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华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新时代外交实践研究

摘  要：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新的理念和主张，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时代内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决策者、践行者的独特地位，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主张和思想，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外交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

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正确义利观;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新安全观等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世界持久和平繁荣、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重要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本文聚焦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研究，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指导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中的世界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公正合理的

世界秩序指明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以中国的智慧建构了国际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新的交往范式。

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当代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空前激烈，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受阻、全球治理困境导致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激增，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国际关系空前复杂多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基点，为国际社会走出一体化困境提供了一种范式。作为一种超越区域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新世界秩序观以及新时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一种话语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构建公正合理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价值引导和思想基础。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各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念价值、现实意义以及实践路径，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内涵，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应对各种挑战问题上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转型、完善全球治理体制、推动国际社会构建安全共赢的世界新秩序、实现中国梦营造更加良好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重要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世界大变革大发展背景下，为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与危机应运而生的中国方案，意在为人类提供一种治理和改造世界的秩序理念。中国的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因此，中国要谋发展，要争取稳定的国际环境，必须处理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权力互动问题，强调在顺应世界大势中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具备实践可能性。一方面，国际安全领域的不稳定、不可测因素明显增加，尤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泛滥，对国际安全形势构成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利益汇合点和交点不断扩大和深化，成为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急剧提高，国际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命运的现实问题;政治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亟须一种迥异于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文化上，实现地域文明到全球性文明的飞跃要求一种基于传统文化之上新文明观的出现。这种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存在的共生共存共荣效应，必然要求国际社会对人类未来命运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的深度思考。这次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像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其他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一样，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各国应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参与疾病防控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旨在实现共赢共享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中国方案”，是贡献“中国智慧”的经典范例。中国从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走向广泛和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事务，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体现了中国的诚意和担当。中国努力为实现世界繁荣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及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致力于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鼓励各国合作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寻求包容互鉴的发展新道路，携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在过去，硬实力也许是国家获得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但当今世界软实力对国家话语权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能否得到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国际话语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话语引导，有助于达成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共识，促进各国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命运紧密相连，从而有利于中国更有效地改善国际话语地位。“中国方案”为那些既谋求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拓展了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并向世界揭示了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才是有效的永恒法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不仅责任共同，而且命运共同。中国的崛起改写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克服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将走向冲突的宿命，因为复兴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中国机遇”而不是“中国威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

作为一种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其展望的美好前景与国际社会的现实仍存在需要跨越的鸿沟。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的“中国威胁论”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阻力，因此学界需要从全球化时代的合作共赢特性出发，科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国已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框架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推进构建利益共存、责任共担、价值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心，推动世界各国在深度合作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利益融合;另一方面，中国力求通过渐进式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针对周边国家打造双边命运共同体，其次是多边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再次是由周边命运共同体走向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亚太命运共同体。随着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迅猛并持续推动世界发展转型，亚洲命运共同体成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实践的重要起点。为了落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谋划，中国应创新性地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包容性合作模式，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天然优势，积极促成民间友好往来和培育友华的文化氛围;促使本国崛起产生的经济溢出有效转化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以结成互利共赢的安全利益复合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凸显了中国理念的世界性话语特质，净化与升华了当前国际社会的负面思潮，具有深远影响力与强大生命力。在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和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战略指引，积极推动国际共同价值的塑造和共同利益的增进，争取道德制高点和国际法话语权，推动构建反映各国人民普遍愿望的世界新秩序。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实践创新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挑战、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具体措施是:中国坚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合作;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坚持“推动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均衡发展，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积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应对当今世界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出路。

第一，构建全球治理共同体。当今中国参与全球事务，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随着国际秩序演变的不断加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他明确阐述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一是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二是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三是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体现了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安全观、责任观、法治观、义利观。

首先是加快全球政治治理进程。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推动全球政治治理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强调，“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中国的这一原则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得以进一步阐述。在全球政治治理的实践中，中国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坚持有规则的多边主义。

其次要构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当今国际经济环境面临各种挑战，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南北关系中不合理、不公正问题依然存在，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导致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影响全球的稳定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全球经济治理应适应时代的需要，通过协商与对话，完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与规范。金砖国家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合作者，中国在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1年《三亚宣言》确立了以经贸和金融为重点领域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greement)正式运行。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设立是在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经济治理变化的新趋势下产生的，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的制度性突破，是金砖国家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行动。2018年7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第十次领导人峰会时指出:“金砖国家要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发展机遇，合力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事实证明，在金砖国家合作的第一个10年间，五国经济总量增长179%，贸易总额增长94%，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做出突出贡献，惠及30多亿人民。

