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会岩等 I 人工智能时代的西方政党政治:机遇、发展与困境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生系统，日益影响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方式，乃至于改变现代政党政治的运行方式。一些西方政党意识到人工智能给政党治理、政治沟通及政治社会化带来的机遇，纷纷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进行政党动员、沟通、选举、营销和政治参与，并把人工智能运用到政策评估、政治协同、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效果。但不得不指出，由于政党缺失对技术的驾驭能力，也面临着新型数字鸿沟、资本依赖、信息风险等新困境。

关键词：人工智能；西方政党；机遇；困境

技术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催化剂，而信息技术正是这催化剂的核心。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如今已突破摩尔定律，民众的各种行为都在不断被转化为代码，海量数据通过智能算法又重新嵌入人类社会，日渐构成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成为解释人工智能与政党变迁的重要参数。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智能媒介和政治元素的链接更加紧密，人工智能技术与现代政党的关联性越来越强，智能算法的超级引擎正在把政党政府带入“智慧大脑”时代。特别是当下的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智能信息技术，给政党沟通方式、民众偏好与执政环境等带来了深远影响。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机遇和挑战，很多西方政党开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形象传播和政治动员，为重塑日渐衰落的西方政党政治提供新的可能性。时至今日，“政党－智能信息技术－社会”关系日益凸显。技术理论的有效性正在以新技术融入日常生活为基础，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分析和解决当代政党政治问题的重要参量，这种“自下而上”看待信息技术角色的方式不仅有助于理论发展，也能让政党治理更加科学、透明、高效，以至于重塑政党的运行机制。

一、人工智能时代西方政党发展的历史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以线上自我生产和网络共享为主要方式，与线下时代相比，无论是信息产品的供给，还是民众的信息消费，都变得越来越便利。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向受众推送更有针对性、更精确的内容，同时也能让民众更大规模、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当中，这为西方政党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

1.打破党内物理层级，推动党内治理扁平化发展

政党研究者哈瓦德认为，“不管是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之间，都是通过媒介技术进行治理的，甚至整个社会都越来越服从或依赖于技术及其运行逻辑”。在前智能时代，政党组织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等外部因素，遵循严密的科层制治理规则。在去神秘化、去层级化的智能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政党提供扁平化发展的新载体，党员每天打开电脑或者看手机获取、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会把全部行为习惯无意识地上传到云端，这些数据为组织内部发展提供新的潜能。政党可以通过智能信息技术成立虚拟党组织、数字化支部，实现党内外日常活动信息化。原有的难以由语言、文字表达的信息，可以通过声音、图像乃至短视频等在线智能方式表达，不同地区、单位的成员也可以实现即时、互动交流，普通党员、政党精英的行为特征也能综合全面呈现，进而有利于实现组织扁平化覆盖，为政党打破物理空间实现内部治理现代化提供很大便利。

2.避免两个层层衰减，推动政党沟通高效化发展

在经典的政党沟通理论范式上，党的组织是民众与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而在实践中，规模庞大的组织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将行动层面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到决策者手中。受限于传统的信息传输壁垒会造成政党沟通的“两个层层衰减”，即民众自下而上表达诉求的信息衰减，政党自上而下解决问题的力度衰减。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智慧不管多么复杂，归根到底都是由符号计算来实现的，智能信息技术凭借其快速的沟通能力和有力的技术支持，在政党沟通上具有重要优势:一是直接即时，党内精英或党组织通过各种移动智能平台可以第一时间发声，对一些重大问题可以直接沟通并及时回应，避免中间环节的过滤和曲解;二是匿名互动，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反馈方式或双向联系机制，增进了社会成员的平等和互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向度输入。

3.激发政治参与热情，推动政治发展民主化发展

政治输入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如今的政治输入大都是通过智能媒介来实现的。智能信息技术使民众从“无能力推定”过渡到“有能力推定”，公民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从间接参与转变为直接参与。而新的智能媒介，如脸书、推特等为民众政治参与提供新的载体，政党可以通过这些智能媒介把部分决策权、分配权、监督权让渡给民众，大数据、摄像头等正在逼出人性中的侥幸心理，使民主变得规范和有序，同时还能缓解社会情绪，引导社会舆论。由于共时信息的存在，“共识”的达成已成为民众关心的话题。这种“电子民主”“网络民主”正在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情感，影响民众的政党认同。

