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喜：中国情境下政党研究的话语建构

摘  要：学术与政治的张力是中国政党研究的突出困境。不论从学科构建、理论贡献还是比较研究出发，加快建构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都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建构，需要兼顾中国政党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政治性与学理性、普适性与国别性等关系，既要能够找到平衡，又要能够解构现实。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充分关照中国政党的特殊性，包括制度传统、政党规模、执政机制与执政环境;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比较吸收政党的通约性理论框架，比如政党中心论、政党适应性、政党自主性、政党制度化等，突出对中国政党问题的理论解构。

关键词：政党中心论；政党适应性；话语体系；政党

在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被提到了战略性的日程。与其他学科的概念相比，中国情境下政党研究话语建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甚。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组织形态、制度传统与执政模式，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有鲜明差异，难以用既有的西方政党理论加以阐释;另一方面，不论是推进现实政党发展还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都需要建构更具科学性、学理性和通约性的中国政党话语体系及政党学科体系。因此，如何平衡一般性与特殊性，政治性与学理性，普适性与国别性的关系，是建构中国政党话语体系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实现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解析中国政党研究话语必要性以及中国执政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并结合近年来相关研究的理论进展，尝试建构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

一、为什么要建构中国政党的研究话语?

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理论上的自信和学术话语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动摇和打破了世人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开始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如何突破被西方理论所框定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扎根中国国情、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自信的理论体系，不仅成为国内社科界孜孜以求的学术担当，也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被作为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思想基础。相比之下，长期以来，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常常处于学术与政治对立的张力之下，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凡是“讲政治”的政党研究，往往与执政党的文件与政策高度重合，成为文件的复读机;而凡是“讲学术”的政党研究，又常常“不接地气”，成为阐释西方话语的注脚。甚至，这一主题的研究还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分野，被贴上不同政治立场的标签:左与右，中与西，自由与保守，等等。而西方学界对中国政党的称谓，常常带有标签性的话语殖民色彩，比如列宁主义政党、极权型政党、民粹共产主义政党、主导型政党、一党制等。

那么，在学术性与政治性要求貌似不可调和的背景下，是否需要建构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不论是从中国政党学科的建设，提升政党研究对现实政治的贡献，还是从加强中国政党的国际比较而言，都需要重新审视和建构兼具学术性和本土性的中国政党话语体系。

一是构建中国政党学科体系的需要。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共学、党建学、政党学、党史学的呼声日盛，研究者通过召开学术研讨，撰写系列论文，强调这一学科构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原则性。政党学科建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新设一门独立学科的范畴，被视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推动党建科学化的重要支撑;甚至还上升至增强政党自信、构筑中国共产党“世界话语”的现实需要。然而，深入探究不难发现，当前学术界所倡导的“中共学”或者党建学，还大多停留在建构意义和应然价值的层面，还尚未深入到学科概念、学科分支、课程设置、培养体系等具体内容，而实际上后者更为重要。任何一个学科的构建，不仅需要有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和学术培养(本硕博)体系，还需要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聚焦到中国政党学科而言，要在核心概念、主要定律和基本理论上达成共识，并与其他相近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等有明显的界分。这一话语体系不仅是学科研究的门槛，也是学术共同体构建、讨论和对话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情境下政党学科的构建，首先是要对于中国政党政治现象有着大体学术共识和基本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应当适度区别于党的政策文件和制度文本，应当是对现实政党运行的理论抽象。

二是提升对现实政党发展贡献的需要。理论的价值在于对复杂现象的解释与普遍规律的归纳。对于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既需要基于理论宣传层面的政策阐释，也需要偏向探究因果规律的学理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类研究的区分并不鲜明。虽然政策话语与理论话语并非不可兼容，但理论话语有一些必备要件:内涵明确;可操作性;对研究对象的涵盖、提炼和抽象，话语与对象的转换，从而从对象的细节中超脱，实现一定程度的典型模式研究;等等。由于过分突出“政治正确”，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政策诠释和论证层面，以及在政策阐释基础上的附带性学理分析。而严谨的学理性分析要求研究者转变研究立场，将学术与政治适度分离，理论研究与政策诠释适度区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要治理超过9000万党员的大党，又要治理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还要在国际竞争格局中保持相对优势，其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压力十分巨大，“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基于应然层面的发展变化、问题与挑战，对基层与组织深入调研，运用更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适应与革新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究，进而在更高层面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是中国学者的应有责任。