再次是推动安全治理的机制化。以伊朗核问题谈判为例，中国在谈判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伊核问题谈判的建设性参与者，中国在伊核谈判最后阶段持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多次在艰难场合、关键时刻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为伊核谈判持续注入新动力和坚定信心。2015年6月伊核谈判出现复杂局面时，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中俄伊三国外长会晤，提出了推进谈判的四点中方主张。中方表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已经近在咫尺，各方要为最后阶段谈判提供政治动力，为遗留的一些重要问题探寻政治解决思路。同年7月9日，正在俄罗斯乌法陪同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王毅外长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克里向王毅通报了伊朗核问题谈判的最新进展，对中方在谈判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并就谈判最后阶段的焦点问题与王毅交换了意见。中方在伊核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在伊核谈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美国、伊朗、俄罗斯等代表团的“高度赞赏和肯定”，也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赞许。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推动构建全球治理共同体而不断努力，中国的积极主张和努力为提高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美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的世界。保持中美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的核心环节。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双方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存在着摩擦和分歧。当今，中美双方都面临着全球化产生的新问题，只有中美合作才能构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中美要通过对话与协商不断增进互信，中美关系的和平稳定就是世界的和平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中美两国应从历史上大国竞争的悲剧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新型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对旧型国际关系批判的基础上的。旧型国际关系是西方主导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带有强权政治色彩的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中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国际关系既是主观选择，也是客观需要，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实现共赢，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圈套。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中俄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维持中俄关系的深度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步骤。新时代的中俄两国站在历史的基础上，面对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建立并发展了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国际社会进步、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新型国际关系典范的中俄关系坚持“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的原则。“不针对第三方”表明中俄两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和开放包容的心态，双方摒弃“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逻辑，希望将国家间关系带离“大国政治悲剧”的漩涡。“不意识形态化”表明中俄两国吸取历史教训，站在两国广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坚定支持对方发展复兴，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心利益，坚定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务实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国际战略协调与合作提升到新高度。中俄两国要密切合作，并以包容的态度接纳他国参与中俄两国主导的合作计划，依托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对接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深化相互依存水平，维护好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发展，并努力地消弭第三方国家的猜疑，减少双方与他国的国际摩擦。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欧关系。构建中欧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在中欧之间构建和平伙伴关系、增长伙伴关系、改革伙伴关系和文明伙伴关系。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中国自2003年发表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以及欧盟自1995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以来，双方均强调合作共赢的理念。当前，作为两大市场、两大力量、两大文明的中欧双方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既要立足于全球形势的发展变化，维护全球格局的稳定和持久发展，也要立足于自身的市场、改革和发展需要，为构建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以持久和平为目标的、以多元共生为愿景的国际社会而共同努力。积极推进中欧在各个领域的对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构建和平伙伴关系。中欧对世界多极化与全球治理的观点十分相似。中欧作为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受到当前国际体系结构深度调整的影响，欧盟对华认知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中欧双方要保持在各领域的对话，通过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以及双方年度领导人会晤等对话机制，就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治理等重大全球、区域、双边事务实现相互理解，增加互信，争取达成更多的共识。继续保持人权领域的对话沟通，努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相互认同。

第五，构建周边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共同体。长期以来，中国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基本采取“融入”和“顺应”的政策。今天这一基本姿态虽未改变，但随着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大，中国的对外行为更向“积极有所作为”的方向倾斜。不管是在双边层面还是多边框架内，中国积极参与、正面引导、主动谋划的一面都在增强。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充分体现“积极有所作为”的新趋向。

首先，创新周边外交手段。2003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不仅在指导理念和政策设计方面呈现出新气象，在外交手段和具体做法上也有创新之处，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展示出更大的灵活性。如根据形势需要，领导人对周边国家的“点穴式”单独访问，以及借助“主场外交”优势促进双多边关系的做法，都是以前很少见的。习近平主席分别于2014年7月和8月对韩国和蒙古进行访问，开创了国家领导人一次单独访问一个国家的先例，体现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收到了良好的外交效果，让中蒙关系和中韩关系再上新台阶。近年来，中国积极利用主办国际会议，如“亚洲博鳌论坛”“亚信峰会”“南京青奥会”“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APEC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机会发挥“主场外交”优势，促进双多边关系发展，这些有益的尝试为今后开展周边外交积累了经验。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中，在继续坚持“自下而上”和“东盟中心”的前提下，主动勾勒区域合作的愿景，提出以构建“亚太自贸区”为引领目标的区域合作路线图。中国借助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有利时机，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这有利于整合“碎片化”的亚太地区经贸机制，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提升亚太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确保其竞争力。

其次，坚持“义利兼顾、权责平衡”。中国倡导在国际关系中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这既是中国外交的新理念，也是关于中国外交行为的新规范。“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历来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一系列立场原则在新时期的反映和升华。中国坚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积极推进中日韩与东盟合作(10+3)。具体到周边关系，就是要将中国自身的发展同周边各国的发展结合起来，将实现“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结合起来。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在开展合作时不斤斤计较，更多时候是“多予少取”或“只予不取”。如2003年中国向柬埔寨、缅甸、孟加拉等国提出“亚洲减债计划”，向老挝、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提供优惠关税甚至免税待遇，并承担了大湄公河开发计划中的若干工程项目。中国在维护国家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在周边海洋维权方面，在保持克制的前提下适度反应，打消外界不切实际的幻想，防止其做出进一步的战略误判，这绝非外界所宣扬的中国“示强称霸”的证据，而是中国践行“正确的义利观”的具体表现。

