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旺等：碳中和发展轨迹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碳中和发展力研究

摘要

随着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与平均气温的不断上升，碳中和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减排行动的重要组成与发展目标。本文系统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规律与碳达峰国家的阶段发展特征，并在对比各国碳中和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低碳发展的主要难题，阐明了开展碳中和发展力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套量化评估中国碳中和发展力的特色指标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碳减排路径面临着诸多困难挑战，反映出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经济结构全面转型、竞争能力有待提升、协调机制亟待完善与持续减排动力不足五大主要问题。结合低碳发展难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反映地区特征的碳中和发展力评价体系，有助于厘清各地低碳发展条件与现实基础，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统筹谋划与综合部署。

关键词

碳排放轨迹；碳中和；发展力；中国

当前，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一项重大且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大气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重要原因。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750年的935.05万吨增加到了2020年的348.10亿吨。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410ppm，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1850—1900）上升了1.27°C，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识。各主要国家纷纷在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了自身的减排承诺与目标，以彰显低碳发展的决心。

中国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积极参与者。从减排的相对指标到绝对指标，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积极向国际社会做出减排承诺，且迄今为止超额完成目标。

 2009

早在2009年于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前夕，中国就提出了针对碳排放强度的量化减排目标，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

 2018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5.8%，已提前完成哥本哈根承诺。

 2011

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首次将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7％的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

 2015

2015年12月，在巴黎举办的COP21上，中国将碳减排承诺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承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到达峰值，并争取提早达到峰值；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0%，森林碳汇增加45亿立方米等。

 2016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2020年碳排放强度要比2015年下降18%，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权。

 2020

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了18.8%，超额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中国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减排目标，“双碳”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入从碳强度减排到碳排放量减排的实质性阶段，表明了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坚定不移走低碳发展之路的决心和信心。

2021年10月，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确定了改变各国碳减排承诺目标时间表、逐步减少化石能源补贴、调整气候融资安排以及达成全球碳市场框架等一系列重要成果。而早在大会开幕前夕，中国就出台了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节能降碳增效、工业领域碳达峰、城乡建设碳达峰、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助力降碳、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碳汇能力巩固提升、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等十大行动，但从碳排放进程来看，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世界各国的低碳发展进程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发展中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均较早实现了碳排放达峰，通过能源、产业与技术变革走在低碳发展前列。在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且尚未达到较高经济水平的现实背景下，中国要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完成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任务艰巨。厘清主要发达国家低碳发展的阶段差异，正确认识并充分理解现阶段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困难挑战，对于寻找中国低碳发展的科学路径与可行方案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碳中和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不仅是技术与经济问题，更是发展问题。碳中和目标要求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这意味着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是融合了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模式。因而，碳中和发展力研究，不仅是探索经济社会长期有序发展的时代诉求，也是推进碳中和纵深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特殊的发展国情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也意味着，“双碳”目标的综合部署有赖于对各个地区碳中和发展能力的量化评估与综合评价。中国碳中和事业的长期推进必须充分考虑各地低碳发展能力差异，在把握地方实际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各地完成低碳转型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为此，本文首先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探索、总结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规律及发达经济体低碳转型过程的主要特征。其次，结合中国实际，对各国碳中和发展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困难和挑战。最后，从量化评估中国各地区碳中和发展力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一套综合评价地方低碳发展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力争为碳中和路径设定和“双碳”工作布局提供价值参考。

一、全球碳排放轨迹与

碳达峰国家的阶段发展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在生产活动中的规模化应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纵观过去二百多年，全球碳排放轨迹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01

工业化初期的稳定排放阶段（1750—1850年）。在工业发展早期，由于第一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工业化生产尚未大范围发展，全球碳排放基本保持稳定，且以欧洲国家的碳排放为主。

02

工业化进程中的发达国家主导阶段（1851—1960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发生，人类开启“电气时代”，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迎来广泛开采和产业化发展。在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革命中，高碳能源在工业化生产活动中的规模化应用既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导致了巨额的碳排放。欧美等工业迅猛发展的发达经济体成为这一时期全球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者。

03

全球碳排放格局转变阶段（1961年至今）。随着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兴起，全球碳排放格局发生深刻演变。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西方国家不断推进，欧美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水平相继达峰，而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碳排放则持续上升。

