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庆立:试析民族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意识形态建构—以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为例
摘 要:在现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民族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在中东欧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为例,其主要形态是“民族—保守的民粹主义”,即民粹主义往往以民族主义为形式,民族主义往往以民粹主义为内核,将作为民族、族群的人民与作为普通人、大众的人民相结合,将波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相结合,既反对“自由民主”,也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从总体上看,法律与公正党的兴起代表了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的发展势头,在目前欧洲民主衰退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民族民粹主义仍旧是可供民众选择的重要的替代性方案。
关键词:民族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法律与公正党;波兰
现今,民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世界政局来看,中东欧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具有代表性,伴随着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议会选举的大胜,两国已经成为中东欧右转的代表。与既往单一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政党不同,这类政党往往融合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本文试图以法律与公正党为例,阐释波兰民族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和意识形态建构,分析波兰和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的未来发展。
一、波兰转轨与民族民粹主义的兴起
2001年,波兰出现了民族民粹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该党在2005年和2015年两次成为执政党,不仅是波兰转轨以来第一个独立组阁的政党,且极有可能在2019年选举中再度获胜。为什么在中东欧尤其是在波兰,民族民粹主义发展迅速?
1.波兰政治转轨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因素
在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波兰的民主化转向主要有三方面特殊性,呈现出“我们与他们”“大众与精英”的二分。
第一,波兰虽然是东欧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但民主化进程较慢。中东欧政治转轨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长期道路”战略,即一旦形成关键性的政治决定,就不能改变或取消。二是“民主突破”,即政治转型中的“休克疗法”。波兰无疑属于第一种,在转轨过程中,其政党法和新宪法的制定落后于匈牙利等国,且共产主义的“后继者”——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1997年和2001—2005年两次执政。这容易导致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群体的“共同敌人”,将民主左翼联盟视为“共产主义精英”在自由市场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为自身攫取利益的集团。
第二,波兰政治文化中具有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是波兰的第二天性,加之波兰具有浓厚的天主教传统,擅长宗教宣传,更加放大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历史上,波兰的民族主义就一直是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早在20世纪80年代,团结工会就宣称:我们将捍卫自己,就像捍卫祖国的主权一样。有学者指出,这实际上表现了反对派领导人反对共产主义精英,将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外国势力。
第三,波兰经济转轨相对顺利,在野党很难通过经济理由反对执政党。这样一来,民族民粹主义就容易成为相关政党重组各方力量、区分他党的重要工具。团结选举运动在1997年就利用了民族民粹主义反对民主左翼联盟。前者既要凝聚共识,在政治上挑战民主左翼联盟,又无法放弃与之相同的经济政策,因而就主动使用了抽象的民族民粹主义话语。
2.波兰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
这方面的情绪主要体现在波兰民众对市场经济转轨和加入欧盟的不满上。
在波兰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产生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下滑等问题。转轨以来,波兰西部省份经济富裕,基础设施发达,被称为“波兰A”;东部地区较为落后,劳动力廉价,常被称为“波兰B”,且多为“问题区域”,如原国有农场等农村地区、原军事工业区等工业密集区。同时,尽管波兰经济持续增长,但不平等和高失业率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波兰的长期失业率、女性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后共产主义转轨过程中输家的声音”,潜在地仇视西欧和认同福利主义。因而,在转轨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反建制政党得到了利益受损的选民和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产生了不安感的群体的支持。
