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人生的命运被妻子改变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因其汉奸生涯被长期完全否定。事实上，他在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建立过程中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曾成为万民景仰的英雄。而他与陈璧君的感情与他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谱写了一段另类的爱情故事。

汪精卫原名叫汪兆铭，字季新，精卫是笔名。汪家祖籍浙江，汪精卫本人出生在广东佛山，是家中的第十个孩子。汪精卫的父亲在广东充当幕僚，说起来是仕宦人家，其实家境不算太好。汪精卫的父母在他十三四岁时相继去世，他跟着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汪兆镛中过举人，是个老派的道学家，对汪精卫管教极严。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铸造了汪精卫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

汪精卫天资甚高，5岁入私塾，18岁时参加广州府试得头名秀才。后因家境困窘，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中当老师，这段在大官僚家当私塾老师的经历很艰难，更加剧了他驯顺懦弱的性格。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汪精卫后来成为大汉奸，性格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4年，汪精卫考上留日官费生，赴日留学。1905年，孙中山自欧洲入日本创立同盟会，汪精卫慕名前往，被孙中山的演讲所吸引，当下决定跟随孙中山革命，并且成为早期同盟会中最年轻的骨干，还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

1907年夏天，汪精卫来到马来亚槟城，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华侨，为国内武装起义筹备款项。在这里遇到了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冰如，乳名环，祖籍广东，1891年11月6日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其父陈耕基是当地有名的华商，人称“陈百万”。陈璧君是家中长女，因为生得较胖，人称“肥环”。由于家境优越，陈璧君接受的是中英文教育，她对自己的描述是：“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虽然也对国内革命出钱出力，但对政治较为超然，其母卫月朗却性格直爽，识大体，明大义。陈璧君有乃母风范，有主见，有胆魄，比一般女生更有思想和决断力。

汪精卫来到槟城后，便在华侨俱乐部小兰亭设台演讲。汪精卫是革命党中有名的才子加美男子，口才非常了得。有人说汪精卫的演说，“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胡适就说过，他若是女人就一定要嫁汪精卫。陈璧君早就在报纸杂志上见识过汪精卫的文采，如今见汪精卫果然如传说中一表人才，立刻一见倾心。在陈璧君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已经悄悄燃起了爱情的圣火。从此，陈璧君就成了汪精卫的忠实听众，每讲必到。时年，陈璧君16岁，汪精卫24岁。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璧君在当地同盟会会长吴世荣家中正式结识了汪精卫。由于不敢贸然表达自己的爱情，陈璧君只好处处表示亲近，闲暇时陪同汪精卫四处游览名胜。在近距离的交往中，陈璧君更为汪精卫严肃的生活作风所倾倒。

当时的年轻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汪精卫却像个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汪精卫认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还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

在汪精卫的吸引下，陈璧君毅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陈璧君终于鼓足勇气向汪精卫吐露了爱慕之情，结果却遭遇了冷处理。

当时陈璧君和汪精卫的个人情况也有些复杂。一方面，陈璧君已和表兄梁宇皋定了亲。另一方面，汪精卫本人在家乡有一位有名无实的妻子刘氏，这桩婚事是汪精卫早年订下的。后来，他长年奔波在外，怕连累刘氏，于是写信回去表示要解除婚约，不想刘氏是个烈性女子，对夫君忠贞不渝，拒绝离婚，因此这段婚姻一直悬而未决。

总之，内因加外因，汪精卫拒绝了陈璧君的求爱。汪精卫在槟城活动数日后，即行离去。留下陈璧君一人坐卧不安，茶饭不思。天性执拗的她，不管汪精卫愿不愿意，一心要嫁汪郎。其父闻讯后，严厉斥责，认为“千金女绝不可下嫁亡命徒”，母亲虽然同情女儿，但也无可奈何。

1908年初，汪精卫到新加坡为同盟会主办的《中兴日报》撰稿，孙中山也化名“南洋小学生”，亲自撰文参加论战。在这里，汪精卫的追求者依然络绎不绝。据说某天有一位浓妆艳抹的女郎去找汪精卫，汪从楼梯口向下一看，见该女郎艳丽过甚，面红耳赤，不敢下楼，急忙躲开，该女郎只好怅然而返。此事不知怎么被陈璧君知道了，一股无名的妒火烧得这个少女坐卧不安。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她就一再鼓动母亲卫月朗同去新加坡。在新加坡，陈璧君母女俩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待，年过半百的卫月朗亲睹了一代伟人的风采，亲耳聆听三民主义主张和创建共和的远景描绘，心驰神往，似乎全然忘记了到新加坡来的初衷，毅然决然地加入同盟会。

