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戴庆厦先生谈语言文化多样性、语言传承与华文教育

访谈嘉宾简介

戴庆厦，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和社会语言学研究。

原文将刊于《世界华文教育》2017年第2期。

【编者按】语言是人类数万年发展进化中开出的文明之花。语言文化的发展或消亡，有其复杂的动因。世界上数千种语言，有的正处于全盛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数以亿计的使用者；有的则处于濒危状态，使用者不足百人。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已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国是一个语言资源大国，境内有130多种语言，其中有30多种属于跨境语言，汉语普通话及各类方言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使用相当广泛，在当地别具文化特色。对我国现有的语言资源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保护等，对于保持和发展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国家与民族和谐、推动社会各方面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如何在国家、社会、族群、个体等不同主体层面就语言文化多样性问题达成共识，如何保护和发展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等等，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2017年1月，我国著名民族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应本刊之邀，就语言文化多样性、语言传承、跨境语言、语言调查以及海外华文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深刻见解。他认为，保持和发展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民族和谐以及个人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要保持一种语言的活力，应当提高它的实用性；跨境语言和海外华侨华人使用的汉语都是我国语言资源的一部分，都应当予以充分重视。戴先生关于上述问题的见解，也同样适用于海外华语在当地的保持与传承，因为海外华语也是华侨华人所在国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从民族语言研究与保护角度探讨语言文化多样性保持的共同规律，同样适用于海外华语在当地的传承、教育问题。

 1.问：您从事民族语言研究已经六十多年了，这六十多年里，少数民族语言随着国家、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而变化。从您多年来的观察与研究来看，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常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虽是一句老话，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却是一句符合实际的、很有用的话，是我们认识语言、做语言调查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我们要善于从社会的变化看语言的变化，要有这方面的敏锐性。

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国家的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的关系，语言之间也随之成为平等的语言关系。这种新型的语言关系，必然引起少数民族语言新的变化和发展。在我看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六十多年，少数民族语言有以下一些变化。 

一是语言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少数民族语言由过去受歧视、不被重视的地位变为有了平等的地位，获得了自由使用和自由发展的权利。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受到国家法律、政策的保护，充满了自豪感。

二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受到国家的特别重视，国家从法律政策的制定到机构设立、经费支出、人才培养等各方面，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充分使用和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歧视成为不合法的。

三是少数民族语言不分大小，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表达功能。主要是词汇系统中增加了大量表示新概念的新词术语，此外在语法上和语体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四是少数民族从原来的单语人（即大多只会自己的母语）逐渐向多语人转化，即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不同程度地兼用国家的通用语——汉语，成为“民汉”双语人。这是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重大变化，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以及民族间的团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到过许多国家，相比之下，像我们国家如此坚持语言平等、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并做了大量的民族语文工作，在那些国家还未见到。

2. 问：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了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国家也开展了语保工程，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大事。您觉得保持语言文化多样性对于我们的国家、民族有着怎样的意义？保持语言文化多样性是否必须以牺牲诸如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为代价？

世界是单元还是多元，是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过去有过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在世界向经济一体化、信息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语言文化必然会向一体化发展，语言文化一体化才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我不同意这种认识，认为未来的世界仍然是多元的，多元的语言文化才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进步。

因为，多元的语言文化有利于民族间的互补互利，能够共同推进人类语言文化的发展。世界上没有差异，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多元才是美。拿语言来说，世界如此之大，状况如此复杂，都会根据需要产生各种变体，不可能完全一致。况且，每个地区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都有特殊的感情，怎么能去掉各自的特性强行统一呢？中国的各民族，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有其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是：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不尊重，就是对民族的不尊重。所以我认为，做语言文字工作一定要坚持语言文化多元性的理念。

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多语言、多文化是有利的，但由于使用多种语言，在语言教育、社会媒体上会增添一些工作、一些麻烦。少数民族既要学习本族语言又要学习国家的通用语，负担较重，存在“两难”，这是客观存在，不能视而不见。但权衡二者，坚持多元化是方向，何况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客观存在，必须面对解决。我曾提出“两全其美”的原则，是指强势语言文化与弱势语言文化必须同时受到保护，美美与共。怎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需要我们通过实践逐步总结。

