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弘扬中华语言文明
语言文明
“文明”是个多义词，在人类发展史领域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文明”是指储存在语言文字中的人类文明，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各种语言单位、语言结构及文字构造中蕴含的人类文明，最为典型的是词汇所包含的内容、语法所蕴含的思维逻辑、文字符号的构成理据等；第二，语用习惯中的文化规约，如根据亲疏、尊卑关系而形成的称谓习惯，问路、借物、规劝、道歉等语言行为所遵循的“心理图式”等；第三，口语和书面语记录的各种文化内容。换个方式说，语言文明也可理解为人类利用语言文字所创造的文明。
人类文明建立在语言文明的基础之上。人类在语言文明中进步，并在进步中不断丰富着语言文明。人类文明集中表现为各种知识活动，人类的知识活动是由知识的创造、记录、贮存、整理、传播等环节构成的“知识链”。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故而在人类“知识链”的每个环节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语言参与知识的创造，并在这一过程中把知识记录下来、贮存起来，知识成为语言自身的构成要素，或成为语言产品。有人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人类知识的基本边界。如果语言边界之外还有知识的话，这些知识也需要经过语言的阐释之后，才能纳入人类知识体系。
其次，语言参与知识的整理。人类的语言使用与规范，对语言产品的加工整理，包括图书编目、辞书编纂、学术史梳理等，都是知识整理工作。
最后，知识的价值在于传播共享，传播共享知识主要靠语言及语言产品。知识传播可分为跨代际的纵向传承和跨群体的横向传播。儿童生下来就是通过语言实现社会化的，继之通过书面语成为现代社会人。翻译是跨群体的知识传播，以实现不同知识库（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共享互鉴。人类群体及个体，都是在语言文明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有什么样的语言文明，就哺育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文化。
当然，语言文明中的“语言”应作广义理解。在全媒体的“超语”时代，传递信息不仅用语言文字，也用其他符号手段，它不仅包括语言也包括文字，还包括人类使用的其他符号，如伴随说话的体态语，听障人使用的手语，视障人使用的盲文，科学符号、公式、图表、编码，特殊场景使用的灯语、旗语、暗号，以及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表情包，等等。
过去谈文明，常常关注的是文字，认为有了文字人类才进入文明时期。文字文明的确是语言文明的一个高峰，但仔细考究，文字文明并不是语言文明的全部。这是因为：
第一，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时期，已经建立了重要的口语文明。多学科的研究表明，人类出现于距今两三百万年前，大约在距今7万年前的旧时器时代晚期才获得语言。有了语言，人类的认知能力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发明出船、油灯、弓箭等，创造出《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罗摩衍那》这样的史诗。近些年在浙江发现的义乌桥头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器形丰富的陶器，规整的建筑遗迹，甚至还有由六杠“白条纹”组成的八卦图形，再现了距今9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
第二，没有文字的民族或部族，也有语言文明。现在世界上几千种语言中，有文字的只占不到一半，多数民族或部族没有文字，或是近来设计了文字但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这些民族或部族也有自己的文明，比如，我国鄂伦春人关于山林和驯鹿的知识，就令世人惊叹。
第三，不识字的文盲，使用手语的听觉障碍人群，也有自己的“语言文明”。
第四，在现代科技、现代传媒时代，文字之外的符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也在发展“语言文明”。特别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语言智能的发展，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人机互动”的语言新时代，符号、图表甚至是交际场景等都具有重要的信息传递功能。从发展的眼光看，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将有巨大拓展，人类创造文明、传承文明不仅仅是通过文字。中国有不曾中断的汉字文明，有“敬惜字纸”的悠久传统，不过，就人类群体的发展史看，重视文字但不能“神化文字”，更不能只见文字不见语言。
语言文明也不等于“文明语言”。文明语言是我国1981年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时所提倡的，“四美”包括“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其中的“语言美”就是后来所说的“文明语言”，主要指礼貌语言、礼貌语言行为等。文明语言是语言文明的一种外部表现，语言文明的内涵、外延，要比文明语言丰富得多。此外，也常见“语言文化”的表述，语言文明与之概念相近，很多时候可以通用。但两者的不同是“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的差异，文明更有历史的悠久感和社会意识的深邃感。中华语言文明
中华语言文明，语言学者郭熙曾称之为“华语文明”，是中华诸语言、诸文字承载的文明，是中华民族运用中华诸语言、诸文字所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在五千年乃至近万年的历史进程中，在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中，各相关部族和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发挥了作用。此处要特别强调的是，夏商以来，汉语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直发挥着特殊作用。汉字虽然有3500年的明确存在，但其源头可追溯到商代甚至更早。汉字记录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其中经典的思想为多民族所共享。一些民族还仿照汉字设计自己的民族文字，如契丹大小字、西夏文、老壮文、老水文等，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字系文字。
