只要进了蒙古包里，就会马上捧上一碗热热的奶茶，端上一盆手把肉，倒上碗奶酒招待客人，即使在当时，对所谓的牛鬼蛇神，开批斗会前也让他们先吃肉、喝茶。

我们和牧民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大队领导对我们这些首都来的孩子也特别的照顾，知道我们想念北京的亲人，就于1969 年专门拨款安排我们分两批回京探亲，看到我们爱唱爱跳，还给我们购置了乐器，并让我们每个月给牧民表演一次节目，借此机会我们也能互相见上一面。

扎根草原

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四年，第二年还担任了赤脚医生，是持枪的基干民兵和黑马连的卫生员。在这四年里学会了骑马、骑骆驼、放羊、捡牛粪、挤牛奶、挤羊奶、做奶食和基本的蒙古语。从牧民身上学会了坚强、勇敢、真诚，也收获了爱情。萨拉吉德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是个杰出的代表，他不但有英俊的外表，有牧人们真挚热情善良的心，还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他有一本《蒙汉辞典》，那是他的老师，使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许多，我们也经常互相交流。经过慢慢的接触，彼此之间有了好感。

1972 年，萨拉吉德和我分别被推荐去了锡盟牧医校和宝昌卫校，我们相约如果两年后还能好下去，毕业后就成家。两年很快地过去了，我们成了家，萨拉吉德从事兽医工作，后提拔到旗科委，我先后在旗一中、防疫站和改水办公室工作，直至1991年返京。

婚后，婆婆和我们一起居住。1975年我们的大儿子诞生了，婆婆负责带孩子，我们开始了甜甜蜜蜜的新生活，我也找到了终身的依靠，当时的口号是“扎根边疆一辈子”，我也是一名践行者。婆婆为北京儿媳妇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给我们做当时最流行的一对扣盖木箱，下面还带底座，被褥、马靴、蒙古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应俱全，让我感到这个蒙古族额吉是真心接纳了我这个北京知青。

到旗里工作后，老公的姐姐和舅舅的孩子在我家居住上学，平时六个小孩，最多时是八个孩子，都是需要照顾的年龄，我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妈妈”的角色，为了养成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我经常帮他们洗头、洗衣服。为了让他们更好的长知识，平日督促他们学习。婆婆不会做饭，老萨经常下乡出差，工作很忙，我在照料自己孩子的同时也在照顾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慢慢地，孩子们学会了照料自己，学会了自己洗衣服，帮助做简单的饭，养成了很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和我们的感情也培养起来了。在我家常住的6个孩子，除一名因病去世外，剩下的五个人有一人是大学本科，两个人上了中专，现在有四人是国家干部，一人在嘎查也是旗人大代表、嘎查妇联主任，都很有出息。他表妹常说：“没有嫂子就没有我的今天”，当年的付出得到了肯定和赞许。

怀念草原

1990年，上级下达了知青可以返城的政策，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也为了我年迈的父母，我和老萨决定回京，额吉有那么多的不舍，但也大度的同意了。1991年4 月，我们全家回到了北京，额吉先后两次带着她的重孙子在我们家14.2平方米的屋子里住了四十多天，看到我们的生活依然很好，我和老萨的感情依然如故，也就放下心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非常不好，还得了严重的颈椎病，有血管压迫脑神经症状，左胳膊抬不起来，头晕得不能起床，吃不下饭，经常呕吐，除了手术没有其它办法，婆婆听后非常着急，找到旗医院蒙医全布勒开了三种蒙药，托人给我带来，并叮嘱我按时服用，蒙药真的起了神奇的作用，服了三天后就有了效果，服一个月后就恢复了，婆婆的药让我免受了手术之苦。

在草原上，我从十八岁到四十一岁共生活了二十三年，大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了草原。在这二十三年中，有我的汗水泪水，我的青春，对草原的感情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对大队老乡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以至于听到草原的歌声，听到草原的语言，看到有关草原的画面，都能勾起我无限的回忆，草原让我养成了牧人的品质，坚强、勇敢、真诚、正直，也影响着我的人生。

1991年，王世英（后排右一）返京前与丈夫（后排左一）的家人在大队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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