3. 问：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有不少已属濒危语言，也有一些语言随社会发展而继续保持着活力，您在文章中就描写过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和谐的实例。那么您认为造成语言濒危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一种语言保持活力最主要的因素又是什么？这对我们进行语言保护有什么启示？

语言有强势和弱势之分。不同的语言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其语言活力也会有所不同。语言活力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活力强；活力一般；活力衰退；出现濒危。语言活力的大小，是由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决定的。内部因素有：使用人口多少；居住是否聚居；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是否出现族际婚姻、语言态度等。外部因素有：周围民族的分布；受别的民族影响状况；语言接触与语言影响；国家政策等。不同语言间影响语言活力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造成语言濒危的最主要因素，多数情况是人口少，与强势语言杂居或处在强势语言的包围之中。但也不完全如此。土家族历史上人数不算少，但在“改土归流”之后逐渐走向濒危；满族在清朝曾是中华大地的统治民族，但八旗子弟洒落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后也不得不走向濒危；而独龙族虽然人口少，但由于居住地封闭，语言保存较好。

保持语言活力的最主要因素是实用性，即该语言是当地居民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在家庭内、在族内要使用它，说自己的语言觉得方便，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在强势语言的冲击下，弱势语言的实用性会受到削弱或被代替，所以语言保护工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语言的实用性，让它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保护不能只是记录语言，还应该制定有效的措施提高语言的实用性。

4. 问：您说的实用性问题很关键。语言文化的保持与保护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是语言文化传承的实践者，但是个体往往从经济实用性方面进行语言选择。我们从宏观层面考虑的语言文化多样性问题常常与语言实践者个体的语言选择是矛盾的。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问题上，这一矛盾显得特别突出。您觉得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做工作，使个体的发展与族群语言文化传承获得共赢？

忽视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任何一种民族都会有一些人存在，因为不同人的社会地位、语言状况是不相同的。对于语言活力衰退的语言或濒危语言，忽视本族语言传承的现象会更突出些。一些人会从自己的经济利益选择使用强势语言，对本族语言的去向漠不关心。出现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有其客观必然性。我经历过上世纪下半叶国家为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的全过程，看到也有一些本族人主张直接学汉语，反对创造民族文字。有的人积极呼吁推广民族文字，但却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汉语的学校。可见，作为一个本族人，对本族的语言文化的认识和需求存在两面性，一是维护整个民族的利益，希望发展民族语言文化，二是对强势语言文化的追求，愿意接受强势语言文化。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必须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理念是认为保护弱势民族的语言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利。一个民族的语言，记载了多少代以来人们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多少代人长期智慧的结晶，试想，一旦失去了这些遗产该是多么可悲。人们往往是，当自己的语言文化逐渐失去时漫不经心，而当失去后则后悔莫及，出来抢救。这时，要花费十倍、二十倍的人力、物力也难以奏效。这一点，要对各民族群众宣讲，统一认识。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的利益，应该会得到群众拥护的。

5. 问：大量的民族语言研究，包括您本人的研究，都表明了家庭是语言保持的最后堡垒，家庭语言的使用状况基本可以反映民族语的发展动态。这是不是意味着家庭也是我们进行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目前在针对少数民族展开的语言文化教育中是否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正如你所说的，家庭是语言保持的最后堡垒，这已被大量调查材料所证实。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是人类交际最频繁的单位。弱势语言，当他们在社会场所敌不过强势语言时，就会退居在家庭内保存其实力。一旦家庭内转换使用通用语，这个语言也就进入了濒危状态。家庭内还能稳定地使用母语，说明母语还有强盛的生命力，应成为判断语言活力的重要依据。

所以，我们在估计一种语言的活力时，要重视家庭语言的使用，把家庭的语言使用状况计算在内。我们在做语言国情调查时，强调入户的微观调查，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的。但过去有的调查，只在社会场所，如机关、商场、学校、医院等观察语言的使用，并以此判断语言的活力，这是不全面的。

目前对少数民族开展的语言文化教育中，如何做好家庭的语言教育还考虑得不够，今后要加强。

6. 问：您自世纪初就提出了“跨境语言”这一研究对象，认为跨境语言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并身体力行地开展了大量跨境语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表明，中国境内有30个民族使用的35种语言属于跨境语言，这些语言有的在境外是大语言，在境内是小语言，比如傣语、蒙古语、京语等；有的则相反。这些语言在各自国家和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同。从您的研究来看，跨境语言对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哪些方面的重要意义？是否已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中有所体现？应有哪些举措？