再次，加强双边、区域以及次区域层面的合作。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各种双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同周边很多国家建立了定期的安全和防务磋商机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合作也不断深入。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各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落实上海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反极端主义公约等合作文件，深化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加强相关法律基础和能力建设，有效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作用，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未来3年，中国将利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等平台，为成员国各方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强化执法能力建设。为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日韩三国推动建立灾害管理合作机制。2009年10月，三国举行首届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三国商定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一是建立互访交流和会议机制;二是加强信息共享;三是加强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开展三国间的灾害管理人员培训;四是加强卫星灾害监测，共享减灾地球空间数据。为推动亚洲区域核安全合作，三国于2011年11月签署“中日韩核安全合作倡议”，确定将建立合作框架，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在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性作用，并承诺在地区核安全标准、区域应急响应机制和监管能力等领域开展合作行动。上述机制化都将是通向FTAAP的路径。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倡导并践行“新安全观”，摒弃以假想敌为前提的同盟体系和冷战思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区域安全合作的楷模，积极支持在“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P)框架下的多边安全合作等。

中国十分重视同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一带一路”的“五通构想”中也包括“民心相通”。中国还将2014年定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拉近了双方的国民感情。经济这个轮子是为了促进发展，安全这个轮子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人文这个轴承则起到传递两个轮子正能量的作用，让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三、“一带一路”——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经济话语表述、文化话语表述、安全话语表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于本国自身利益需要，不同程度参与或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为“一带一路”阶段性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将国内各种关于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构想和机制都统筹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还积极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规划及合作构想的契合之处，走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之路。为促进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建设，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如沿线国家政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民族宗教矛盾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文化差异问题等，但只要各国共同构建安全防范体系，就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我们要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

“一带一路”给沿线各国带来巨大机遇。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正在为全球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沿线国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正如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盖纳迪·阿维拉泽所言，“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分析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他强调，解决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要靠发展。面对当今国际经济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各种经济、贸易机制、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拓展经济合作空间、深化区域整合，以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来缓解地区冲突，促进安全与发展并行，推动建设互联互通全球经济共同体。

美国智库专家学者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看似以区域经济走廊为目标，实则以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为驱动，是全球性的。一个成功的“一带一路”将使中国更有效地利用过剩的储蓄和建设能力，扩大贸易，巩固与参与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并通过绕开美国及其盟友控制的经济走廊使中国的能源和其他资源进口多样化。史文(Michael D. Swaine)称，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其目的是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整合;鼓励沿线国家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高水平、更广泛、更深入的区域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印德尔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是通过连接周边国家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新互联互通走廊网络，促进海外基础设施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为满足这些需求所做的努力，而其他任何国家或机构都没有表现出这样做的意愿、能力、专业知识或资本资源。可以说，这一差距是“一带一路”在印太地区获得广泛支持的主要原因。这一事实表明了“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需求与中国成熟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之间的高度互补性。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常提到的经济因素是中国承诺对各种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大量投资，以加强“一带一路”地区以及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能力和连通性，而且，新的基础设施可能“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互联互通是解决亚洲各次区域在发展方面缺乏平衡以及这些次区域之间缺乏强有力的经济联系的一种方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所有寻求更好进入市场和供应渠道的亚洲出口国。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指出:“搭建开放的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强调只要结构合理，“一带一路”可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边贸易和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促进贸易扩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增长进程，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区域一体化。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包容，不搞排他。这将是沿线所有国家真正的合唱，而不是中国自己的独唱。发展“一带一路”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或倡议。恰恰相反，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各国对接发展战略，形成优势互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来，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攸关，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都将使我国与沿线各国形成“五通”。“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古丝绸之路，和时兴，战时衰。“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改善投资结构，为实现金融、贸易的互联互通奠定合作的基础。

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汤姆·米勒(Tom Miller)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由广泛的目标推动的。首先，它的目标是保护国家安全。其次是经济动机。第三，该计划是继1999年中国“走出去”政策之后第二次大规模海外投资。与古代丝绸之路一样，“一带一路”计划将形成一个由地理、商业和地缘政治的竞争需求影响的贸易路线网络。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还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与各国社会经济、能源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一带一路”计划有利于促进当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六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合作平台，是促进各国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合作机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注入新动力。

四、结束语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对人类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也是推动未来国际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理念。他多次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了找到利益支点，以共同发展让更多人共享美好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成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指南。共建性、共享性是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人类命运之间彼此联系，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同心协力。共商共建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呼吁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性”就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共建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共建要求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分享建设成果，共同分享成果是共同发展的原动力。共享的核心是共赢，片面追求一国利益最大化，在今天这个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世界几乎不可能。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愿意分享自身发展的成果，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通过与各国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享建设成果。共同建设、共同分享是能将各国联系在一起的最佳方式，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所在。

作者信息

仇华飞，1957年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来源

文章原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新时代外交实践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02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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