另一方面,一些民众的疑欧态度也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生长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经济领域,西欧发达国家对波兰的冲击不小,比如,中东欧国家主动向欧盟开放市场,以农业为主的东部省份忧虑农业这一波兰传统产业会受到西欧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二是在政治领域,“60%的波兰人认为国家将在欧盟中沦为‘二等公民’”。对于波兰发展受益于欧盟,一些民众反而认为,“如果西欧领导人认为波兰应该心存感激,向他们道谢,跟随他们的领导,他们就误读了这里的情绪”。三是在社会领域,加入欧盟前,中东欧国家包括波兰的很多民众都认为很快就会获得西欧民众那样的富足生活,因而倾向于把选票投给亲欧政党,但加入欧盟后,不少民众对生活不满,越来越多人敢于反对欧盟。
3.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上述可见,在波兰,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质上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人们往往不认同民粹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而是伸张: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阶层限制,应反对精英,或是提出“合法性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应发展直接民主;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代表了世界上独特民族的主体性,也是一个建构性的共同体和主权,既包含了“民族”(nation),也包含了“族裔”(ethnicity),既是一个文化概念,更是现实的亲缘观念。
因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区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对象意义上,民族主义包含的是民族、族群,民粹主义包含的是普通人、大众;第二,在“敌对”意义上,民族主义包含的是与民族、族群相对立的“世界公民”或其他民族、族群,民粹主义包含的是与普通人、大众相对立的“精英”;第三,在核心内涵上,民族主义是横向的,表达了共享领土、时空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in/out”的表述;民粹主义是纵向的,强调层级和权力,认同一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形式,是一种“up/down”的表述。
可见,民粹主义往往指称具有共同身份、意志和利益的人民,民族主义则以民族为核心,以一定边界的共同体为形态,指称一种集体认同。因而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均带有某种排他性,且以人民、“我们”等核心话语为中心,区别精英或“他者”。在波兰,民粹主义往往以民族主义为形式,民族主义往往以民粹主义为内核,二者的混同更多的是以“民族—保守的民粹主义”形式出现。民众忧虑外来的民主制度成为“精英”政治家的决策程序,纵容了腐败,造成了治理危机;忧虑市场化转轨中个人物质生活水平下滑,发展不平衡,市场成为少数精英攫取利益的场域;忧虑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精英”与西欧站在一端,使人民成为牺牲品。因而,波兰的民粹主义情绪多以民族、国家利益被损害导致个人利益被侵蚀,以人民、“我们”的利益被侵蚀导致民族、国家衰退为主要表达,呈现出一种基于波兰历史和天主教价值观基础上的民族主义。
从概念演进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界限也十分模糊。自1969年安格斯·斯图尔特(Angus Stewart)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民族主义”以来,民族主义就逐渐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一部分。现今,在英国脱欧等情境中,民粹主义在“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等层面也与民族主义相联系。主要原因在于,在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经济危机持续发酵,社会不公正凸显和腐败问题爆发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主要区分容易被消弭。例如,在(新)自由主义扩张中受益的“精英”“建制派”和部分移民逐渐相等同,使(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成为主要“敌人”,民族身份认同与大众现实生存紧密结合。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正体现了上述特征,它利用了民族民粹主义,建构了完整的意识形态,对波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利用民族民粹主义:
法律与公正党的发展与兴起
1.法律与公正党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民粹主义因素
