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泽高兹·W：疫情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震动了世界，其漫长的阴影将伴随我们多年。它给人类带来了不可想象的挑战，并与一些负面的全球大趋势相互叠加。疫情后的世界将是多元的，面临多种发展路径的选择。发达国家的地位会相对下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加剧，地缘政治将有新的变化。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会被改变，而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抗将加剧。新自由资本主义与民粹资本主义殊途同归，无论哪一个都特别危险。我们需要通过以下三点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逐步向新实用主义过渡，采取温和的经济策略，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新实用主义；世界政治；世界经济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果不发生危机和新的革命，世界将无法摆脱它所陷入的漩涡。摆脱这种漩涡的最好方式，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经济和金融各方面的平衡演进和全面发展，但现在这样做既太迟也太早。我们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危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危机。但危机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矛盾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尖锐。克服这些矛盾需要根本性的变化：深刻的结构性改革，采用新的价值体系，以及世界舞台上权力的重新平衡和角色的重新分配。
一、疫情时期的仇恨
上面一段话是我在12年前的《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和经济》一书中所写的。我在书里警告说，鉴于政治家们在应对现代世界挑战方面的无能，一场“更大的危机”终将到来。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比1929—1933年大萧条影响更为广泛。“当重大的人口、生态和政治扰动与重大的经济扰动重叠在一起时，更大的危机将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何时以及以何种程度。”我还在《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世界将何去何从》中警告说，“我们将迎来比近期的危机更大的灾难，分歧将进一步加剧，随后是更严重的冲突，不仅仅是经济冲突”，而且是“我们无法逃脱的更大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反抗活动”。
当下已经是我所说的“更大的危机”了。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很多事件共同造成了当下的局面。我们必须以更长期和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事件，而不能局限在此时此刻。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下六点。
第一，导致上一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原因依然存在。世界强权贪婪依旧，政治精英面对强权的压力依然俯首称臣。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及薄弱的监管使少数人获利，而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全球化虽然不可逆转，但包容性不足，而包容是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阻止环境恶化和遏止全球变暖的努力成效不彰。人类正在破坏全球热平衡，这会导致地球对人类自身的严厉惩罚。
第四，除了某些例外，收入和财富差距在不受控制地扩大，也难以改造经济和社会以改变或者缩小这些差距。如果不缩小这些差距，就不可能长期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自由民主。
第五，人口失衡的加剧一方面导致生育率的巨大差异，从而形成劳动力的不正常过剩或短缺，另一方面导致大规模的人口移徙，数千万人的大规模移民潮涌入富国。
第六，人们无法找到解决日益严重的跨国问题的方法，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缺乏治理机制，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仇外心理和沙文主义、新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正在加剧，美国已宣布第二次冷战，不仅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甚至针对一些盟国。
有人会问：“会有什么革命？有什么反抗？”人们会变得愤怒，然后走上街头：从“阿拉伯之春”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从“乌克兰革命”到“占领伦敦”，从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到纽约华尔街，从德里到圣地亚哥，从法国的黄背心到波兰印有“宪法”（KONSTYTUCJA）口号的T恤衫。此类示威活动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民众会注意到，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存在多少不平等。例如，黑人只占芝加哥人口的30%，但占该市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70%。