4.构建高清晰社会，推动国家治理智慧化发展

技术赋权对于揭示权力的不对称也至关重要，因而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这可以为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提供借鉴。人工智能更多的是强调科技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作用，需要把技术本身的作用纳入到这一分析框架中。当前，智能信息技术不断为数据赋能，推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促进智能学习成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成为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党政府可通过人工智能构建“行动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链接平台，通过身份、社交关系、行为等记录，让社会以一种越来越清晰的面目呈现出来。人工智能不仅精于计算，还精于创造，政党政府还可以通过智能技术提供精准、多维的科学决策方案，智能技术缩短了信息获取与战略决策之间的空间与时间距离，进而创造一个政党政府、技术专家、公众等多元化的智慧治理机制。

二、人工智能时代西方政党调试的实践理路

面对信息技术升级迭代掀起的智能化浪潮，一些西方政党及时采取一系列变革策略，充分挖掘人工智能潜在的政治功能，并用于政治宣传、选民动员、政治参与及政治营销等方面，以推动政党政治的智能化转型。

1.加强政党自身智能化建设，扩大政党影响力

很多西方政党意识到智能媒介系统是扩大政党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因此密集地使用智能信息媒介来构建虚拟政党、电子政党或数字政党，将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把关机制等一同整合到政党自身治理中。这既可以增强政党精英的权力，也能够凝聚广大党员，还可以挽回政党影响力下降的颓势。一是打造扁平的数字化政党组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率先建立网站进行政党思想传播，运用网络媒介进行政治营销，聘用大数据团队分析党员影响力，同时将办理入党、党员登记、缴纳党费等内容也搬到智能平台上，如火如荼的政党信息化发展标志着“数字政党时代”已经到来。挪威工党还建立了网络虚拟党支部，并赋予和线下党组织同等重要地位;英国工党也于2017年大力投资社交媒介建设，创立政党信息定位推送工具“Promote”，自动将工党的政策精准推送到党内和党外，这进一步打破了党组织建设的物理空间，推动政党自身智能化发展。二是推动政党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智能技术带来的是各类信息几何级数增长，巴克什和梅辛等人调查了超过1000万个使用脸书的用户，发现脸书上面的好友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多元化。很多西方党派倾向于将意识形态多元化，以2014年瑞典民主党变革为例，该党此前一度被其他政党和主流媒体所排挤，于是转而依赖由政党组建或经营的网络报刊来传递消息，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移民危机发生后，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该党派的开放意识形态所获得的支持领先于其他党派。可见，不断开放的意识形态和日渐智能化的政党组织意味着人工智能媒介与新的政治力量已经结合在一起，重塑着政党的治理议程。

2.运用智能算法进行精准动员，助力政党竞选

由计算机执行的模拟人类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这为政党选举提供重要便利，机器学习、数据爬取、语义分析等被广泛应用于选民心态和选情分布分析，日益成为政党竞争的秘密武器。选民可以通过智能卡进行在线投票，也提高了年轻人和网络技术信任人群的动员效果。一方面，运用移动智能媒介进行竞选宣传。多伦、杰弗里等人2013年以印度部长玛雅瓦蒂的选举活动为个案，深入分析其运用手机技术争取选民并获胜的创举。他们研究发现，党内积极分子通过语音和短信的方式分工协作，第一时间宣传动员，并积极与婆罗门组建联盟，手机的使用最终成为玛雅瓦蒂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17年的英国大选上，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为民众呈现一个多维立体、平易近人的良好政党领袖形象，非常受年轻人追捧，为工党争取了更多的席位和40%的选票。在选举过程中，智能手机通过一对一的即时双向对话，实现了党内成员与普通民众的双向联系。另一方面，运用数据智能算法进行精准动员。民众访问各种信息平台时，智能平台会根据收集的数据做出访问者的个人特征图谱，受过训练的智能技术可以基于他们的观点来预测更大样本的选民投票结果。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利用大数据剑桥公司、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对主流媒体和老牌精英发起挑战，运用数据对超过9000万选民的性格、偏好政治立场进行“心理定位”:向义愤填膺的爱国者推送民族主义言论，向知识精英推送显得高深的分析，向民主党的支持者推送希拉里家族负面信息。可见，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政治情境预测和竞选政策调适过程，为不同受众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能更精准地把握选民的特征进行动员，但也加剧了政党激烈竞争的趋势。