碳达峰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规律表明，全球碳排放规律和碳排放格局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各国发展动能、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变迁。

从经济发展动能来看，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业化进程极大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动能。18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积累了大量物质资本，大规模机器化生产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工业化生产以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高额的碳排放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为标志的科技创新带动生产力的进一步飞跃，发展科学技术而非粗放式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提升生产效率的重要渠道。在此过程中，美国、法国等多数发达国家大都在1997年后实现了碳达峰，碳排放在经历增长平台期之后开始缓慢下降。而漫长的工业进程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也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多数发达国家在实现碳达峰时的人均GDP在两万美元以上。尽管其经济增速在碳达峰之后有所减缓，但经济增长开始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脱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规律开始在欧美国家显现。

从产业结构来看，与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相对应，大多数碳达峰国家的产业发展经历了由第二产业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主导的结构变迁。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载体，产业结构组成和产业内部的行业分布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及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规模。20世纪 60年代以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的背后是第二产业比重的持续攀升。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动力逐步转向技术进步，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为主导的低碳产业兴起，第三产业比重开始不断增加，碳排放增速则逐渐减缓，经济进入低碳发展轨道。以德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之前，德国三次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至20世纪90年代，德国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呈现明显的“后工业化”特征，第三产业成为经济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产业。后工业阶段，规模因素和技术因素共同推动德国产业结构向低碳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工业原材料生产需求不断下降，高碳的钢铁、水泥等重工业规模逐步收缩，同时低排放和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事实表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在1997年以后实现碳达峰的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65%以上，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第三产业占比甚至超过75%。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主要是以碳排放强度较低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从能源结构来看，实现碳达峰的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了从“薪柴—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平稳过渡和阶段发展。碳排放的本质是化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动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使煤炭迅速替代薪柴，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能源。此后，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发电机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相继诞生，逐步推动了石油的开采和应用。1910年，煤炭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高达55%。随着石油工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迭代，到1965年，石油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上升至41.9%，首次超过煤炭跃居世界能源消费占比首位。然而，大量化石能源消费的背后是巨额的碳排放，国际社会对气候环境问题的关注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成为发达经济体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主要动因，非常规油气资源开采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欧洲发达国家迅速展开。以英国为例，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占比从1965年起就持续下降。1970年，石油消费占比超过煤炭；天然气消费占比在1992年超过煤炭，在1999年超过石油，此后便与石油占比趋同；而可再生能源消费则在2007年之后开始显著增长。对比实现碳达峰的各国能源消耗情况可以发现，由于法国、瑞典、芬兰等欧洲发达国家较早发展了可再生能源，其在达峰时的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均在60%以下。

二、各国碳中和发展差异与

中国碳中和发展难题

（一）各国提出的碳中和目标与发展差异

碳排放的空间性和全球性使得携手应对气候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识。2015年，COP21通过《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气候治理历史上第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治理体系，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C以内”。然而，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依然日益加剧。对气候问题的担忧使碳中和成为国际气候行动的重要内容，绿色低碳已经成为现阶段各国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

目前，全球已经有12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在碳中和目标时间安排上，北欧国家走在低碳发展前列，芬兰提出在2035年实现碳中和，冰岛和奥地利将碳中和目标年份设定为2040年。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则宣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中国提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提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信心释放了积极信号。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时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主要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碳达峰向碳中和的过渡期明显短于发达国家。从碳达峰轨迹与碳中和发展目标来看，欧盟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为70年，美国为43年，日本为37年，而中国仅仅为30年。当前，中国的碳排放绝对量超过其他国家，位居全球第一。“双碳”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必须面临更陡峭的碳排放下降斜率，用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变。这是中国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低碳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带来了深刻影响。但应该意识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力争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完成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就必须在碳排放达峰之后以更快速度和更大力度进行碳减排。为此，中国需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从经济发展条件看，当前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已经迈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多数发达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时（2017—2020年）的人均GDP水平在4万美元以上，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中国在2020年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等发展条件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阶段，中国在未来需要同时完成保障经济增长与实现碳中和的双重目标。从整个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进程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工业发展在中国未来的低碳经济转型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现阶段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还占据较大比重，工业发展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引擎。

