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富克斯丨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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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09期【西方社会思潮】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

内容提要丨本文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必须结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分析，融合了多种概念和分析范式，分析了工资劳动、奴役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之间的差异和共性，阐述了数字数据商品具有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双重特征，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领域阶级、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相互渗透机制等前沿问题。

作者简介丨克里斯蒂安•富克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教授

译者简介丨王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01

导言

本文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回顾并更新了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讨论。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家务劳动与数字劳动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数字劳动的关系；第四部分概括并讨论了一种分组归类分析，概述了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家务劳动和用户数字劳动的共性和差异；第五部分得出一些结论。

02

家务劳动与数字劳动

本部分的任务是探讨家务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之间有哪些共性和差异。这项任务将分两步进行：首先，我将重新审视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辩论，同时探讨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再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再生产劳动不属于生产劳动。其次，基于这一探讨，我将更新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辩论，涉及到数字家务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凯莉•杰瑞特提出的。

（一）关于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辩论

在家务劳动是否为生产劳动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两种基本立场：

第一种观点可以在玛利亚罗萨•达拉•科斯特和谢尔玛•詹姆斯的《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中找到。家庭把家务劳动放置于家庭主妇们的肩头，因此家庭不应被视为上层建筑，而是应该被视为生产的领域。在家庭这一生产领域中，家务劳动者执行了一种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可以把资本主义组织转变为私人化的活动。

第二种观点认为，家庭劳动被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是低等的。

戴维斯支持第二种观点，她认为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是分开的：在资本主义内部，只产生效用价值的家庭劳动不再与生产设备相关。妇女经历了双重自卑：首先，由于她们的家庭地位，她们无法持续地和男性同样地前往生产场所；其次，她们继续垄断的劳动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典型劳动的特征。

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个反对第二种观点的论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了集体劳动者的出现。生产性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它必须体现在剩余产品中，即代表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得到的、商品中额外增加的价值。

戴维斯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家务劳动者担任“生育、抚养孩子和做家务的角色，这使他们的家庭成员有可能从事雇佣劳动，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力换取工资”。但在结构上，家务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分离的。所以戴维斯倾向于认同价值分离假说。

关键是要避免两个极端，即把政治诉求和行动要么仅仅集中在雇佣劳动的工作场所，要么仅仅集中在家庭。既然这两个领域是相互联系的，争取废除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斗争也应该联系起来。对家务劳动工资的诉求并不自动排斥要求同工同酬的诉求。在任何情况下，更高的工资都会削弱资本的力量，并有助于加强工人阶级的自主权和权力，其中包括家务劳动者的权力。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再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立场是有理论基础的。下文将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并论证用户的无偿数字劳动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再生产劳动。

（二）数字家务和再生产劳动

在分析不同形式的劳动时，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雇佣劳动与不计薪劳动之间的区别。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连同脸书上的无偿劳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虽然它们本身都是不计薪的，但是通过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它们还是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它们是生产劳动。

杰瑞特通过提出数字家庭主妇的概念，指出了未付报酬的在线劳动和家务、再生产劳动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家务劳动与脸书劳动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第一，两者都是不计薪酬的劳动；第二，都同时产生两种使用价值。二者相似之处还有，它们都发生在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可以制造和再制造人类的社会、情感、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使它们有可能符合适当的资本主义主体性要求。

应该强调的是，由再生产劳动与脸书劳动创造的这两种使用价值并不是独立的。在家务劳动中，社会关系和影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资源；在脸书中，社会关系和影响是创建个人关系数据的关键资源。因此社会关系是家务劳动者与脸书劳动者的生活资料。

家务劳动与脸书劳动都与商品消费有关。因此，受众劳动和商业数字劳动也是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它们产生能够帮助广告商赚取利润的商品，随后该商品可以被销售并最终消费掉。

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活劳动与死劳动二重性。因此，他分析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区别。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但只有活劳动力才能创造价值。为了抵消不断增加的固定资本成本，资本往往也被迫增加对无偿劳动力的剥削。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劳动率。

表1研究了劳动有机构成的近似值，可约等于一个经济体未获报偿的劳动时间与一年总工作时间的比率。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劳动剥削不是二元分离，而是体现再生产劳动和雇佣劳动的辩证关系。

表2进行了进一步的估算。它表明，平均而言，每进行一小时有偿劳动，就需要进行5.8小时无偿劳动。作者把无偿劳动时间与有偿劳动时间的比率称为劳动的有机组成。无偿劳动既包括不计工资的再生产劳动，也包括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

表1显示，美国平均每人每周从事44.53小时的再生产劳动。商业媒体的使用占据了这段时间的38.75%，这表明广告占据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电视和互联网是两个最赚钱的广告领域。再生产劳动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电视受众劳动和社交媒体数字劳动。