3.通过智能媒介推进党内外沟通与民主化进程

智能媒介已成为政治领域中重要的输入方式，它将公众舆论、社会运动以及民众诉求输入到精英阶层的治理方式中。这使民主省去了诸多层层衰减的中间环节，为政治沟通和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新途径。一是依托智能社交媒介进行政治沟通。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3%的英国成年人认为智能社交平台有利于帮助他们理解政党的政策立场，26%的选民表示社交媒介参与使他们更有可能投票。在美国的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使用脸书，其中73%的脸书用户频繁地“更新状态”，66%的用户通过脸书参与政党政治活动。即使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智能手机也使频繁的政党沟通成为可能，并且让那些更愿听说而不愿读写的人也参与进来，同时，手机这一价格低廉的数字产品非常适合底层普通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二是依托智能平台推进政治民主化发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8年9月9日指出，“对民主最大的威胁是冷漠和漠不关心，是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智能信息技术改变了这一颓势。诺伊曼等人提出了“有限注意空间”观点，认为数字媒体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问题的反应更灵敏，但是对抽象的经济和外交事务的反应更弱。近年来一个由70多个国家组成的开放政府跨国联盟(OGP)，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共享来促进政府透明、打击腐败等，利用新技术促进各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德国、奥地利、芬兰等国的其他党派也经常通过脸书、推特等数字媒介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进行监督，推动其民主监督合理发展。由上可知，公众舆论和民众诉求通过智能媒介会对政治精英产生影响，人工智能拉近了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实现了更为密切的政治沟通和更广泛的民主。

4.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维护政党执政安全

技术的中性特质时刻在提醒政党、政府，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除它的负面影响，我们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智能技术的稳健性、可信度和服从度就变得越发重要。为此，西方政党纷纷加大资本和技术投入，完善相应制度，以维护执政安全。一是加大资本投入获取技术服务。很多执政党都大量投资人工智能领域，并确保其安全运营。英国2017年大选期间，各政党光投入到脸书上的广告费用就达320万英镑;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期间，国会还专门通过一项3.8亿美元的法案，资助各州进行信息安全培训和购买安全的智能投票机。二是加强网络安全相关制度建设。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使许多监控设备正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明显，在一些城市一天之内视频监控要捕获我们的图像成百上千次。很多执政党不断更新现有的法律体系，让其跟上数字世界的发展。爱沙尼亚是世界上首个运用互联网投票的国家，把数据网络和电话网络列为重要信息服务系统，制定一系列安全措施;加拿大也制定了网络流量监管政策并付诸实施，这个监管方案的核心是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从经济效应和技术实践两个角度评判互联网服务是否可被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8年初表示，要推出关于打击在选举期间传播假新闻的法案，严厉打击受外国影响或控制的信息媒介扰乱法国局势。一些学者认为，当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时，由多智能体所行使的信息权利就越来越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随着人力物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原来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将来都会有很好的答案。

三、“技术利维坦”给政党带来的新困境

人工智能是技术载体，它只能改变政党与社会的嵌入方式，而不能改变政党的本质。这种依托技术推动的政党适应性变革，如果缺失对技术的驾驭能力，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需求还存在诸多差距，以至于给政党和政治发展带来诸多新困境。

1.新型数字鸿沟带来民主政治的幻象

数字鸿沟是指那些通过电子、网络等线上方式参与的党员会把依赖传统线下方式参与的人区分开，形成一种新型的数字精英。政党过分看重智能数据的重要性，会导致新型数字鸿沟，他们有可能取代传统的党内积极分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民主的幻象。一方面，民众对智能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受年龄、性别、教育、收入等影响，进而会造成民主的分化。有学者通过对媒体比较和对民族志研究发现，生活富裕的年轻人群体往往处于变革的前沿地带，他们可以利用新兴智能媒介绕过把关环节，改变议程并动员弱势群体。他们更能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和表达诉求，而把其他“不在线”的人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拉大了大党和小党间的竞争差距。智能媒介通过特定网络进行工作，会致使权力不断集中于大型传媒集团手中，通常会让流量“超级明星”而不是普通人受益。大党往往拥有更多的数据平台掌控线上流量，具有这样的“超级明星”优势，同时可以驾驭和制造选民的关注点，以及进行大规模运算研究。这些特有的信息优势帮助其获得更好的政治动员、捐款赞助人以及优势候选人等，进而把不具备智能技术优势、代表弱势群体的小党排除在竞选之外，不利于政治社会化的发展。此外，人工智能在政治上还不能克服一些问题，比如是否能够以公平的方式行事，能否不受程序员或历史数据造成的偏见的影响等。