疫情过后，会有越来越多不满的人上街游行。世界不会发生革命，但可能会更加混乱。世界需要新的思想和伟大的领袖，即全球政治家，而不是高喊“美国优先”或“德国另类选择”的煽动者。无政府状态可能会摧毁全世界的文化和经济，需要新的思想和发展理念来避免无政府状态，例如新实用主义就强调整体经济理论与实际经济政策相衔接，旨在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现代文明和经济全球化面临极端不利的大趋势，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来，也没有人知道灾难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灾难终将到来。我不能未卜先知，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不过我曾说过，我们面临“大规模、迅速蔓延的流行病的威胁越来越大”。“如果认为不会出现像艾滋病或非典型肺炎那样具有潜在致命性的新疾病，那将是最天真的想法。它迟早会出现。”“富有的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应对这种打击；类似的流行病对较穷国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们将在那里引发大混乱，从根本上影响生活质量，并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在当代世界，面对流行病的威胁，越来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医疗和预防政策。”
现在不是担忧生产下降的时候，因为这是为了人类生存所要付出的代价。激进而耗费巨大的预防和医疗措施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和健康，与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相比，生命要珍贵得多。虽然微观经济变得很波动，但这是暂时的，尽管不容易但也是可以处理好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更加严重的问题。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支出以支持经济复苏和保护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和个人。政府需要专门的创新金融工具，因势利导地以合理的方式给经济注入数十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资金。
更需要重视的是长期影响。生产和消费领域的混乱所造成的动荡将对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和跨国公司的宏观经济业绩，以及政治家处理经济问题的态度产生影响。他们对全球供应链的态度非常重要。需要担心的是各种仇外心理和非理性主义、狭隘主义和民族主义、特殊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有肉眼不可见的威胁，例如新冠病毒，还有肉眼可见的威胁，例如仇恨。
各种种族仇恨和仇外心理伤害了所有人，例如仇视伊斯兰，仇视中国，仇视俄罗斯，“真正的波兰人”或“真正的芬兰人”仇视不同文化的人，缅甸的佛教徒仇视罗兴亚人，伊朗的什叶派仇视阿拉伯半岛的逊尼派，保守的英国人仇视布鲁塞尔的欧盟人，对陌生人、异族、外地人、有色人种和异教徒的厌恶，等等，因为这些仇恨破坏了连接起我们所有人的全球化。事实上，作为全球化核心的连接性正面临威胁。特朗普厌恶他的前任们，尤其是奥巴马，厌恶他们做的很多事，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到《巴黎协定》，从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协定到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安排，从与俄罗斯的中程导弹系统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的特别权利，以及全球经济和政治博弈中的多边主义。
在波兰，“团结工会”兴起后“精英”间的仇恨盛行，具有右翼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公民论坛”党与具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法律正义党互相仇恨。法律正义党的领导人不久前就宣扬，难民传播“寄生虫和原虫”。传播致命病毒的罪魁祸首并不是难民，但有些人无论如何都希望把他们永远拒之国门外，最好是用围墙或铁丝网。这种情形正在世界上多个地方发生，包括那些骄傲地自认为引领欧洲-大西洋文明的国家。
二、想象力的缺乏
我们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应该进行更深刻的思想和政治反思的时期。这场疫情及其长期后果与上文提到的全球大趋势重合，并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自由民主在疫情之前就已陷入困境。有学者认为，对其稍加遏制有利于保持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所谓的对抗式民主（adversary democrarcy）的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这种民主近来盛行于美国、波兰、英国、韩国、哥伦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国家的民意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泾渭分明，缺乏共识。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主的弱点，以及在解决世界剧变引发的问题上能力有限。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可以很好地回答这类问题。这场疫情的范围和影响，以及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度和持久性，是无法预计的。
最难把握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想象力，才能得到合理的结论。想象力不是幻想，不能脱离现实，而是基于对事实的批判性观察和对现象和过程的仔细分析。很多事情都在不断变化。
如果短期政策与长期发展战略脱节，就无法改变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混乱局面。例如众所周知，军队的作战活动、战术、战略，必须协调一致，相互支持。但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往往被遗忘或忽视，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万能性的盲目信任。经济金融化蒙蔽了人类的双眼，使其只会狭隘地盯着资本市场，这就好像，将本该由护林员负责的森林管理交给一名拿着锯子的伐木工。一个明智的策略，需要充分了解初始情况，还需要发挥想象力。这样才不会事与愿违。在设想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未来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看似无关但实际上可能与未来息息相关的事。