是的。跨境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也是一门新的学科。这一点，是这些年逐渐认识到的，特别是中央“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后，跨境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更显得清楚。

跨境语言是因国界因素而形成的一种语言模式，有其独特的特点，并有其研究价值。这一点不同于方言。跨境语言研究在理论上能够扩大对语言的共时认识，能够深化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能为语言关系研究提供新鲜养料，能为相关学科的建设提供帮助。在应用价值上，跨境语言研究能为制定本国的语言规划提供借鉴，能为提高跨境两侧民族的语言能力提供帮助，能为解决跨境两侧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信息化提供借鉴。在方法论上，跨境语言研究能在寻找两地语言共性和个性上提供新方法；能为语言“综合性”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能为语言关系的研究增添新内容；能为跨国合作开展语言研究取得新经验。

实施好“一带一路”方针，必须解决语言相通。语言是是不同国家交流、合作的桥梁；“一带一路”方针的实施，都要靠语言的沟通，靠语言条件的保障。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前些年，我到过泰国、缅甸、老挝、哈萨克斯坦等国调查访问，对“一带一路”的语言使用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深感语言障碍带来的困难。比如，我多次到过邻邦老挝做调查，与不同职业的老挝人接触，但因我不懂老挝语而无法直接与他们交流，只能靠我的老挝博士生的翻译而获得有限的信息。如果翻译不在，我们连吃饭住宿都有困难。而目前，能像我的博士生既懂老挝语又懂汉语的人才实在少得可怜。但我到邻邦缅甸克钦族（与我国景颇族属于同一民族）地区去做调查，由于我会说克钦语，我能直接用克钦语与克钦人广泛交谈，他们因我会讲他们民族的语言，与我特别亲切，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向我倾吐，因而，调查任务完成得比较满意。两相对比，我深感语言互通的重要性。再如，我们国家修筑的昆（明）曼（谷）铁路，沿线多数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说着自己的语言，参加修筑的多是当地民工。我看到，我国派出的工程技术人员与他们沟通存在困难，影响工作。所以，如何解决好“一带一路”的语言沟通问题，是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项亟待解决、而且繁重的战略任务。

居住在跨境国家或“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他们说的华语不完全是方言变体，而是跨境变体，如缅甸地区的粤语、菲律宾的闽南语、老挝的云南话，都保留一些古代语言的特点，对语言学的研究有特殊价值。周边国家分布着数量可观的华人，他们说的汉语虽是汉语的变体，内部含有不少中国汉语所没有的特点，包括一些古代汉语的特点，这对“大汉语”的共时和历史的研究，都具有宝贵的价值。

跨境少数民族语言，如泰国的傣语、勉语，缅甸的景颇语、独龙语，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语，老挝的克木语等，也都存在一些古代语言的特点，对于这些语言的历史研究有着特殊价值。

7. 问：跨境语言在境外的发展中，是如何保持语言和谐的？对于汉语作为二语教学和华文教育有哪些可以借鉴和学习的经验？

跨境语言在境外，必须与该国的国语（或通用语）保持和谐，才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在自然和谐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他们的语言里吸收了大量国语的词汇来丰富自己，使自己语言的表达能力与时俱进。如：泰国的勉语吸收了大量的泰语词汇，缅甸的景颇语吸收了大量缅语的词汇。吸收所在国国语的词汇，除了有利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能力外，还有助于增进与所在国主体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和谐。

当然也应当看到，跨境两地的语言各自吸收所在国的词汇和别的语言成分，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变异，扩大跨境语言的差异。如泰国的拉祜语大量吸收了泰语借词，其词汇系统向泰语趋同；而中国的拉祜语大量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其词汇系统向汉语趋同。两条借词路径泾渭分明。不同的借词取向还对语言结构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产生各自语言演变的新规律。这是无可奈何的，只能是将就跨境两边语言的主要利益。