汉语也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在中华民族长期共处的历史发展中，汉语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且在一定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担当着通用语的职责。历史上，西安洛阳一带的语言被视为“天下正音”，曾被赋予雅言、通语、官话的地位，是中华文脉之所载，且深深影响南北汉语的发展。
北方汉语是指流布在长城内外的汉语，是汉语在与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长期接触中统合形成的。这一接触在周秦两汉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五胡十六国”、北朝及辽金元时期发展迅速，在北方形成了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汉儿言语”以及后来的大都话。
南方汉语是指流布在长江两岸及南中国的汉语，是汉语在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接触中逐渐形成的。周初太王长子太伯（泰伯）、次子仲雍“断发文身”，奔吴地创吴国，汉语便进入东南地区。秦代发兵50万，凿通灵渠，统一岭南，汉语进入百越地区。东晋、南朝、南宋，建都江南，把中原汉语又带到江南，推进中原汉语与南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合，提升了南方汉语的地位。
明代建都南京，不久迁都北京，南京官话北上，南北汉语合流。清代提升了北京官话的地位。清末、民国的语言统一运动，确立了汉民族共同语，并定其为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并根据历史惯例和当今国情赋予汉民族共同语以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
汉语汉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纽带，成为共同发展的文明基础。中华语言文明，对周边国家也曾发挥过甚至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被数代华人带至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成为走出祖国的千万华人的文明血脉。创造新时代的语言文明
弘扬中华文明的基础任务是弘扬其基础，即弘扬中华语言文明。近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利用电视媒体举办“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地名大会”等节目，启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这是对传统语言文明的弘扬。教育部和国家语委2008年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2015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是对中华口语文明的发掘、保护和继承。2014年启动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2017年甲骨文成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中华语言文明走向国际社会的实证。在回视、体味中华语言文明的历程中，在弘扬中华语言文明的实践中，在与其他语言文明交流互鉴中，会发现中华语言文明的一些独特的智慧、气度和神韵，例如：
第一，包容性。中华语言文明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可将中华各民族语言文化融合起来，可将域外的语言文化吸收进来，可将古代的语言文化传承下来，美美与共，和谐共生。
第二，对称性。中华语言文明讲究对称，音韵中的平仄，诗歌中的对仗，审美中的对称和谐，处事中的平衡中庸，礼仪中的尊卑上下、内外亲疏等，都是对称性的体现。
第三，实用性。中华语言文明崇尚实用，语法没有过多的形态变化，多用流水句表情达意，学术上重实用、重实例而不奢谈理论，处事中重实效、讲情谊、守承诺。
在阐释、弘扬中华语言文明的过程中对其重新审视及所获启示，也都具有创造新语言文明的意义。当然，弘扬中华语言文明不仅要发掘、传承古汉语、古文字、古代典籍中的语言文明，也要发掘、传承汉民族共同语的语言文明，还要发掘、传承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中的语言文明，同时要借鉴人类其他语言文明，从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语言文明。
就语言学来说，语言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语言文明，保存和推进语言文明。从学术理念上看，语言不仅是符号系统、交际工具，还可以看作人类的知识库，看作人类生活生产的凭借，看作人类文明的基础。这种理念可称之为“语言文明观”。
总之，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代表的中华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语言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沃土，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时，中华语言文字及中华语言文明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图文来源：“语言治理研究中心”公众号
题图来源：“共青团中央”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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