三是进行比较政党研究的需要。从比较研究的立场出发，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需要构建一套可以与国际学术界通约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讨论，往往放在地区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框架下，形成了固化的理论框架，比如威权主义、列宁主义、极权主义、民粹主义等，这些理论框架多是在拉美、东亚、苏东等政治模式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换言之，西方学界把中国政党政治作为既有理论的试验品，而非从中国情境中原创理论框架;对中国了解较为深入的学者，至多会在这些理论前加上各类形容词。比如，裴宜理使用“革命威权主义”描述改革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又有机地继承了“革命传统”，包括对政治精英的遴选任用，国家动员式的民众参与以及对红色基地的发掘，等等。李磊提出“分权化威权主义”，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成功推进经济分权改革的同时又避免对其政治权威的侵蚀，其秘诀在于对地方干部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曾锐生用“协商式列宁主义”来表述中国共产党将列宁主义控制机制与其他创新的结合，包括政党至上、党和国家治理改革、政党回应性、发展经济、民族主义等，上述结合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秘诀。黎安友用“韧性威权主义”一词，从权力继承、精英选拔、官僚分化、政治参与四个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制度化，以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尽管前缀形容词有所差异，但上述研究均分享着一个共同假设，即将中国政党政治置于威权主义、列宁主义等“非西方民主”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色彩。

与此相对，中国学者过分突出中国政党问题的“特殊性”和“例外性”，进而在理论上“与世隔绝”，拒绝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互动，显然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正如长期扎根中国做研究的美国学者欧博文(Kevin J. O'Brier)所言，基于西方情境的社会科学理论照搬到中国很容易被经验证据所“击破”，同样中国学者也应该弥合西方学科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鸿沟，“设法为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讨论做出贡献”。中国政党政治具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如特殊的生成土壤、制度传统、政党规模、执政机制与环境挑战等。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搬用任何一套现成的西方话语体系，都可能形成削足适履的情境。在比较政党的理论范式下，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修正现有的分析话语体系，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话语平台，不失为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表现。

二、中国情境中的执政党:一般与特殊

理解中国政党政治，首先是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它具有政党的一般性特征，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纲领和庞大组织体系的政党，其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严肃性不亚于任何一个现代政党;它也形成特定的利益聚合、政策形成、精英录用和权力监督等运行机制，这些机制不仅确保了党的组织体系有效运转，也确保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平稳实施。与此同时，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国情以及政党制度成长的特殊过程，中国共产党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元素，并集中体现在制度传统、政党规模、执政机制和执政环境等方面。

1.制度传统。与许多优势型政党相类似，中国共产党早于并参与了国家的缔造过程，并在建国治国、整党治党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制度体系，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监督制度、宣传制度等。这些制度既有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印记、苏共的经验借鉴，也有现实情境驱动下的制度再造。比如干部制度的形成，与苏联时期的干部花名册制度，革命时期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的要求，党管干部、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以及改革初期“干部四化”的具体要求，都有着密切的溯源关系。上述制度传统不仅体现在党内法规和制度的具体条款当中，也有机地融入执政党日常运行的具体过程。

2.政党规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450多万基层组织、超过9000万党员的庞大政党，不论组织规模还是党员数量都在世界政党当中屈指可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党员数量显著增长，其社会成分也发生显著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由多元社会阶层构成的全方位政党，工人和农民在党员中的比例已经降至50%以下。庞大的政党规模和复杂的组织构成，不仅对政党组织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政党属性定位提出了更多挑战。执政党通过选优培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加强能力培训、经费投入、组织覆盖和工作拓展等形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此巩固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随着党员社会构成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定位，突出强调作为全方位政党的定位，即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提升对更为多元复杂社会的政治整合能力。

3.执政机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有赖于一系列具体的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带有共产主义政党的典型特征，如鲜明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纪律、民主集中制等。同时，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执政机制，包括政治决策机制(民主集中制)、精英录用机制(党管干部)、利益综合机制(群众路线)、价值引导机制(宣传思想)、社会联系机制(基层组织)、党政协调机制(党政联席会议)等。比如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也是一种利益综合机制，还是合法性建构机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三大法宝之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自于群众，又服务于群众;既让群众理解、参与和支持党的政策，又让群众在参与政策中增强了政党认同。因此，郑永年认为，在改革开放时期，重申群众路线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克服执政党官僚化和寡头化的重要路径。上述执政机制或是通过正式的制度文本，或是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和规矩来体现，成为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国家和制定实施政策的基础。