家务劳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家庭活动组成的。据统计，2015年美国女性花在此类活动上的时间比男性平均每天多48分钟；另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关心和帮助别人。取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值，我们就可以估计出，美国女性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平均占总量的60%，男性占40%。妇女占主导地位。再生产劳动既有性别因素，也有种族因素。

03

数字劳动时代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

本章分两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第一部分回顾了关于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联系的辩论；第二部分以这一讨论为基础，深入探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种族主义。

（一）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美国，对有色人种的奴役是种族主义最重要的历史表现形式。尽管奴隶制已被废除，种族主义仍然以排斥、歧视和剥削的形式存在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之中。

奴隶制作为一种阶级现象，在古代和封建社会中，本质上并不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因此奴隶制比种族主义更原始。根据斯梅德利的说法，在欧洲种族主义是随着美国的殖民主义、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以及16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出现的。

戴维斯认为，黑人妇女既在外面为奴隶主工作，也在家里工作，因此她们不像当时的许多白人妇女那样，只被定义为家务劳动者。奴隶被视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作为生产资料、工具和物品，“奴隶制度将黑人奴隶视为动产”。大多数女性奴隶，就像男性奴隶一样，是在农田里工作的。

当把女性奴隶当作男人来剥削更加有利可图时，她们实际上被认为是没有性别的，但当她们只适合以女性的方式被剥削、惩罚和压制时，她们就被锁定在她们独有的女性角色中。

奴隶制是异化和拜物教的终极表现形式：对奴隶的物化和异化意味着他们被纯粹地当作物来对待，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人的属性被剥夺了，这使他们成为无限剥削和统治的目标。女奴隶还可能会被强奸，她们所生的孩子也会被偷，因此她们还可能会被迫成为生产奴隶的机器。

威尔逊指出，北美的种族主义按时间先后，分别表现为奴隶生产模式和支配性种族主义、债台高筑和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以及元种族主义。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形式继续存在。

威尔逊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城市中心黑人的高度贫困状态是种族主义最显著的特征。表3和表4显示，种族歧视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仍然存在。

戴维斯强烈批判了监狱工业复合体。监狱的私有化使这些机构变成了营利性公司，让囚犯劳动创造利润。种族主义使有色人种更有可能被监禁，这就是为什么在监狱工业综合体中不仅存在着监禁的种族主义做法，而且还有种族主义剥削。

戴维斯认为，美国黑人的不自由是由奴隶制度造成的。在当代美国，黑人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歧视和统治。在这个监狱工业联合体中，国家暴力迫使他们为盈利的公司工作。尽管黑人个体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阶层，但绝大多数黑人所遭受的经济、教育和肉体上的种族歧视，其程度要比民权运动前的时代大得多。

分析表明，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作用，并持续维持排斥和剥削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在数字劳动中的作用。

（二）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数字劳动

1.脸书时代的奴隶制

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法律地位，以及工人从事劳动的动机。在奴隶制中，“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

脸书上的劳动力通常不是受到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的胁迫，而是受到垄断权力的胁迫，这是结构性暴力的一种特殊形式。

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力的兴起终结了奴隶制，那就错了。虽然奴隶制比雇佣劳动更原始，但它仍然以特定的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中。邱林川在《i奴再见：数字废奴宣言》一书中提到了“i奴”，以表明在21世纪奴隶制仍然是现实。

一个人是否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充当奴隶？邱林川记录了那些制造iphone、ipad和其他数码产品的富士康工人在辞职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实习生被大规模地用作廉价的非自愿劳动力。他展示了在当今依据国际数字劳动分工的制造业领域，存在着强迫劳动和缺乏离职自由这两种奴役形式。邱林川还记录了富士康公司拒绝支付工人工资、利用警卫暴力虐待工人，以及控制富士康工人的休闲和睡眠时间的做法。邱林川总结道，富士康的管理体系应该被视为“类似于奴隶制的制度和做法”。这种奴役实施控制的形式包括身体暴力和结构性、制度性暴力，因此强行剥夺了工人对劳动时间的任何控制决策权。

邱林川还将“自由”的消费劳动欲望视为一种奴役形式，他称之为“被制造的i奴”。被制造出来的i奴是精神奴隶——即人的精神被统治阶级的逻辑所包围。

奴隶制是一个更严谨且更广泛的术语。马克思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一方面，他通过强调奴隶制是最不自由和最危及生命的劳动形式，看到了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纯粹奴隶制和其他阶级关系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

但不把奴隶制扩展到其他任何形式的剥削也是理由充分的。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和使用脸书的劳动具有一种共性，它们都受到高度剥削，都是无报酬的劳动形式，所有的劳动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在拒绝劳动的困难程度方面，即在研究如何支配人类活动、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维度方面也存在不同。