如果以色列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回应。届时，石油将不再是每桶25美元这种疫情打击下的低价格，而可能是125美元。这两种极端情况都很糟糕：25美元对一些人来说太便宜，125美元对多数人来说太贵。
如果土耳其无力应对境内近400万主要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开放其与欧盟的边界，同时利比亚哈夫塔尔将军的政权和的黎波里的政权也开放边界的话，那么来自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难民将如潮水般涌入欧洲，破坏欧洲社会的平稳运行。然而，如果用武力抵御这一浪潮，欧洲价值观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我们有必要为中东和北非的冲突找到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帮助该地区发展，包括金融发展，以削弱逃离该地区的压力。
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并使用核武器的话，全世界都会被波及，连远离印度次大陆的经济体也不能独善其身。
由于不同因素相互作用，因此所有好的局面或所有坏的局面几乎不可能同时发生。因此，必须注意社会经济战略分析的全面性。我们不能忽视发生区域性危机的风险，要注意对此类风险的预测和预防，这就是政治和政策的作用。区域性问题也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必须在超国家层面进行协调。此外，必须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寻找未来问题的答案。未来的有些方面是可以被科学预测的，而有些方面则可以而且必须被创造性地塑造。
三、衰退与增长，还是萧条？
像今天这样动荡的局势很少见。首先，我们不知道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结局会怎样。究竟有多少人会被感染？有多少人会因此失去生命？我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产生出更多的同理心，更多的相互信任——这是社会资本的基础，还是相反？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度会更高还是更低？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供应链和生产链已经被破坏了多少。
我们不知道各种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时间内会被停止。关闭的餐馆和空荡荡的电影院的数量无法统计。据统计，已经有200万次航班被取消，两亿人没有顺利到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没有一家大型航空公司能够幸存。
我们不知道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某些国家间组织宣布的创纪录的一揽子干预措施在维持经济活动方面的效果如何，也不知道这些措施的规模最终会有多大，目标是什么，或者时间有多长。决心的坚定程度是空前的，2012年夏天，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努力阻止欧元贬值时说出了那句名言：“在所不惜！”现在这句名言被各种语言重复着。据估计，2020年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的干预方案总额达9万亿~11万亿美元，而且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知道的是经济将会衰退。不一定会发生在所有经济体，但肯定会发生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们仍然希望，衰退不会影响所有较贫穷的国家，不过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贸易、供应链和资本转移已经与富裕国家紧密相连了。如果疫情在较贫困国家蔓延，由于医疗系统的落后，它们的民众会面临一场可怕的灾难。例如拥有23亿多人口的巴基斯坦，人均卫生支出不到美国的1/200。
我们需要考虑紧急延后或取消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当它们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开支来保证公民的健康和就业岗位时，不能强迫它们偿还对发达国家和西方银行的债务，何况这方面的开支即使在经济好的时候也是不够的。仅2020年一年，世界上69个最贫穷的国家就要向富国政府和多边机构支付195亿美元，向外国私人贷款机构支付60亿美元。这250多亿美元的债务应当被取消，而这自然要由富国的纳税人和银行股东来承担。重要的是，今年春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准备了500亿美元的紧急融资，世界银行也批准了140亿美元的应对方案给最脆弱经济体。这些资金应以软贷款和赠款的形式转移给最需要的国家，并优先保障卫生系统。
全球经济动态的变化，即产出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们合计约占全球总产值的2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20年有可能避免生产总值的下降。当然这一切都还不确定，因此对经济前景有意见分歧并不奇怪，这种分歧并不是预测方法的错，而是统计所依赖的数据变动太快。
印度不久前还预计GDP增长将超过6%，而现在却面临衰退。印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宣布国家处于全面封锁状态，造成了无法避免的混乱。印度经济的基础是占GDP 62%的小企业和服务业，持续几周的大面积人口封锁，对该经济体的供需双方都造成了冲击。印度有1亿人是偶尔在城市里就业的村民，也有窝在贫民窟里的极端贫困人口。封锁导致许多公司关门倒闭，并且造成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结果，将数千万人推向街头，因为他们相信唯一的获救方法就是回到他们数百公里之遥的家乡。因此，封锁可能加剧而不是限制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并导致糟糕的经济后果。
我们不知道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将如何发展，但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些地区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分别只占全球产出的4%和75%，对世界命运影响较小。