4.执政环境。自1949年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当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执政环境，一是一党长期执政的风险。相对于竞争性政党体制而言，一党执政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对于自身执政风险的感知下降，以及长期执政形成的累积性审美疲劳。研究者也发现，长期执政背景下的党员干部容易产生官僚化趋向，与人民群众日渐疏离进而蜕变为高高在上的官僚集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反对党竞争和阶段性的政党轮替，一党制体制下的执政党容易产生权力傲慢，对于执政风险的感知钝化。尽管党在建党90周年时即提出“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也再次重申这些风险和考验，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央决策层对于党长期执政所面临的危险和考验的认知是清醒和深入的，但地方和基层的党员干部对于风险和考验的认识会出现层层递减的局面。二是时代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社会的风险。伴随信息通信工具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互联网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对于执政党宣传工作的显著影响。面对全民上网、集体在线的舆论环境，执政党主要依赖纸媒和电视的传统宣传机制，可能面临集体“失语”的风险。政治话语权之争已经转化为政治传播平台之争，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重构主流话语的传播渠道，提升政治传播影响力，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党研究话语建构的艰巨性。一方面，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要能够对于政党发展的中国实践具有理论归纳、总结乃至传播能力。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一定要关注和讲述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中国政党研究的理论又要能够与西方分析话语具有对接性和通约性。中国的政党制度不仅需要现实的执政绩效赢得群众认同，也需要理论上的阐释获得世界认同。要做到这两点，对于西方分析话语，特别是有显著价值色彩话语选择上的慎重，需要进行甄别和筛选，如一党制、一党独大制、一党极权制、一党优势制，全方位政党、列宁主义政党、极权型政党、党国体制等。同时，又需要建构一套具有一定普适性、通约性和解释力的中国政党话语体系，以共同推进学科知识的增长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展开。

三、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建构:尝试性概念

建构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话语，是中国学术创新所面临的普遍性任务。这一任务的形成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力所要求相应的思想、学术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还在于中国问题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西方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性。当然，“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各种概念，我们决不能一概反对，必要时应大胆借鉴，采用‘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徐勇提出，建构新的标识性概念是开放格局下中国学术创新的重要使命，这一建构既可以是在对新的事实进行概括与提炼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描述性概念，也可以是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批判和修正基础上形成的规范性概念。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兼顾中国政党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政治性与学理性、普适性与地域性等关系，既要能够找到平衡，又能够解构现实。正是从上述判断出发，笔者尝试提出可以通过对比政党研究理论中的相对中立性话语，基于中国政党政治的现实情境进行创新性的解释和转化，进而建构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

1.政党中心论。政党中心论关注的是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西方研究者对于国家中心论的强调，是在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于去国家化所造成的国家真空、概念误用，进而强调“找回国家”及让国家权力重新回归的必要性。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政党中心论或者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但却明确提出强大政党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不仅可以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消解紊乱，而且还可以缓解和疏导新崛起的利益集团的参与冲动。与此相似，杨光斌也提出，政党中心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殊含义，由于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自主性丧失而导致国家总体性危机及国家秩序的重建，政党在克服国家危机和重建国家秩序当中发挥重大作用:创建军队，组织议会、政府与社会团体，以及重建国家制度等。

中国情境下的政党中心论，并不完全是与国家中心论相对立的概念，而是国家中心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扩展和修正。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的执政党，而且也是与社会紧密结合的领导党，同时还是具有鲜明宗旨意识的使命党。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当中均处于中心领导地位，并通过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地贯彻实施中央的政策主张。王绍光提出，与西方政党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被看成国家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追求整体利益，而且还与国家权力和军事权力高度融合，同时行使强制、统领、濡化、吸纳整合四项国家能力。因此，政党中心论关注到中国政治情境下的政党对政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与引导，显然超越了国家中心论的范畴。由政党中心论可拓展的研究领域还包括:政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的区分;政党中心论与领袖核心论的关联;政党中心论的具体理论展开维度;等等。

2.政党适应性。政党适应性涉及的是政党与内外环境的关系问题。比较政党理论认为，政党适应性是指一个政党根据外部环境特别是选举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组织与策略的调整，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进而达成“首要目标”的能力。政党对环境适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党的领导人能否采取恰当的策略，并赢得党员和选民对该策略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党的外在动力和组织能力共同决定着政党战略的差异，从而影响着政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作为一个普适性的概念，政党适应性概括了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故步自封，必须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革新的现象。沈大伟提出，与苏共相比，中国共产党善于吸取经验与教训，具有较强的调适能力，能够推进市场经济，平衡社会问题，加强自身建设进而增强克服收缩的能力。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情境下，通过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开放政治过程，进而实现对多元利益群体的有效整合，形成了一党执政下的开放政党体系。所谓的开放政党体系或者政党的开放性，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积极反应过程。