法律与公正党成立于2001年,创立者是波兰著名政治家卡钦斯基兄弟:哥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和弟弟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法律与公正党的历史发展,正是利用了波兰政治中的民族民粹主义因素。
第一,该党正是在反对主流左、右翼政党的过程中产生的。2001年,在布泽克政府执政后期,波兰经济形势堪忧,社会不满情绪上升;政府丑闻不断,一些内阁成员与犯罪集团有联系,且深陷贪腐丑闻。在这一背景下,卡钦斯基兄弟认为团结选举运动背离了自身理想目标,遂脱党,与一些党派联合创立了法律与公正党,莱赫·卡钦斯基当选党主席。民主左翼联盟的米莱尔政府执政后同样深陷腐败丑闻和治理危机。对此,不少民众呼唤能够振兴波兰、消除政弊、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新政党出现。在这一背景下,法律与公正党迅速壮大。
第二,该党能够短期执政,正是得益于民族民粹主义因素。在2005年的选举中,在经济政策相似的前提下,法律与公正党和自卫党等民族民粹主义力量达成协议,通过宣扬爱国情感、宗教和传统价值观等,划分“我们”(人民)和“他们”(精英),以区别公民纲领党,同时将民族民粹主义话语融入施政纲领中;用“第四共和国”反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指责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就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容忍外国干涉,没有阻止社会堕落。但是,在短暂执政中,该党并未实现诺言,如被曝利用中央反贪局监视、窃听政治对手;秉持疑欧态度,与欧盟、德国、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等。以自卫党党主席贪腐丑闻为导火索,波兰在2007年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法律与公正党败给公民纲领党,到2015年一直是在野党。
第三,该党能够再次执政,更是放大了民族民粹主义因素。在公民纲领党执政期间,虽然波兰经济不断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高、经济增幅降低等引起了一些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不满甚至愤怒,而政府又无法保障其利益,这就使他们逐渐将负面情绪转嫁到“精英”和难民等群体身上。同时,公民纲领党继承了自由主义和亲欧等议题,成为民族民粹主义的主要反对对象。在2015年议会的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大胜,成为波兰转轨以来第一个独立组阁的政党。
2.法律与公正党的兴起与民族民粹主义情绪
随着历史发展,法律与公正党广泛吸收了波兰经济社会中的民族民粹主义情绪。在经济层面,法律与公正党意识到,“城市以外的选民尚处于政治真空状态,是可以动员的”。波兰东部、广大乡村和底层民众支持法律与公正党,认为自身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加入欧盟和大中城市繁荣带来的好处,将“自由主义和欧盟”与“民族主义和国家发展”相对立。因此,城乡、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怪罪于西欧带来的劳动力流失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法律与公正党成为“草根”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加之难民危机催化,可以说,该党上台执政“堪称‘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经典案例”。同时,法律与公正党在青少年中的支持率一直在40%~45%之间,“这大多建立在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之上”。
在社会层面,该党宣扬宗教和传统价值观等策略,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具有不安全感的人群中引起了共鸣。在快速变化的欧洲,许多选民渴望安全稳定。同时,强调社会保障也是法律与公正党获胜的手段之一。在实施“家庭500+”计划后,财政赤字没有明显上升,经济没有出现反对派警告的下滑景象,即使在农村地区,失业率也徘徊在6%左右,这更加赢得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
在疑欧层面,该党将反“精英”与反“西化”“欧化”相结合,认为第三共和国是“共产主义精英”与“工会精英”达成妥协的结果。“拆除共产主义做得还不够”,官员腐败、社会失序和现代化迟缓等,使青年和贫困群体“认为他们被快速的现代化远远甩在了后头”。“自由民主”也意味着“西化”与“欧化”。
三、建构民族民粹主义:
法律与公正党的意识形态
1.建构过程
法律与公正党迄今主要有五份竞选纲领和四份党纲,这直接反映了该党建构民族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在早期竞选纲领和党纲中,该党更多的是提出基本理念,论证自身“合法性”。在2001年建党纲领中,该党提出自身“合法性”源于波兰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衰退。在2001年竞选纲领中,该党更多地强调理念,如保护国内市场和建构强大国家、亲家庭和积极的社会政策,认同天主教价值观,等等。
2005—2007年间,该党进一步细化理念,增加议题。在两份竞选纲领中,重要的议题和政策有:强调企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建立独立的国家银行;为家庭尤其是老年人增加福利;严禁堕胎、安乐死和试管婴儿;扩大国家和总统权力,控制媒体和司法机构,移除司法机构内的“精英”,成立反腐败机构;等等。2006年的党纲细化了基本理念,明确提出“第四共和国”规划,2007年党纲确定了规划的实施步骤。
2007年竞选失利后,该党不断整合议题,在2011年党纲中提出了建设“现代、团结和安全的波兰”的主张,集中反映了其基本理念和政策措施,且与2011年和2015年竞选纲领相呼应,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系统的理念和政策体系,基本上代表了波兰民族民粹主义的理念主张。