在狮城，陈璧君求爱的希望再次落空，不过，她并没气馁，暗下决心，要以实际行动赢得这位英俊革命家的爱心。

1909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组织的六次起义相继失败，汪精卫不得不流亡日本。陈璧君闻讯后，当即以留学为名，赶赴日本，跟随在汪的左右。当时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同盟会上层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分歧。汪精卫力辟谣言，反对分裂。

为了挽救局面，汪精卫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谋杀清朝重臣，幻想借助炸药的威力，消灭清朝，激奋人心，取得革命成功。汪精卫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做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做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同盟会领导人并不支持他的暗杀计划，他最要好的朋友胡汉民写信劝他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足阻革命之前途。汪精卫回函道：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弭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并表示，他愿意当革命之薪，以实际行动，回击分裂势力与保皇党人的攻击和挑衅。

由于没有同盟会领导人的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同伴，他联络到了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人，组成了暗杀团。一行人在香港一个农场试验炸药，密谋起事。陈璧君也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有人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当即将英国护照撕成碎片，满座皆惊。

在整个准备过程中，陈璧君紧随汪精卫几度南下北上，马不停蹄。陈璧君还再度风雨兼程，独自返回槟城，力劝母亲卫月朗将金银首饰和所有积蓄倾囊而出，赞助汪精卫，以讨汪之欢心。

1909年12月，汪精卫同陈璧君等人日夜兼程，奔赴北京。次年元旦过后，他们在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作掩护，积极研究布置暗杀活动和研制炸弹。陈璧君与汪精卫假扮夫妻，挽手共进退，让她满心欢喜。

汪精卫建议一不做二不休，杀一两个清朝重臣，直击朝廷心脏。他们首先选定暗杀庆王奕劻，他是清王朝中权威最盛的顽固派，是革命党的死对头。由于奕劻出行非常谨慎，无法下手，只好作罢。接着，他们仓促将目标改为即将从欧洲回来的清贝勒载洵和载涛。两贝勒回国那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乘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火车到站时天已黄昏，当时满站台都是戴着红顶子的官员，他们无法分辨谁是载洵、载涛，恐误伤他人，只好罢手。几次暗杀计划落空后，汪精卫决定擒贼先擒王，以摄政王载沣为目标。

经过一番准备后，他们最终将什刹海旁的银锭桥下选为爆炸地点。行动之前，汪精卫找陈璧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希望她认真考虑是否参与此事。陈璧君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汪精卫当时已抱定必死的信念，对陈璧君也谈不上爱，此时却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便答应了她的要求。这种保证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显得十分渺茫，但陈璧君多年的夙愿毕竟得以实现，她的心中充满了由衷的幸福。

1910年3月31日，汪等人将炸弹用一辆骡车运到银锭桥边的清虚道观里藏起来。深夜，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三人前去埋炸弹，不料突然犬声四起，当夜行动中断。次日夜里，三人又继续工作，将炸药罐埋好后，铺设电线，铜线过短，所差太多，只好再次停止。第三日半夜三人继续铺设时，忽见桥上有人张望，黄复生感到行动有可能被发现了，叫喻培伦通知汪精卫不要来了，自己藏于树后观察情况。只见一人手提小灯笼来到桥下，东照照，西照照，就走了。黄复生赶紧跑到桥下，将电线收回。因炸药罐太重，不能取出。这时，又来了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宪兵，还有先前来的那个人，在桥下查找很长时间才离去。事后才知道，提灯笼的人是一个车夫，因他的妻子三日未归，出来查找，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结果在桥下发现炸药罐。因不知是何物，赶紧报告警察。汪等人费尽心机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市面上一切平静，直到下午，也没有发现清兵抓人的迹象。喻培伦大着胆子到银锭桥附近观察，发现桥下埋的炸弹不见了。原来，炸弹前晚已被清兵取出，抬到官府中了。清廷官吏们也不知这个铁家伙为何物，第二天一早特请来日本和美国使馆的专家进行鉴定。外国专家一来就看出这是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当他们听说这颗炸弹埋设在载沣要经过的桥下时，心有余悸地说:幸好未爆炸，要不然，别说是桥，就是附近两三里之内都会被炸成一片焦土。关于炸弹出自何处，美国专家认为这颗炸弹工艺先进、设计高明、威力强大，不可能是中国制造的。日本专家却根据炸弹外壳上明显的车削痕迹，断定这颗炸弹一定是在中国境内加工装配的。由于北京城戒备很严，这么笨重的铁家伙肯定是在北京城内制造的，但究竟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外国人干的不能确定。清朝官吏们恭敬地送走洋人后，便秘密对城内的铁匠铺逐户排查，并且顺藤摸瓜查到了“守真照相馆”。