我们不知道全球经济衰退将是2%、12%还是20%，是生产下降半年，然后经济反弹，恢复增长，还是下降一年或更久。衰退可能不会持续很久，但克服萧条却需要很长时间。萧条是指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2020年第二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将抹去全球67%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有195亿全职劳动者失业。
我们不知道经济放缓导致的政府支出增加、税收和准税收收入减少、公共债务增加会是多少，以及将对金融市场造成什么后果。
四、忙碌的时代
面临巨大的伤痛，理性行事很难。理性的人根据已知信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然而，信息是多变的、可疑的、矛盾的、不清晰的。即使在决策过程中按照理性逻辑来行事，也可能事与愿违。在宏观社会范围内，决策是情感、政治博弈和理性基础相互碰撞的结果。但是自2008—2009年危机以来，由于对执政精英和意见领袖的信心崩溃，理性的作用越来越小。简而言之，没有多少决策者是理性的，因为理性并不能带来政治上的人气和赢得选举。也许疫情造成的冲击会使情感、政治博弈、理性这三者的重心向理性转移。也不排除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即各种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兴起，而这些东西总是出现在历史转折点。
汇率也会持续波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关系将是关键。矛盾的是，尽管美国发生了广泛的经济危机，但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却越来越强势，因为在困难时期，国际投机资本像往常一样更信任美元。
毫无疑问，许多国家的公共财政将进一步失衡。除了极端分子，理智的人都不会抗议大胆的甚至激进的预算赤字。即使是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大声疾呼的货币主义学说家和新自由主义教条主义者，也已经沉默了。
在疫情后的经济学中，国家预算需要平衡的教条要求将变得不那么重要。独立的中央银行不能为国家预算赤字提供资金，这个原来普遍被接受的信条将被抛弃。通过货币扩张，特别是通过发行更多货币来实现赤字货币化的合法性将被重新考虑。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某些中央银行此前就使用过这种方法。
近年来，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为了保证就业和生产，即使通货膨胀率稍有上升，也是值得的。相对高的通货膨胀将被容忍，被当作解决公共债务偿债成本的方式之一。主流货币理论一向厌恶中央银行实行负利率，不过这在几年内反而会成为常态，政府债券收益率为负也可能成为常态。这种情况已经在日本存在多年。2007—2013年也有类似情况，当时富裕国家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9%上升到91%。所以在过去十年中，各国政府一直能够以接近零或负的利率获得贷款。
我们无法确定下一个十年会发生什么，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实际利率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为负。由于富国投资者更热衷于购买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政府债券，因此，这些富国比较容易获得资金来支撑预算赤字。对于穷国，这就困难得多，特别是外国投资者不愿意购买穷国的债券。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采取所谓的金融抑制措施，即迫使经济实体购买利息低于一国通货膨胀率的政府债券。随着时间的推移，资金的获取成本可能会越来越高，包括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资金。在为应对疫情危机而增发的公共资金中，有多少应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有多少应用于支持私营企业以保护就业，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从恢复生产和保证生存的角度来看，将资金分配给商业部门更为有效。
各国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将是摆脱过度负债的习惯。国际金融家以及相关的政治和媒体圈特别希望维持这种行为。过去几十年里，正是他们助推了各种形式债务交易的金融化。
尽管14世纪的黑死病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没有像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导致经济灾难，因为当时信贷的作用毫不起眼。但是今天信贷的影响是巨大的。谁没有债务，谁就可能安全渡过这场疫情，有债务的人则会因公司和家庭困境而大受冲击。虽然没有信贷机制商业就无法运作，但今后可以而且应该缩小其规模。有储蓄的人比没有任何储蓄的人更能应付困难的局面，更容易渡过危机。
我们要小心防范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会从公共财政中攫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以救助有需要的人为幌子，即使那些人可能并不需要救助。贪婪的富人及其说客比普通民众更有组织性、更有影响力，因此对他们更要防范。某些自称是雇主组成的组织已经对政府施加压力，仿佛雇佣工人是做慈善，而没有为企业营利。在美国，白宫最初提出一个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纾困方案，根据该方案，许多资金会被分配给那些其实不需要救助的企业，因此美国众议院一开始就否决了这个方案。不过另一方面，在这个方案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甚至认为救助规模至少应该是现有方案的五倍。这完全不合理，因为如果这样，纾困方案总规模就会达到美国GDP的一半，这是连美国也根本无法承担的规模。
五、经济和政治
不久前特朗普总统将新冠肺炎疫情称为“民主党的骗局”，之后，他在经济纾困方案上的慷慨应该有利于其连任。其政治逻辑是，既然大选前每个月的经济形势都在恶化，那么由此造成的政治损失就必须通过大量的公共资金转移支付来尽可能抵消。