2.核心概念与政治光谱
法律与公正党诸多纲领的关键词是“层级化的国家”,以此为中心囊括了社区、爱国主义、传统、家庭和团结等概念。。自成立以来,该党不断右转,使民族民粹主义主流化。从2015年选举中可见,该党竞选纲领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为,家庭:30.4%;公民纲领党:27.9%;欧洲与欧盟:25.5%;传统/文化:8.6%;波兰天主教堂:2.8%;贫穷:2.1%;民族主义:1.5%。其主要议题为: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消除社会不公正、强调国家主权等。自2007年在野以来,法律与公正党的主要实践逻辑如下。
波兰的主要问题:腐败和重建民族价值观→谁应对此负责:公民纲领党和欧洲普世价值→谁是受害者:波兰人民→谁能解决问题:法律与公正党→如何解决:需要为公民服务的政治机构、积极的社会政策、传统和宗教价值观等。在一些议题中,法律与公正党的民族民粹主义体现得更加明显。
3.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法律与公正党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在对象层面,该党将“民族”和“大众”相结合,又使二者与“波兰B”和转轨后的“失意者”相结合;在“敌对”层面,将波兰“民族”和“大众”与“波兰A”和“精英”相区分,将前者塑造为“反建制”的基础。
第一,从党纲中看,法律与公正党的基本逻辑和立党基础是:其一,现存体制是前共产主义和后自由主义体制的结合,是“共产主义精英”和“自由精英”的妥协,使波兰走向衰落;其二,“民族”和“大众”既是自由主义,也是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受害者,多为农村、落后地区民众;其三,要建构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公正的社会,既不再恐惧俄罗斯,亦不再屈从于德国。
第二,法律与公正党的核心理念正是其基本逻辑的展开。该党认为,共产主义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并不代表“人民”,因而需要建立“第四共和国”和“现代、团结和安全的波兰”。其一,将波兰的强大和民众的幸福、平等相结合。如党纲提出:“为所有人伸张正义”,“让人民发展起来”,使“幸福的人们生活在欧洲的中心”。其二,区分“精英”和“大众”,提出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所有波兰人,不仅是最富有的一小群人,都必须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其三,重建社会道德和民族认同。该党认为,天主教塑造了波兰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是波兰社会道德和秩序的基础;应为实现自由、公正而奋斗,塑造社会团结的价值观。其四,将国家权力和经济正义相结合。“现代、团结和安全的波兰”指的正是: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使贫穷群体和落后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国家权力的正义性和优先性,强大的经济源于强大、有效的国家权力。
第三,在核心理念基础上,法律与公正党的主要政策反映在多个层面。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在:一是反对使用欧元和紧缩政策;二是再国有化,将国有化作为长期战略;三是尽量减少产业升级对国外资本的依赖;四是实行资本或外汇管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五是使资本服从民族主义或再分配目标;六是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支出;七是增加福利开支。
在政治社会领域主要表现在:一是扩大执政党的权力,加强媒体管控;二是提出民主和现代化与民族和传统文化不矛盾,爱国主义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三是人民共和国应反对“精英”,使政治生活多元化、民主化;四是要以历史传统为基础,增强民族凝聚力。根本上,该党认为,个体发展需要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国家有权决定如何利用公共资源,目的是增加所有人的财富,保护现代化中的弱者,防止两极分化扩大。
四、法律与公正党的发展与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
1.法律与公正党的影响和未来发展
从总体上看,法律与公正党更多的是站在波兰社会分化的一端,强调其“感性情感”和“集体主张”。当前,波兰政局稳定,但背后暗流涌动,主要表现为以公民纲领党领导下的城市、“精英”,与法律与正义党领导下的农村、“大众”之间的对立。2018年10月波兰的地方选举更加反映出这点,公民纲领党基本上在大城市中胜选,而法律与公正党仍掌握落后地区。从结果来看,法律与公正党获胜,领先60个议席和7%的得票率,但城乡分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牢固。在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再次获胜,赢得了45%的得票率,这也进一步巩固了该党的优势,为其赢得2019年议会选举增加了砝码。
最新民调显示,法律与公正党支持率约为40%,领先公民纲领党10%。但从长远来看,要维持自身地位和波兰健康发展,法律与公正党应建立主体性,合理应对民众诉求与合理界限的关系、社会与价值观分化等问题,真正实现波兰的现代化。
2.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对于中东欧转轨以来民族民粹主义的兴起,学界多有探讨,从中来看,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同尤为明显,且相对西欧具有特殊性。