汪精卫他们在照相馆中等了几天，风闻了不少关于搜查炸弹的消息，但似乎并没有指向革命党人。他们松了一口气，决定再图大事。由于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去日本，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另有其他人去筹款等。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汪精卫，离开北京。

陈璧君等人走后不久，清政府就找到“守真照相馆”，抓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慷慨篇》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及“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等铿锵的诗句曾流传一时，为人称颂。

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后，都说自己是主谋，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这些壮举不仅被一般人传为佳话，也为主审官肃亲王善耆所赞叹。在善耆的干预下，汪精卫等人被“从宽”处理，免于一死。4月29日，汪精卫和黄复生被宣判终身监禁，开始了铁窗生涯。

陈璧君在日本得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后，气急败坏。发泄无门的她竟然破口大骂同来日本的喻培伦，说他是胆小鬼，临阵怯逃，出卖同志，见死不救，等等。少数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信以为真，纷纷指责喻培伦，甚至疏远他。喻培伦觉得自己自参加革命以来，几次重大的行动都没有完成，也没有血染沙场，这种没有结果的失败对革命者是不能原谅的。同时，他对于汪、黄的被捕也感到伤心，因此，他不愿和丧失理智的陈璧君争执，也没有向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进行解释，而是将委屈埋在心底。后来，他对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1911年4月，广州起义时，喻培伦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身负重伤被俘，被清政府用灭绝人性的“大辟”处死，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汪精卫入狱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立即组织了营救活动。最焦急的自然是陈璧君。她四处求人打探消息，并且东奔西走筹措营救汪精卫的经费，从日本到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到槟城。陈璧君、胡汉民、黎仲实等人又在香港九龙城外设立了一个秘密的营救机关。大家虽四处募集经费，但仍感不足。有一天，陈璧君心血来潮，向大家提议说，有人是靠赌博发家致富的，为了营救精卫，咱们不如去赌一下，碰碰运气。大家研究了一番，认为这也是个办法。于是由胡汉民带领，陈璧君扮作男子，带着一行人去了澳门赌场。这些人根本不谙此道，不知其中深浅，结果将带来的钱全部输光，狼狈而归，又增添了一份烦恼。

陈璧君在香港心急如焚，坐卧不宁，提出要亲自去北京进行营救，被胡汉民劝阻。几经周折，大家终于探明了汪精卫囚禁之所，并设法建立了联系，但也无营救之计。

1910年冬，陈璧君携带募集到的款项，冒着生命危险，与黎仲实去北京营救汪精卫。临行时，胡汉民为其送行，并诵叶清臣《贺圣朝》词云:“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众人相对泣下，不胜悲壮。经过一番周折，陈璧君重金买通狱卒，将十余枚鸡蛋送进监狱，内藏书信一封。信中写道：“四哥如面：千里重来，固同志之情，亦儿女之情也。妹之爱兄，已非一日，天荒地老，此情不渝。但此生已无望于同衾，但望死后得同穴，于愿已足。赐我婚约，以为他年作君家妇之证。忍死须臾以待之，其当字覆许我也。”署名“冰如”。