（二）中国推进碳中和发展的主要难题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挑战，更是一场硬仗。中国要争取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实现碳达峰，从根本上扭转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的趋势，并在短短30年内实现碳中和，任重道远。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量、减排时间与发展阶段的差异更是决定了我国低碳转型过程中至少将面临三大方面的困难与挑战。

第一，减排约束上面临着节能降碳与经济增长的两难抉择。目前，我国碳排放仍然处在“总量高、增量高”的历史阶段，超过85%的碳排放来自于能源活动。2020年末，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约为15%，传统化石能源占比依然很高。能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传统能源经济存在“不可能三角”，即价格低廉、稳定供应与环境友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确保了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其背后的巨大代价是我国碳排放量的连年攀升。“双碳”目标的提出要求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意味着我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体系将面临“煤炭—清洁能源”的颠覆性重构。能源结构转型难度对经济低碳转型的难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需要意识到，经济增长本身存在路径依赖，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下，当能源经济体系的环境友好条件被提前锁定，低成本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难题。此外，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节能减排等外部成本内部化也将难以避免，能源体系的上下游产业竞争力和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和冲击。低碳发展过程中，支撑经济增长的成长力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转型力亟待提升。

第二，减排时间上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相互作用，碳减排时间紧、任务重。现实发展经验表明，欧美发达国家的碳达峰多数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自然过程，且其碳达峰向碳中和的过渡大都是在经历了较长平台期后才缓慢下降。而我国碳中和路径与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我国需要实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深度转型和技术结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其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我国发展阶段、发展条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更是我国“双碳”目标的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碳达峰影响碳中和。尽管碳排放可以实现自然达峰，但不同碳达峰水平下的碳中和路径和碳中和压力存在显著区别，碳达峰的时期和高度直接决定了碳中和的难度和成本。“双碳”目标之间的短暂过渡期意味着，我国碳排放达峰之后的平台缓冲期将会很短，碳排放必须能够稳中有降甚至快速下降。另一方面，碳中和约束碳达峰。碳达峰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但高碳高中和的方式将会产生巨大的减排压力。碳中和目标意味着碳达峰水平必须维持在较低水平，否则会极大提升峰值后的碳中和成本。还需意识到的是，“低排放低增长”的发展模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如何以碳中和倒逼可持续发展、催生技术革命，从而增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完成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减排路径上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同时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这对碳中和事业的协调发展与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低碳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整个经济系统出发，综合评估区域碳减排成本。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较为突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各地低碳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距。理论上，低碳转型成本由全社会共担。但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严重的不均衡特征，经济系统低碳转型的不平衡性导致不同区域低碳转型成本的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各地减排压力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我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任务还很重，城乡发展与收入差距问题依然突出，低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协同推进“双碳”目标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难题。区域发展差距既决定了各地区碳达峰高度及碳中和时间点的不同，也意味着全国碳中和目标的整体与持续推进必须同时兼顾区域发展的差异性，选择满足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的减排路径与制度安排。尤其是率先达峰、率先中和的地区，必须保持减碳事业的长期持续推进，谨防碳排放的反弹。正确处理好低碳发展的协调性和持续性问题，是确保中国统筹有序、长期低碳发展的关键所在。

此外，尽管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动落实“双碳”目标的相关工作，但是对碳达峰、碳中和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对低碳发展的经济支撑、转型动力、竞争优势、统筹协调与持续推进的理解不足，也导致部分地方、行业和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着力点“跑偏”，行动举措脱离实际等现象。一是“运动式”减碳问题突出。在严峻的减排形势下，部分地区在未把握好产业升级节奏，平时能源管理工作缺位的情况下，在考核临近期断然采用限电限产、直接关停煤电机组或骤然对高耗能产业抽贷断贷等“一刀切”的政策举措，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二是遏制高耗能高排放（简称“两高”）项目乏力。部分地区将碳达峰错误地理解为“攀高峰”，盲目发展、违规建设一批“两高”项目，导致能耗增长过快，地区节能减排压力倍增。2021年上半年，全国多个省区能耗强度不降反升，折射出相关地区高耗能行业产能快速扩张，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不匹配等问题，全国节能形势十分严峻。三是碳减排工作基础不牢。碳达峰、碳中和与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气候应对等工作一脉相承，但有些地方对节能减排、治污降碳等工作不够重视，能耗“双控”落实不力，产业节能、技术节能，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等有利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工作落实尚不到位。