第一,中东欧国家具有“前共产主义”难题,更存有转轨后产生的现实问题。从总体上看,西欧民粹主义更多具有种族、极端民族主义等倾向。中东欧民粹主义则相对重视平等和公正等问题。反“精英”往往是反对前共产主义体制遗留下来且经历市场化转轨后的获益群体。因而其民粹主义往往具有左、右翼混同,反“精英”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特征,既认同市场经济,又强调社会公正。第二,中东欧国家面临更大的身份认同问题。难民危机是中东欧民粹主义爆发的导火索。此前,其身份认同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入盟带来的“失意”和“失利”,如主权让渡、外债、不平等交换、人口流失等。难民危机爆发后,反移民情绪、欧洲怀疑主义等逐渐成为中东欧民粹主义捍卫民族性和国家身份的手段,使反欧盟、反自由市场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第三,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外来的,这主要在两方面使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一是民粹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新欧洲”,强调民主的民族、大众合法性。二是反对欧盟通过民主约束本国内政。同时,中东欧国家缺乏制衡传统,这为民粹主义在政治领域不断深化提供了前提。第四,在中东欧国家,左、右翼政府都实施相似的市场导向和欧盟导向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其民族民粹主义政党是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政党相对立,从中央崛起,不断接受相关思潮的。
因此,在中东欧,以法律与公正党和青民盟为代表的政党,在诸多领域,在反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欧洲一体化等多个层面,将与“精英”对立的人民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相结合,以民族—保守的民粹主义面貌出现。
3.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不仅投票率创20年新高,更是民粹主义与亲欧势力的拉锯战,中左翼和中右翼党团失去简单多数席位,意味着二者自1979年以来一直联合控制议会的时代宣告结束。法律与公正党45%的得票率与青民盟56%的得票率成为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强势的象征。从中东欧16国来看,超过半数国家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处于执政或第一大党地位,还有许多极右翼政党,如保加利亚的阿塔卡党、匈牙利尤比克党等也颇为活跃。
从民主衰落的视角来看,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似乎有很大可能性。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认为,进入21世纪,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未巩固民主,变为有缺陷的民主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型前的制度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制度尚未巩固就面临着诸多治理危机,导致民主衰退,在某种程度上寻回了过去的政治传统。通过民主制度上台后,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就开始逐步改造民主制度。
从整个欧洲来看,民主衰退也为民族民粹主义政党的上台创设了条件。在行为分析视角,2002年以来,民众对政府、议会和政党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主要原因是支撑西方传统民主的基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民主越来越简化成为选举政治,逐渐成为策略性和技术性事务。在结构分析视角下,许多学者指出,如果经济表现糟糕,民主制度更有可能解体,民主巩固至少部分取决于执行经济增长政策的能力。民主衰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政府的错误选择和威权历史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渴望通过话语分明的“强人”来表达对“精英”民主的不满。当下,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既有经济危机的因素,更有民主衰退的“助力”,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在互联网时代,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均不反对民主,但又十分认同克里斯马型领袖;均提出对现有体制的不满,但仍在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和制度。在经济形势尚未好转、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尚未找到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大前提下,民族民粹主义仍旧是可供民众选择的重要的替代性方案。
作者信息
来庆立,1988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
文章原载:
试析民族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意识形态建构—以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为例,《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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