那么脸书的用户呢？也是奴隶吗？脸书用户想拒绝在社会工厂工作，比刚果矿工拒绝工作要容易得多。虽然这两者都被高度剥削，只有后者是奴隶。但是，所有的劳动和所有的阶级关系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奴役成分，因为劳动者都是以特定的方式被强迫劳动的。

家务劳动者和数字工人有可能成为奴隶，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务劳动者和数字工人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如果一个家务劳动者经历了暴力却由于恐惧无法结束这一段受虐待的关系，那她就是一个奴隶。

奴隶没有政治和社会权利。雇佣劳动者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工会代表方面有特定的社会权利。家务劳动者只有有限的社会权利。作为一名脸书劳工，用户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社交权利，而且在隐私和数据保护方面，用户的法律权利非常有限。虽然雇佣工人有合同上和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权利来获得劳动报酬，但奴隶、家务工人和脸书劳工没有这样的权利，这使得他们作为无薪劳动者受到剥削。但并非所有的数字劳动和家务都是无偿的。

2.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数字劳动

在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非洲人和亚洲人从事着受剥削最严重和最不稳定的工作。相比之下，西方世界高薪的软件工程师，数字劳动者之中的贵族，往往以男性和白人为主。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对种族主义的挑战也在社交媒体的世界中运作。一方面，种族主义利用了社交媒体，另一方面，反种族主义也活跃在社交媒体上。

商品拜物教将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视为社会的自然属性，并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维护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常常为奴役和歧视劳动者的做法辩护。性别歧视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并扩大性别收入差距。在脸书劳动和家务劳动中，存在反向的商品拜物教。工人的直接工作过程不是生产商品，而是创造社会关系。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意识形态可以为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白人男性，创造经济、政治和文化优势。这种方法是如何与数字劳动领域联系在一起的呢？艾琳•米汉提出了性别化的受众商品的概念。广告业倾向于将广告建立在性别歧视的基础上，并歧视商品受众以外所有的人，他们的目标受众是18~34岁、说英语的、异性恋的、高档的男性。

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类发展报告》，挪威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而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拉维是最贫穷的三个国家。2014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52947美元，挪威为64992美元，中非共和国为581美元，刚果民主共和国为680美元，马拉维为747美元。根据这个变量，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拉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三个国家。表5显示，脸书由此计算并提供了该公司在向特定国家、特定性别用户展示广告时应提取的最大点击成本。

数据显示，脸书的算法是基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逻辑，它假设较贫穷国家的用户和较贫穷的用户是缺乏价值的消费者，即与男性用户和富裕国家的用户相比，这些人不太可能点击广告和购买广告商品。脸书的数据商品既是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数字家务劳动者不仅受到了剥削，而且这种剥削还与父权和种族主义算法歧视结合起来了。

04

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

前两部分的分析表明，在脸书大行其道和数字劳动时代，阶级、父权和种族主义是重要的维度。数字家务劳动是受众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受众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是构成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们就像家务劳动一样，没有报酬却遭受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商品。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数字劳动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从事着受剥削最严重、最不自由、最不稳定的劳动，而高薪的软件工程师这类数字劳动贵族主要是白人和男性。

鉴于这种分析，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本文认为，我们必须超越交错性理论。交错性理论是理解各种压迫形式之间关系时最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

种族、性别或阶级这些社会分工标准无法单独塑造不平等和权力体系，不平等和权力体系是许多相互影响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交错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研究权力关系是如何相互交织和相互构建的。种族、阶级、性别、性、能力、国家、宗教和年龄都是分析的类别，这些术语都涉及重要的社会划分。

伊芙•米切尔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交错性理论进行了批判。她写道，以交错性方法判定身份政治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然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交错性理论忽视了被压迫者的物质共性，即劳动的重要性，所有被压迫的群体和个人都是人类。

威维克•奇伯对底层研究的批判可以与米切尔对交错性理论的批判相媲美。奇伯不认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更不认为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必须与源自西方的任何理论存在根本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普遍的驱动力，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但也塑造了他们的压迫和斗争的普遍共性。

我们如何系统地思考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才能同时避免还原论和二元论？如何超越后殖民主义和交错性理论的相对主义？

大卫•罗迪格在《白人的工资》一书中说，一部分白人工人所实行的种族主义不是一种愚蠢的形式，而是一种战略机制的形式。罗迪格并没有过多注意到并非所有白人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资本家中有白人也有非白人。他也没有过多地关注白人反种族主义、非白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反对男性至上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之间的关系”。

但是，罗迪格的“白人工资论”对于探讨阶级、性别和种族主义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从皮埃尔•布迪厄的角度来说，“白”可以理解为资本在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形式，它使白人工人能够将自己与黑人区分开来。男性气概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它使男人区别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作为意识形态的白种人特性和男性气概有助于积累声誉、地位和社会差异，这些构成文化资本。作为意识形态，它们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说存在生产和再生产白种人特性和男性气概的劳动。男性化和白人化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生物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使人体成为政治领域，充当文化资本积累的领地。资本主义、白种人特性、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的结合在今天不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与特朗普一起成为一种直接的统治力量，推动资本主义在美国和世界政治中构建某种形式的威权。