降碳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事业。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仍然面临着实现“双碳”目标的诸多难题，亟须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发展全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推进。而其重要前提，就是要在国家战略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形成对碳中和发展的正确认识与深刻理解。

三、中国碳中和发展力：

价值意义与评估体系

（一）碳中和发展力研究的价值意义

在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下，低碳发展政策的顶层设计对于增强多元化市场主体的绿色发展引导和低碳转型激励意义重大。2021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实际上，自“双碳”目标提出之后，中央就开始积极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2021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双碳”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关键举措，为后续配套性政策实施细则的落地奠定了完备基础。10月，国务院进一步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号，以下简称《方案》），我国推进“双碳”工作的路线图日渐明确。作为“1+N”政策体系的顶层文件，《意见》提出了“双碳”工作的总体发展思路和阶段性发展目标，指明了碳中和事业的发展方向。而《方案》则全面凝练了“N”的范围领域，即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分领域分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能源保障、碳汇能力、财政金融价格政策、标准计量体系、督察考核等保障方案，明确了扎实推进碳达峰行动的关键发展领域与重点发展任务。

从“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重新理解低碳发展要义，碳中和引领下的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和全新发展有其自身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征。碳中和不仅是复杂的技术与经济问题，更是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等多维度的转型发展问题。与以往其他发展方式不同，碳中和引领下的发展方式既服务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全球气候治理，也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因此，碳中和发展方式既是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融合，也是推动经济社会系统长期有序运行的战略途径。碳中和发展力的综合提升与碳中和事业的系统推进，则必须依靠全方位的持久驱动和多方合力的共同支撑。因而，与通常的低碳发展研究相比，碳中和发展研究需要面对两个挑战：一是涉及面广，涵盖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等经济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二是公共政策是关键，但又是难以借鉴过往经验的新领域。

从发展问题来看，现阶段碳中和发展依然面临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科技发展、制度协调与持续减排等方面的困难挑战。如何因类施策、对点发力，化解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与主要风险，离不开对碳中和发展能力的综合研究。从路线方针来看，“双碳”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全国统一部署与区域统筹谋划，减排任务最终将落实到各个地区层面。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条件下，各地碳中和实施进程如何？存在何种差异？地方实现碳中和的机制路径又有何不同？从低碳发展能力研究的视角出发，厘清各地的碳中和实施基础与发展能力，无疑是回答上述问题的重要前提。

指数评价模型是研究地区碳中和发展力的可行路径。通过在指标体系中尽可能多地纳入影响地区低碳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可以将自上到下的宏观分析和自下到上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碳中和发展力的多维度解析，探寻支撑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键力量。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中国碳中和发展路径在减排时间、减排任务与阶段条件上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面向碳中和的发展方式应该体现中国自身的特征，而衡量中国特色碳中和发展轨迹的指标，也应该被赋予更全面的内涵与更深刻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减碳事业与低碳发展，对于加快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具韧性、更加公平、更加强大的方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地区特征的碳中和发展力评价体系，既是符合国际期待的重要举措，也是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性重要工作。

（二）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标体系

以碳中和发展的综合能力作为研究碳减排路径的重要抓手，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标体系需要客观、系统、全面、动态地反映全国各地的碳中和发展能力，从而为推动各地梯次完成碳中和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助推我国碳中和目标的整体协同与综合部署贡献先锋力量。因此，它既是一套评价体系，又是一套测量体系。

结构体系上，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标体系针对中国低碳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经济增长需要、经济结构全面转型、竞争能力有待提升、协调机制亟待完善与持续减排动力不足等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将地区碳中和发展力结构分解为成长力、转型力、竞争力、协调力和持续力，并结合地方政府的碳中和政策行动等辅助分析，形成一套“五+N”的体系。指标设置上，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标体系以“五力”驱动模型为基本框架，下设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又下设7到11个三级指标，累计形成了90个三级指标。通过各指标的层层加权计算，最终合成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数（China’s Carbon Neutral Developmentability lndex, CCNDI）。