波兰的法律正义执政党政府也表现出类似的慷慨，以确保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总统的连任。反对派认为经济形势在未来几个月内会恶化，而且肯定不会在已被推迟的选举前好转。因此对总统和其他当权者的不满情绪会越来越严重，反对派会因此受益。波兰政府的对策是更加无节制地使用公共资金，特别是当众多活跃分子和少数富人向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后，前者打着关心人类命运的幌子，后者则只关心自己。所以，选举越晚举行，对公共财政的消耗就越大。
民主的确是不便宜的。无论是按期举行选举，还是由于检疫和严格限制人员流动而不得不推迟选举，都会产生很高的成本。在此期间，自然会有很多钱被浪费在高大上的口号下，口号既可能是以人为本，也可能是扶助企业。没有人能够估计会浪费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有四类资金将从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的钱袋中涌出。这些资金流总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为社会提供合理的资源，以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并维持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民众和依靠国家援助的民众的生活水平；第二，经济上合理的支出，通过各种形式的救济和维持供求的补贴，维持经济体的资金流动性，刺激生产、服务、投资以及就业；第三，被民粹主义者无视经济困境而攫取的资源，虽然随后转移给贫困群体，但程度远远超过客观需要；第四，被强大的、不择手段的商业游说集团把控的资金流，它们会利用每一个机会独肥，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
这些资金流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灵活的，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我们无法准确估计这些资金流的比例，但我们知道，比例取决于执政党背后的意识形态，取决于政府执行其社会经济政策和战略时的力度和决心，取决于社会凝聚力的程度，取决于商业道德，以及取决于特定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制衡。需要制定政策支持第一类和第二类资金流，但必须阻止第三类和第四类资金的流失。围绕这些支出的政治斗争将会极其残酷。或者说，残酷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只是凸显了一些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民主和集中、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国际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协调一致的全球政策和包容性的全球化与文明冲突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类似的观点在每次危机之后都会出现，包括2008年之后，许多人认为，世界必将改变。但这不一定是真的。世界可能会保持与过去相似的状态，因为过去获益最多的利益集团会尽可能将一切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它们有时甚至无耻地、完全自私自利地掠夺世界，无论是通过贪婪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腐败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世界回到新冠肺炎疫情前，即回到政治和经济的混乱状态，那将是一种耻辱。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办？
更大的危机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个特殊的冲突和矛盾时期，现代世界特有的各种大趋势交织造成的全球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将持续下去。然而，全球化将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各国经济的自由化和一体化，以及商品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将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市场中经受考验，尽管这种自由化和一体化在劳动力市场会有一定的延迟和受限。全球化有各种问题，但它将延续下去，主要原因是自由贸易的吸引力和全球供应链的好处，以及现阶段技术革命对提高生产和服务国际化的影响。
人们无法忽视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性。看“外国”电影，读写“异地”的书，听为“远方”创作的歌曲，去他乡旅行，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阻挡的。我把“外国”、“异地”和“远方”打上引号，是因为在疫情前，这些术语似乎已经与“本国”、“当地”和“附近”在含义上没有什么区别，疫情后却对立起来。
因此，问题是全球化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无论是在国家体系中还是超国家体系中，联合国组织和G20内部的政策协调机制应该越来越重要，博弈的焦点将是理顺国家与私营部门、政治与市场、规章与监督、安全与福利、获得更多和感受更好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的确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全球化不彻底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恶化。它表现为政治全球化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甚至由于第二次冷战而倒退。近几年来，在新民族主义兴起的情况下，一直存在保护主义倾向和弱化对外经济联系的态势。它们可能会加剧，从而变成不明智的孤立主义和闭关锁国冲动。
