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1987年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1987年，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与其父汪德官从瑞士日内瓦去台湾探望病重的蒋经国。途经香港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宾馆探望，并托他们带一盘录像带给蒋经国。看完录像带，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蒋经国在台湾生活了近40年。前期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他借助“反共”的大旗，在国民党中树立威信，并借此走向了权力核心。晚年，他促成了老兵回大陆探亲，为两岸关系解冻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许多台湾主流媒体认为，虽然马英九主政以来，在两岸政策上有许多突破，但纵观历史，不论是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流，还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马英九都还是在延续蒋经国晚年的“开放政策”。

高调“反共”，进入权力核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的接班人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的长子，是唯一钦定的接班人，但他年纪轻、党龄少，而且曾加入过共产党，在当时台湾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宋美龄的“夫人派”。“夫人派”是一批由宋美龄提拔的、具有美国做派、能说流利英语的权力精英，主要有吴国祯、董显光和黄仁霖等人。“夫人派”的存在对蒋经国的地位构成了极大威胁。此外，蒋介石副手陈诚的影响力也在蒋经国之上，而且陈诚派系的人也有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企图。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帮他进入权力核心，可谓煞费苦心。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最首要的因素是党的失败。党失败的主因则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是国民党内部“分歧矛盾”所致。他到台湾后便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目的是坚定所有国民党员“反共”的决心与意志。于是他让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武装国民党员的精神意志、强化他们反共的力量，来稳定台湾的情势”。

一时间，参与国民党的改造、宣传“反共”成了蒋经国的主要工作。

1952年，国民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叫做《反共抗俄基本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国民党在大败后，动员所有党员，坚定“反共”决心的一针强心剂。据国民党元老陶希圣后来在悼念蒋经国的文章中透露，《反共抗俄基本论》的主要起草人其实正是蒋经国。

同年，蒋经国出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一职，主要任务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意志”。蒋经国还利用职务之便扩大自己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以至于后来，无论担任何种政府职务，他都一直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直到1972年当了“行政院院长”，才卸下这一职务。

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许多职务，但台湾问题研究者认为，“中央改造委员”的身份对他后来的升迁最为关键。他在进入国民党中央后不久，迅速坐上第二把交椅，除了他是蒋介石的长子，还在于他高调“反共”，树立了个人威信。所以台湾人常说，蒋经国在台湾靠“反共”起家。

让台湾老兵回乡探亲

蒋经国与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吗？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但迫于两岸政治角力，他做出了一些符合国民党政治利益的决策。1979年，中美建交后，为了安抚党内和民众的情绪，蒋经国奉行“三不”政策，即与大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此提法一出台，立即遭到海内外舆论的批评。人们要求蒋经国顺应时代发展，实行新的大陆政策。“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就成了突破口。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来数十万大陆籍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兵们处于被排斥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台湾当局禁止退伍军人返乡。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无法回归故土，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深切感到，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禁锢民众返乡探亲的愿望。他命令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马树礼召集有关部门，研讨开放赴大陆探亲问题。马树礼最初的方案是让赴大陆探亲的人数尽可能少。蒋经国对此很不满意，安排幕僚马英九继续研究可行性方案。李焕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很快订出了相关方案。

当时国民党党内对开放到大陆探亲意见并不统一。李焕主张把开放探亲看作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可以开放旅游、贸易、文化交流等。而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则主张只开放探亲，不涉及其他领域大陆政策的调整，维持两岸的敌对状态。

蒋经国对李焕的方案深表赞同，并让其尽快落实。1987年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奉蒋经国令宣布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决定自11月2日起施行。如今，台湾同胞往返大陆的人数已由最初的千余人，达到每年500万人次。追根溯源，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功不可没。

一盘让他感动的录像带

1987年，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与其父汪德官从瑞士日内瓦去台湾探望病重的蒋经国。途经香港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宾馆探望，并托他们带一盘录像带给蒋经国。

对汪德官父女的到来，蒋经国非常感动，仍以“亲家公”和“儿媳”相待。汪德官瞅准时机，将黄文放所托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并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马上让侍从退下，独自与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幕幕在蒋经国记忆中既熟悉又模糊的场景：秀美的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出生地玉泰盐铺及其成长时居住的地方风镐房、蒋氏宗祠、蒋经国曾住过的洋房……白岩山上蒋经国祖母的墓地更是修葺一新。

看到这一切，蒋经国情绪非常激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纷纷向其祖母、母亲墓祭拜的镜头时，他的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看完录像带，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蒋经国死后，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和蒋经国相识较早，彼此有一定了解。1926年1月，邓小平从法国巴黎到苏联，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两人不在一个班。邓小平在当时被称为“理论家班”的中大第七班。只有上大课时，邓小平才会遇到蒋经国，两人经常并肩坐在一起听课。邓小平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管理20多人，负责评估团里所有成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蒋经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惜，历史学者至今没有找到邓小平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

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但因为个头矮，排队时经常与年龄最小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吗老是围个围巾，热也围、冷也围？”邓小平告诉他，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经历艰难磨炼的邓小平以干过清洁工为自豪：“这是在巴黎留下的习惯，不围反而怪怪的。”

蒋经国经常邀邓小平一起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并向他了解在巴黎的情况。每当邓小平聊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经历时，蒋经国都听得津津有味，并盛情邀请邓小平为墙报《红墙》写稿。邓小平正想找机会谈一下在巴黎的心得体会，于是便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交给蒋经国发表，效果非常好。邓小平的文章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蒋经国非常欣赏，常放在头条位置。

在莫斯科留学时，蒋经国把邓小平看成“大哥”和“学长”。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和谷正纲等人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

1927年，邓小平离开苏联回国，两人就再也未曾谋面。后来，两人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这两位昔日的同学，一直在海峡两岸关注着对方。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蒋经国对“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预言，邓小平极有可能复出，因为大陆主流媒体一致抨击邓小平，显然是党内某些当权者（“四人帮”）忌惮他这位昔日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安克志将信将疑，结果四个星期后，“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回到北京。

1978年，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年，邓小平复出后全面主持工作，蒋经国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趋于缓和。蒋经国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更为复杂。”

当年12月，解放军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

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蒋经国的反应敏锐而谨慎。在当时“三不”占据主流的政策环境下，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政策，为缓和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