01

“五力”驱动模型的

底层逻辑与具体含义

“五力”驱动模型是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解释地区面向碳中和目标发展力表现的底层逻辑。模型分别用成长力、转型力、竞争力、协调力和持续力，系统阐析推动地区面向碳中和目标发展的核心动力。“五力”指标的具体含义如下。

（1）成长力

成长力表示中国碳中和目标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碳减排不是不发展，而是要实现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才1万多美元，而世界上提出碳中和的发达国家，普遍都在5万美元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已经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不断前进。中国要实现的碳中和，是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低碳转型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我国碳中和发展过程需要成长力的支撑。保障经济增长与实现低碳目标，两者是密切联系的。

（2）转型力

转型力表示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过程不是一种普通的增长方式，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这种变革需要转型的力量。转型代表着结构的优化，而最重要的就是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一方面实现工业的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完成能源的低碳转型。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能源系统，但现阶段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碳中和要求重构工业发展体系，颠覆能源结构系统，加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和以新能源为主的清洁能源系统，是时代要求、大势所趋；没有工业体系和能源系统低碳发展等多方位转型力的支持，碳中和目标很难实现。

（3）竞争力

竞争力表示实现碳中和目标对于不同地区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无论是要素流动方式还是市场流通能力都反映了一种竞争性的优化配置。而资源的配置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建设发展水平。基建能力与科技水平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体现。基础设施服务决定了竞争性要素跨区域流通共享的难易程度，科技创新则决定了地区吸引优质人才、资源要素的能力以及地区能否掌握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二者深刻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碳中和发展能力与实施条件。没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难以汇集推进碳中和深度实施的优势要素。

（4）协调力

协调力表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全国一盘棋，同时也需要多方位的统筹和协调。解决碳的外部性必然带来一定的转型成本与代价。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既决定了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决定了地区碳中和发展难度和实施压力的差异。碳中和不是个别地区的“零碳”发展，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原则，绝不能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加剧地区发展差异。因此，随着“双碳”目标逐步由顶层设计转向实际推进阶段，金融支持、财政转移、生态补偿等协调发展措施必须及时到位，为低碳发展的有序公正推进提供制度协调和机制保障。

（5）持续力

持续力表示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很可能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奋斗和不懈努力。绿色低碳事业应该具有持续性，甚至还应考虑到代与代之间的公平问题。碳中和不是“运动式”的减碳和一蹴而就的短期发展目标，而是一项复杂深远的长期事业，需要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节能减排与减污降碳的协同推进需要着眼长远与代际相传。碳中和最终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绿色低碳发展的源源动力，持续力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保障。

02

“五力”驱动模型与二级指标构成

二级指标是对中国碳中和发展力及其“五力”内涵的深层解析与精简概括。每个分力下设两个分项指标，累计形成10项二级指标，从经济社会系统的各方面为中国碳中和发展力评价提供了多维度信息。

（1）成长力指标：经济发展与产业特征

经济增长决定地区更新升级能力，产业特征反映地区经济生产活动的主要特点，二者共同决定了地区低碳发展的潜力空间。

经济发展是对宏观经济增长与要素发展的直接考量。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必须以保障经济增长为前提。反之，也只有经济增长了，才有足够能力承担起碳减排成本，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地实现碳中和的基础能力与发展潜力，进而直接影响地区低碳发展进程。

产业特征是对经济结构组成与发展特点的具体刻画。产业结构变化和效率改进与能源需求负相关。当前，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仍然占据较大比重，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若不及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将导致经济增长伴随较高的碳排放，而碳减排成本的上升将降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

（2）转型力指标：绿色工业与能源结构

工业绿色发展程度反映地区节能减排的基本情况，能源结构刻画地区能源供需的清洁程度，二者将共同影响地区低碳转型难度。

绿色工业衡量了工业生产的绿色低碳发展成效。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工业生产活动，工业生产的清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低碳转型的路径与难度。尤其是当前我国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绿色转型，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推进“双碳”工作的重要路径。