二是自觉地学习所在国的国语，成为既会自己母语又会国语的双语人。这对他们的就业、升学、发展、进步都带来莫大的好处。

这两个趋势具有普遍性，是进步的表现，而且符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这两个趋势，对我国如何对待跨境语言的演变和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研究跨境国家的语文政策，还能为我国如何制定科学的语言政策提供正面或反面的参考或借鉴。例如，老挝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但老挝从来不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不管人口多少都视为不同的民族；而中国则严格区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享有特殊的照顾政策，这已成为每个公民所关心和必须遵守的观念。两国不同的认识，各有自己的理论和国情依据。对此应当怎么评价为好，分有什么好处，不分有什么好处，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又如，泰国政府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曾将北部山地的苗、瑶等少数民族视为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存在威胁的民族，并将其定位为“问题民族”，致使民族关系不和睦。但近10多年来，泰国政府改变过去的政策，积极扶持、帮助山地民族发展经济，采取多种措施缩小少数民族和泰族的差异，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从而受到少数民族的称赞，加强了民族团结。两相对比，对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有可借鉴的地方。

8. 问：您在境外接触的华人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一般持什么样的语言态度？他们进行语言选择的动机和因素主要有哪些？您认为我们要加强海外华文教育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加强和改进？

境外华人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发扬光大的愿望。我最近刚去菲律宾做语言项目，与当地华侨有了一些面对面的接触，时时为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化所感动。菲律宾的华侨，人口虽然只占菲律宾总人口的2%，但却占有菲律宾80%的财富。他们发财致富靠得是什么？他们说，其中有一条重要的是华人文化的拼搏精神。初到菲律宾时，他们很贫困，条件很差，但就是凭借华人祖宗告诫的拼搏精神，一步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得到社会的认可。虽然财富多了，地位高了，但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化，所以积极为华校办学捐款。在新年迎春会上，我们见到一位闽籍华人林先生，他不久前一次就拿出300张机票供华校师生到中国学习汉语。缅甸在排华期间，政府不让华人学习华文，但老华侨采取各种隐蔽方式，偷偷开展华文教育，他们说再困难自己的语言文化不能丢。他们这种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民族的精神可歌可泣，值得我们学习。我所到之处，看到华文教育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很感欣慰。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部分青少年华侨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因为中间遇上了华文教育停滞的时期，有的因为与外族通婚，有的因崇拜英语教育等，对华文教育认识不足，发展华文教育出现一些困难。所以，我国政府应大力支持青少年的华文教育。

9.问：在海外华人族群中,出现方言衰退。但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和族群认同等方面是有重要作用的。方言作为维系华人各个文化分支内部认同的纽带作用如果逐渐丧失，这是否会影响方言人群的文化认同？并且其本身文化特征也会逐渐稀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是的，海外华人方言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去过一些国家，总的感觉是海外华人的汉语方言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但各国的情况不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年龄间的衰退度也不一样，而且，不同方言的衰退度也不一样。比如，我不久前去了一趟菲律宾马里拉，发现哪里的华人闽南语保存得比较好，但缅甸华人的闽语下一代有许多人都不会说了。

必须充分认识方言在华侨中的重要作用。华侨到另一国度能够生根发芽，靠的是他们的拼搏以及适应当地的能力，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华侨之间的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这就需要靠统一方言来沟通，靠方言来联络感情。在菲律宾，我目睹了闽南人之间都乐意说闽南话，他们觉得用闽南话沟通会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情。那里的闽南人不仅保留使用闽南语，而且还保留许多闽南的文化习俗。方言是民族特征的组成部分，方言的消失必然会损害方言文化的保存。

汉语方言在华侨中能否保留，主要取决于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程度。祖国强大了，海外华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说方言的自豪感。当然，还要有一些有识之士主动去做方言的保存工作。我预计，随着中国的强大，方言在华人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高。

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海外华人的方言必须保护，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因为这也是我国的语言资源的一个部分。

10. 问：您多年来一直把语言调查放在研究的首要位置，至今还身体力行，亲赴田野，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在语言调查中，特别是与少数民族同胞接触与交往时，您觉得有哪些是研究者最需要注意的？

我长期与少数民族相处，觉得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热情、正直、厚道，值得我们学习。与少数民族同胞相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真诚、热情、关心。要真心尊重他们，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要体现语言调查是双方共同的事，不要使对方误以为你是要索取他们的资源。与发音人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而不是雇佣关系。有了这种平等的关系，他们才会把你当知心人，全心全意地帮助你调查。这一点，特别要对年轻人讲清楚，因为他们缺乏锻炼和实践。

文章来源：世界华文教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