相对于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政党适应性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具有重要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主导着中国改革的进程并引导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变，反过来这些巨大变化也对党的长期执政形成新的挑战。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体现为主动创造环境和被动适应环境的双重任务，适应于自身推动的社会政治变革。比如，为了修正“文革”错误，执政党进行了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的调整，开启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进程。但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以私营企业主、白领阶层、自由职业者等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迅速壮大并对党的执政基础形成新的挑战。为此，执政党适时提出“两个先锋队”的政党属性，拓展党的政治基础，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3.政党自主性。政党自主性关注的是政党与其他权力主体、利益团体的关系，以及政党组织内部的关系问题。潘尼比艾科认为，政党自主性是指政党通过直接控制与外部环境的物质、人力和信息等资源交换关系，进而提升自身资源满足能力的过程。他对于政党自主性的界定，突出强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因此与政党适应性有相近之处。

中国情境下的政党自主性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作为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的执政党，对于环境和资源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于其他权力中心和社会主体的动员号召能力，体现在“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战略统筹作用发挥方面，体现在“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领导决策作用发挥方面。正是由于执政党的组织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从而使“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这一制度优势体现在执政党在国家进行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攻关，以及在扶贫开发、特区建设、抢险救灾等具体工作当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二是执政党推进党内改革的统筹驾驭和决断执行能力，以及治理自身沉疴旧疾的主动性和超脱性。中国共产党不仅掌握着重要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领导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自身也拥有庞大的组织体系和党员队伍，遍布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相对于外部环境的挑战而言，中国共产党内部危机的影响更大，应对内部危机而进行的革新任务更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解决党自身问题的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于自身执政危机的认知，以及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可以被看作是政党自主性的集中体现。比如西柏坡会议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建党90周年提出“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党的十九大重申“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四大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以及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等等，都是执政党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诊断和自我革新的努力。

4.政党制度化。政党制度化关注的是政党自身运行问题。比较政党理论认为，政党制度化包含结构与态度两个要素，体现为政党组织规范化和运行程序化的过程，增强政党的生存能力;体现为党内精英和普通党员对于党内规则、制度、程序、规范的普遍认同，通过价值注入提升政党的内聚力和一体性。由于政党制度化理论对于制度重要性的强调，它也被看作是新制度主义理论在政党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在后者看来，制度不仅体现为组织和结构，也体现为价值和态度。

中国情境下的政党制度化，也面临着两个突出的任务，一是在看似组织规范化层面防范“关键少数”即一把手的违规行为。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二是如何在制度文本繁密与制度执行悬浮并存的格局下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并通过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加以保障。2012年6月，中央首次对2.3万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修改、废止1178件，由此可见党内法规制度的数量之巨，体系之细密。另一方面，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对制度执行不认真，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被“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却不落实到行动上”;“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谁也没法”等现象却屡见不鲜。因此，吸收政党制度化的理论脉络和实践基础，对于强化政党运行的体制化、制度的认同性以及执行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述话语体系既可以在一般比较意义上使用，用以解构多数国家政党政治的现实状况，带有较少的价值偏向色彩;同时也可以在比较政党政治的理论脉络中找到位置，具有较强的概念通约性。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话语体系对于当前中国政党政治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涵盖能力和解释能力，有助于从比较意义上重新审视中国政党政治的生成机理、现实挑战以及深层原因。

四、结论

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从中央提出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无不包含着对于中国问题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要求。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创新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在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中国共产党治理大党与大国的经验、路径与模式都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解构和话语提炼。而仅仅停留在对执政党的政策话语和官方文件的简单阐释和重复解读，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政党研究话语建构需要平衡好学科要求与中国情境的关系。中国政党研究要能够做到以学术供给服务于知识生产和政党需求。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结构当中处于核心主体地位。由此，中国情境中的政党话语构建一方面要基于知识生产的立场形成符合学科规范的学术概念，能够用于学术共同体的讨论和使用;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政党政治的特殊性，从中国情境出发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话语体系。这一任务十分艰巨，要求不能简单搬用或者改造带有明显价值偏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话语，而应当在比较政党研究的框架下选用价值中立性较强的研究话语，以及基于中国情境的原创性话语体系。

作者信息

陈家喜，1976年生，博士，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

文章原载：中国情境下政党研究的话语建构，《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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