能源结构反映了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特征。以煤等高碳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现阶段煤电仍然是我国电力供给的主要来源。碳中和要求颠覆整个能源系统，构建起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与此同时，作为清洁高效的终端能源载体，提升电能消费占终端消费的比重也有利于降低能源强度。各地是否推进能源生产清洁化与能源消费电气化，将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所在。

（3）竞争力指标：基建水平与科技创新

基建水平测度地区发展的承载能力，科技创新则决定地区发展的硬实力，二者共同体现了地区推进碳中和的自主性与竞争力。

基建水平衡量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能力。低碳转型过程中，资源要素在区域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依赖物质基础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提升竞争性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保障。因此，基建发展水平与地区低碳发展的竞争力密切相关。

科技创新体现科研投入与创新产出情况。碳中和是经济社会的深层次变革，科技创新是推动变革所依靠的中坚力量。尤其是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突破，将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生产生活低碳化、绿色化和清洁化发展的根本路径和重要保障。科技创新能力，对于汇集实现碳中和的优势要素具有决定性作用。

（4）协调力指标：金融财税与生态建设

金融发展决定碳金融体系建设及低碳融资的难易度，生态建设刻画政府对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的重视度和执行度，二者共同反映了市场机制与政府之手推动碳中和的协调度。

金融财税是金融支持与财政转移力度的主要体现。碳中和的实现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等主体的共同参与和有机配合，其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低碳转型所带来的成本与代价对政府扮演好统筹兼顾、多方协调的角色提出了更高要求。节能减排降碳的资金扶持、财政转移与政策支持等协调举措是否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低碳转型进程。

生态建设是生态治理与生态补偿工作的综合考量。我国实现碳中和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碳减排，如节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等；二是增加碳汇，即提升森林、海洋等碳库对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与存储能力。做好海陆生态系统保护工作，确保生态补偿资金落实到位以及有序开发森林绿碳、海洋蓝碳等“负碳”途径，是生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推动低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5）持续力指标：环境质量与绿色生活

环境质量体现地区环境治理水平，绿色生活反映消费侧的减排降碳参与力度，二者共同决定了地区推进碳中和的长期性与持续性。

环境治理反映碳排放与环境治理水平。碳达峰、碳中和与环境治理工作一脉相承，节能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工作和必然选择。减少环境污染与降低碳排放是有机整体，当前我国正处于以降碳为重点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与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的关键时期。地区低碳发展能力的综合考量，必须同时考虑其环境治理成效。

绿色生活衡量绿色发展意识与低碳生活理念的普及程度。低碳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碳中和的实现不仅需要顶层设计和宏观擘画，更需要微观企业和公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共同参与低碳转型发展。减排进程能否持续推进，关键要看需求侧的低碳消费是否与供给侧的清洁生产相配套，而提升绿色发展与低碳生活意识，则是推动需求侧节能降碳的重要抓手。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双碳”目标提出之后，国家各部委也频频针对具体行业和领域进行政策布局，通过多方位的政策引导，带动和引领了各行业的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碳中和发展指标体系对“五力”驱动模型的结构分解与十个二级指标的设置选取，正是与国家各部委所出台的低碳发展政策相对应，与基本成形的“1+N”政策体系相吻合，充分体现了碳中和发展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四、结论

当前，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严峻事实和气候应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碳中和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做出了比其他碳达峰经济体更宏伟、更艰巨的碳减排承诺与碳中和目标，在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工业革命发生200多年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从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到逐步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排放下降，经历了经济发展动力逐步转变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缓慢调整的漫长过程。而现阶段中国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更紧、任务更重，碳减排过程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调整和深度转型等诸多困难。在低碳转型背景下，对于全新发展方式的时代诉求和积极探索，赋予了碳中和发展力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意义。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标评价体系，是为衡量中国特色的碳中和发展轨迹与碳中和发展能力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努力尝试，有助于为厘清地区低碳发展的核心动力，反映各地推进碳中和的现实条件与发展路径提供一套全新标准。

中国低碳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中国的碳减排路径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的低碳发展难题，以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战略定位以及减排责任、减排潜力和发展能力等为依据，统筹推动地区、行业完成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实现减碳工作的梯次有序递进。

作者信息.

｜PROFILE

孙传旺，1983年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361005

占妍泓，1995年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361005

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 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