德桑并没有得出马克思和布迪厄不能结合的结论，而是暗示这种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埃里克•奥林•赖特尝试过这样的组合。他将阶级的概念建立在剥削的概念上，并加入了技能和权威的概念。莱特和布迪厄都强调了所有权、技能和权威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性。区别在于，在这些方法中有两种不同的优先级顺序。对赖特来说，阶级剥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方面，但他认为技能和权威会导致“技能剥削”和“忠诚租金”。把这个论点与罗迪格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权威、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转化为货币盈余工资。和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一道，剥削和压迫可能导致某些个人和团体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获得社会优势，这种优势或者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工资和政治工资。布迪厄和马克思的分析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强调积累逻辑是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社会并带来不平等的。赖特和罗迪格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对这种分析进行了扩展，他们认为，第一，意识形态、文化和权威导致了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出现；第二，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是一种积累制度，政治和文化的剩余也在这种制度中进行着积累。

意识形态所能产生的剩余，不仅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快乐和享受，还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剩余。杜波依斯在这方面做出分析：必须记住，白人劳工虽然工资很低，但他们得到的部分补偿是某种公共和心理上的工资。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可以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找到不同劳动形式的交错点。这些劳动形式包括了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再生产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维度就是，资本主义需要并创造了剥削环境来维持盈利能力。资本主义努力通过将劳动力成本最小化来最大限度地扩大资本积累。劳动力的多样化是追求利润的结果。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占有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无偿劳动时间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艾蒂安•巴里巴尔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过度剥削的正常化。其反面则是一种倾向于强化界限的阶级斗争”。无报酬的数字劳动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之一。

马里索尔•桑多瓦尔提供了一个有14个维度的类型学分析框架，这些维度与资本主义劳动的制度分析相关。这些维度可以按照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关系、生产过程、生产结果和国家的作用等类别进行分组。表6就是基于桑多瓦尔的类型学理论。本文的分析使用了桑多瓦尔类型学理论的简化版本，并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维度来关注于那种对于某种具体的劳动形式的剥削是如何合法化，是如何出现并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表6中使用的类型学理论侧重于劳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维度。该表可以对本文的讨论做一总结。

对劳动的控制和强迫具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讨论表明，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我们可以找到所有这些形式的暴力。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意识形态压制表现出特定的形式。

传统的商品拜物教不能让工人和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所有构成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剥削形式。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就像在家务劳动中一样，存在着一种反向的商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通过强调社会性来掩盖商品的作用。使用社交媒体不像是劳动，而确实是一种创造利润的无偿劳动。用户的数字劳动创造了一种大数据商品，数字媒体公司将其卖给广告商。大数据商品既有性别特征，也有种族特征。

经典的意识形态和大数据算法的意识形态一道创造了一种矛盾的局面：在有偿的数字劳动中，白人男性主导着就业结构，可以获得白人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资。与此同时，基于融汇到大数据算法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白人男性也是在线广告和无薪数字劳动的目标剥削对象。新的种族主义为剥削、排斥、支配或消灭外来群体提供了理由。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我们既可以找到排他性的种族主义，也可以找到剥削性的种族主义。

05

结论

本文研究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家长制和种族主义，它利用意识形态和歧视来深化剥削和统治。无偿劳动并非没有生产力，而是构成了一种被过度剥削的生产性劳动形式，它可以在不支付工资的情况下产生剩余价值。

作者采用杰瑞特关于数字家务劳动者的概念，是为了展示奴役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这三种无偿劳动形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结合数字家庭手工工人的概念与米汉的受众商品的性别化这一概念，本文阐释了脸书的数据商品既是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

资本主义需要以罗莎•卢森堡所描述的原始积累为条件才能生存。这一条件是由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构成的。传统上，家务劳动是一种剥削的形式，维持了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化意味着过度剥削和无报酬的劳动延伸到家务以外的领域，因此那些受波及的工作或劳动其转变方式与家务劳动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家庭主妇化的劳动“具有家务劳动的特点”。

脸书平台的劳动力就像无偿实习一样，像主妇化的不稳定劳动力所从事的劳动一样。无偿劳动形式与雇佣劳动的剥削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形成了原始积累的过度剥削的环境。今天，怎样才能更好地宣传无偿劳动，以便抵抗和克服它呢？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基于一定程度的剩余劳动力。对于不计薪劳动来说，剩余劳动时间被延长到最大限度。全民基本收入保障由资本税提供资金，这种保障是一种进步的需求，它建立在家务劳动也需要获得工资这一诉求之上，并延伸了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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