2.资本运作逻辑加剧社会整合难度

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的战场在于数据，而不是程序，这使得大部分收益进入了投资者而非使用者的口袋。随着智能媒介的发展，信息生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但多数信息都是用来休闲和消费的，资本逻辑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的“泛娱乐化”趋势。智能媒介使我们的日常联系变得紧密而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联系的总数有所增加。越来越强大的算法使网络社交活动日益频繁，而智能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机器计算、自发账号等精准推动用户偏好的信息，提供广为支持或兴趣的幻觉。由智能媒介主导的政党选举越来越成为一种数据流量的游戏，人工智能只是建构了一个不真实的政治幻象，背后指向的却是金钱政治的本质。在一个活动范围相对有限的物理环境当中，人们利用手机等智能媒介只是和有限的人群保持日常联系，数字媒介使我们联系的纽带变得越来越紧，地理位置上我们似乎也越来越近，但实际上我们的目标越来越难统一。

3.技术的不确定因素挑战政党执政安全

技术进步不代表社会进步，网络智能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信息被广泛记录引发的数据泄漏、钓鱼软件、诈骗信息、黑客攻击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如何用全新的方式去平衡个人需求和社会利益，日益成为摆在我们时代的难题，这使网络隐私安全研究的重要性一再被提及。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有4000万份选民记录在暗网上被叫卖，可见选民信息泄露问题之严重。2017年法国大选中，马克龙的大量信息也遭到攻击和泄漏，黑客还掺杂大量假数据进行公布，一度给第二轮投票选举造成很大影响。2018年7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指出，亚马逊的人工智能软件(Rekognition)错误地将30名国会议员定为犯罪分子，其中有12名是有色人种。由于没有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安全的道德认知和法律规范，各种智能平台都在不停地收集个人信息，使我们处于享受信息公开衍生的利益与期望保护自己隐私的矛盾中。加之人工智能算法的逻辑基础本身蕴含着不确定性，如果机器开始进行自我编程，想对它进行有效的制度监管和社会伦理制约将变得非常困难，这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技术恐怖”现象。

四、结语

历史发展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一些国家放弃了一种具有变革性的技术，那么那些没有放弃的国家或集团就会逐渐累积起足够的财富和权力，从而接管和统治世界。在智能信息技术深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探讨人工智能与政党政治的逻辑理路，不仅要反思技术对政党本质的异化，更多的是总结政党运用人工智能的经验，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为未来政治安全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合理运用是提升执政党认同的基础。智能化发展促进劳动者从韦伯式的科层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个体之间、团队之间的协作平台，政党也应该适应“单位人”到“智能联合体”的社会转型，积极嵌入到信息社会中间。政党也应该适应社会转型，积极嵌入到信息社会中，运用智能技术优化在政治领域的治理，把广大民众的智慧汇集起来，使民众在参与中提升对政党的认同。另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政党功能异化。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言，人工智能有可能是人类文化的终结者。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在不断开发注意力市场，利用算法精准推送娱乐大众，新型数字鸿沟正在悄然形成，一些人或组织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更加深了这种分化。在智能信息技术进步进程中，如果技术治理走向极端，一旦技术脱嵌于组织结构，政治机制、社会伦理乃至人性本身无法得到有效的制度规范，将不利于政党政治的发展。总之，无论人工智能的运用范围多么广泛，力量多么强大，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它的局限性时，我们才能清醒看到它被运用在政党政治领域时所基于的主要模式。

作者信息

孙会岩，1986年生，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郝宇青，1970年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

人工智能时代的西方政党政治:机遇、发展与困境，《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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