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尴尬的语保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当今中国，环境保护、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保护乃至古籍保护的理念，都已经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社会化的行动。拿非遗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我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2014年已公布4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72项，扩展项目464项，共计1836项，并遴选确定了一大批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自2006年起，我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国文化部设有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各地政府也设有相应的非遗工作主管部门（例如文化厅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非遗保护工作可以说是法规健全，行政管理部门成系统，政府重视，社会大众拥护并积极参与，举措多样，效果显著。

我国自然村落以每天200多个的速度在迅速消失。在冯骥才等先生的长期奔走呼吁下，我国古村落保护工作也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局成立“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2014年，《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用3年时间，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国家财政按平均每村300万元提供专项补助资金。自2012年起，住建部等陆续遴选确定“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迄今已公布4批，共计4157个。这些古村落的保护已经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重视。在这个领域，还出现了“古村之友”等一批古村落保护公益组织，“古村之友”由全国各地近千个县数以万计的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志愿者组成，影响很大。

1992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3年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于1999年设立“世界母语日”（每年的2月21日），提倡使用母语，以保存语言和文化多样性。自2001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语言文化保护的宣言和公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003）、《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二十年多来，国际上迅速兴起了抢救濒危语言、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运动，各种规模和形式的濒危语言抢救保护项目在世界各地以及网络上展开。（戴庆厦，2012；袁丹，2016）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濒危语言问题。2000年10月16日，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举行。这是我国首次濒危语言会议，笔者宣读了《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该文与孙宏开先生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一起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上。十几年来，我国语言方言保护工作从无到有，发展迅猛。特别是随着“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

随着文化多样性理念的日益普及，我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都越来越关注和重视语言保护问题（这里的“保护”是广义的，即包括保存）。不过，政府的工作必须以现行语言政策为依据，工作基本上限于“语言保存”的范围内。学术界对语言保护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是当今我国语言保护工作的主力军。在社会大众方面，部分地区部分人士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但从总体上看，语言保护的理念尚未普及和深入，语言保护的行动尚未广泛开展起来，尚未形成大势。在很多人眼里，语言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共同语取代地方方言，就像小轿车取代自行车、高铁取代绿皮火车一样，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至于因此而带来的传统断裂、文化流失以及认同感的淡化，则视若无睹或不以为然。当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时，大家会为藏羚羊感到忧心忡忡，当一座古廊桥被冲走、一个古村落被推倒，很多人会感到痛惜甚至愤怒，然而，当看到下一辈只说普通话、不会说方言的时候，长辈们也许会颇感欣慰，而不会感到忧虑，更不会产生痛感。因此，对语言保护工作，社会大众迄今大多还不了解，或不理解，有的人甚至持反对的态度。在学术界和社会之间、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如果保护的对象是甲骨文，也许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专家就可以了。但语言的使用者是社会大众，保护也好，传承也好，说到底都得靠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同时，从记录、保存的角度来说，在当今濒危语言、弱势方言迅速衰亡的形势下，仅靠几十名上百名专家学者通过传统调查记录的方法来抢救保存，则无疑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跑赢这场比赛。因此，跨越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这条鸿沟，去触发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引发社会大众的保护行动，就成了我们的必然选择，它远比实际调查工作重要得多，也紧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