汪见信后，悲喜交集。喜的是狱外的同志正在积极设法营救，陈璧君甘冒风险亲自来京，对自己真是情深似海；忧的是陈璧君此行危险很大，唯恐发生意外。于是咬破手指，写下“信到平安”的血书。百感交集之下，又吟诵《金缕曲》词一首赠陈璧君。词云：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在这阕词后，汪精卫又血书五字——“勿留京贾祸”，表达了他的殷殷关爱。对于陈的来书，存之不能，弃之可惜，最后竟嚼而吞之。此事又成一段佳话。

接到汪郎倾诉衷肠的词作，陈璧君备受鼓舞，她彻底表明了心迹：“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自料必死无疑，有约如此，理应遵行不悖。他咬破手指，写了一个红红的“诺”字。

以汪精卫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叛变的话，除非革命胜利，否则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换言之，或许他永远也见不到陈璧君了，但陈璧君仍然对他痴心不渝。这份感情天高地厚，此时的汪精卫对陈璧君死心塌地地爱上了。

汪的应诺给了陈璧君无穷的力量，她与各方联络，准备从狱外挖一条通往牢房的地道救汪，事实上这很难办到。最后只好空望监狱，痛哭失声。由以上的种种行为看，陈璧君是个痴情种，敢想敢干，也有一定的能力，却算不上一个有理智和讲大义的人。

就在陈璧君想尽各种办法救情郎时，孙中山和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人正在商议发动革命军起义，并认为取得革命胜利才是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胡汉民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立即通知在北京营救汪精卫的陈璧君等人返回香港，准备参加广州起义。不想广州起义最终失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清王朝。11月6日，汪精卫、黄复生等人被释放出狱。不少民众围在刑部门前，争睹这位英雄的风采。三个月后，汪精卫和陈璧君在上海相聚，正式宣布结婚。久别重逢，二人相偎相依，海誓山盟，此后永远结合，不会再离。二人还联袂做词一首：

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记否烟树凄迷，年年漂泊，泪洒关河遍。恨缕悉丝千万结，才向东风微展。野藿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呢喃何语，掠弦曾笑双燕。

1912年4月，汪、陈在广州举办婚礼，陈璧君的伴娘是何香凝。其时，同盟会志士齐聚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一周年，因此汪、陈的婚礼办得非常气派，观礼的人很多。

苍天不负有心人，陈璧君苦苦追求爱情，终成正果。然而，这个结合对汪精卫来说，却算不上喜事。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汪才思敏捷，待人温和，可办起事来优柔寡断，缺乏魄力。陈璧君却是火爆脾气，快人快语，勇决智断。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难题，总喜欢与夫人商量，陈璧君也乐此不疲。久而久之，陈璧君养成习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过问，令汪精卫的左右苦不堪言。汪曾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这就等于亲口承认了陈璧君是其主心骨。

假如陈璧君识大体、有大智慧也罢了，不幸的是，她生性自负、任性、骄狂，权力欲极强，这样的性格是领导人的大忌。正如汪精卫的死党陈公博所说：没有陈璧君，汪干不了大事，但如果没有陈璧君，汪也不会坏了大事。

如果汪精卫是个普通人，这种“妻管严”式的爱情模式挺适合他的。可是，他是一个要决定许多人立场和命运的人，而他的妻子又没有大视野，所以，他的结局注定是悲剧。

性格即命运，只能说时也命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陈璧君出尽风头。她不仅是仅有的妇女界与会三名代表之一，而且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始步入政坛。陈璧君有一定的能力，筹集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就有她的功劳。

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同年7月，汪精卫接位，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头号人物。陈璧君也平步青云，成了令人仰慕的“第一夫人”。特殊的地位和身份，让她成为汪精卫政治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让陈璧君任性、自负、骄狂的性格如虎添翼，发扬光大。

当时汪精卫的头号对手是蒋介石。陈璧君对蒋很反感，她特别担心汪精卫千辛万苦得来的大权被蒋攫去。一次，汪精卫在信函中称呼蒋介石为“介弟”，陈璧君在旁边便数落道：“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还不愿意做他的把嫂呢！”汪精卫听出了言外之意，于是另行起草，所谓的“兄弟情分”就这样被抛到了一边。