一方面，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促使一些国家与其说是走向全球化，不如说是走向区域化。另一方面，它可能会削弱过去已取得重大进展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欧盟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下，它的走向对世界的未来有重大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产出(包括英国)占全球的1/6，而且是因为其区域一体化进程最深，值得世界其他地区借鉴经验或者吸取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危机帮助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崛起。然而，1929—1933年大萧条的一个产物是美国创造性地推行“新政”。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分为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集团。所谓第三世界的广大穷人都生活在两个集团对抗的阴影中。今天，情况不同了，因为第三世界拥有世界85%以上的人口，产出占世界60%以上。它们不能再被归入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新兴市场”范畴，因为现在它们已经作为自主经济和政治行为体（emancipated economies and polities）完全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一次，它们将有更大的话语权，为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做出重大贡献。要了解这一秩序背后的理念，不仅需要倾听伦敦和华盛顿、巴黎和东京、柏林和首尔的声音，还需要倾听阿布贾和墨西哥城、雅加达和开罗、曼谷和伊斯坦布尔，特别是北京和德里的声音。还有，别忘了莫斯科。
六、未来的崎岖之路
我们今后将为寻找正确的道路而徘徊。一条不太可能的路是回到过去，回到那并不美好的“一切照旧”，而另一条道路则走向有限民主下的资本主义。当然，把一些公共事务交给有能力、有效率的技术官僚来处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本文的语境中，有限民主意味着统治精英及其治下的官僚机构主导着公共话语权和决策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防止限制人员、信息、货物和资本（包括知识资本）流动的暂时性措施成为永久性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们肯定需要纪律和民主，但不一定是“有纪律的民主”。
还有一条道路是“中国主义”，在经济中实行多元化的所有制，无形的市场之手与有形的国家之手灵活协同。这对高度发达的国家并不适用，但对于自主经济体来说，这条路径可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特别是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因为中国不仅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而且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一直比许多民主国家做得更好。这种情况令人印象深刻，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最好的路径是基于社会市场经济体之间合作的包容性全球化。在疫情后的世界中，尽可能多的国家应该向这种全球化发展。当然，这个路径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还需要市场力量和国家政策之间的恰当协同，以及新型的国际协调合作。各个经济体的运作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以新实用主义为基础，采取温和措施，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可以增进和谐、宽容和同理心，减少剥削、不公和敌对。
未来将是这四条路径的结合。没有一条路会独占鳌头。结合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肺炎疫情将如何发展，以及更大的危机将如何展开。
无论哪条路径在哪个国家占主导地位，更广泛地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化、线上学习和远程工作将不同程度地改变一切。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将加速这种改变。依靠现代技术对人口的监控程度将大大加强，而且不会局限在部分国家。在民主国家，监控的程度将成为公共舆论和政治讨论的焦点，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如果在技术上行得通，那么在政治上也行得通。
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中，国家和地区的相对实力将发生变化，将有利于自主经济体。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减少，反过来又会减少移民浪潮，缓解国际紧张局势。
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其机构将进行彻底改革，以扩大其权限。随着自主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也将增强。
在这个错误不断的世界里，好消息是仍然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包括人力资本素质的不断提高和科技的巨大进步。新冠肺炎疫情暂时将数十亿人封锁在家中，但由于互联网平台的蓬勃发展，数百万人不必再往返于工作岗位，他们可以在家中完成任务。这一方面，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缩短了包括通勤在内的工作时间。堵车现象减少，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流减少，人们每天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所有这些并不能弥补政治资本的不足，即缺少应对挑战、化解冲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它也留下进步的空间。因此，重要的是在其他方面不再犯错。我们需要防患于未然。
作者信息
格泽高兹·W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1949年生，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考明斯基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特聘教授。
译者信息：廖舟，198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来源
文章原载：疫情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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