1926年，蒋介石气走汪精卫，将众多要职抓在手中。数年后，汪精卫虽然东山再起，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已退而居其次。陈璧君虽然贵为院长夫人和主席夫人，但觉得派头较之昔日略逊一筹，心中很是悻悻然。于是她开始另寻途径，寻找亮色，住豪宅，穿华服，食佳肴，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以博取美名。对于行事高调的蒋夫人宋美龄，妒意和敌意齐发。于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政坛上掰腕子，两位夫人在后院中钩心斗角，热闹得很。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合影时，汪精卫遇刺，但未伤及要害部位，逃过一劫。由于当时汪和蒋的关系本就貌合神离，而且巧的是，合影时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他的嫌疑最大。所以，质疑矛头全部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

陈璧君是个火爆脾气，汪遇刺第二天就强行闯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严词厉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对这位汪夫人很蹙眉头，心里有火又不便发作，还得反过来安慰她。但陈璧君毫不买账，弄得蒋介石下不来台。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力主和谈，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应该委曲求全。汪的妥协论调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倒汪的呼声迅速高涨，蒋介石是幕后推手。汪精卫深知蒋的厉害，他一度心灰意冷，决定赋闲。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尤其是陈璧君，绝不会允许他金盘洗手，他们要为他找寻出路。

这个时候，日本军方为了腾出兵力征服南亚和东南亚各国，邀请汪精卫出马收拾中国沦陷区。汪精卫深知这一步迈出，就等于踏上了不归路。他迟疑不定，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商议对策，一旁的陈璧君按捺不住道：“只要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一语定乾坤。1938年11月，汪派梅思平与日方秘密达成协议，初步拟定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行动计划。在是否签订协议这个事上，汪精卫仍旧摇摆不定，内心很受煎熬，毕竟这要背上叛国的骂名。但对陈璧君来说，事情简单得很：蒋介石一手遮天，汪精卫形同摆设，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个地盘，另起炉灶。她见丈夫下不了决心，便再次发话，话说得很难听：“难道当汉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谁不愿意走，只管留下好了，我是一定要走的！”就这样，汪精卫终于上了贼船。

投靠日本后，陈璧君终于满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权力欲望。她将汪伪政权视为“家族公司”，亲戚熟人统统上位。1939年8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陈璧君的两个弟弟和妹婿、侄子、干女婿以及家庭教师全部当选“中央委员”，而后更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的显要官员。

权力让人疯狂，在汪精卫的纵容下，陈璧君的气焰日益嚣张。她对汪精卫进行全方位的干预。有时汪精卫与客人交谈，刚过约定时间，陈璧君就会推门而入，发出逐客令；有时汪精卫设宴待客，谈兴正浓时，陈璧君轻咳一下，或叫声“四哥”，汪精卫就会放下酒杯。久而久之，汪伪政权中的那些官员对这位汪夫人畏之如虎，即使被她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还以颜色。汪精卫对于沦为“妻管严”从未流露过抵触情绪，对于妻子的嚣张，他苦笑着自嘲说：陈璧君到更年期了。

如果说救汪之前，陈璧君是个巾帼英雄的话，如今已完全退化成一个政治悍妇。

闹剧终有收场的时候。1943年，汪精卫枪伤复发，送往日本动外科手术。然而旧弹头的铅毒已经渗入骨髓，虽削去病变部分，仍无法活命。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高烧后陷入昏迷，最终一命呜呼。

汪精卫撒手归西，陈璧君顿失凭依。昔日宾客如云、走卒如蚁的汪公馆，如今门可罗雀，陈璧君眼看南京不是安身之地，只好前往广东投靠胞弟。此时，汪伪政权风雨飘摇，等待陈璧君的是接连的坏消息。她的胞弟、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侄儿陈春圃见大事不妙，也挂冠而去。陈璧君唯有指靠在南京任职的妹婿褚民谊，请他出马主持广东政局。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新上任的“国民政府”老板陈公博对陈璧君的要求不以为然，找个借口不放人。陈璧君再次发飙，直闯主席官邸，一脚踹开陈公博的办公室，拍案狂呼：“汪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你就这样对待他的未亡人！”陈公博深感惹不起这位主儿，于是，陈璧君如愿以偿，妹婿褚民谊得以出任伪广东省省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陈璧君自知大限将临，但向亲信训话时还自欺欺人地说：“慌什么，汉奸才发慌呢，我们又不是汉奸。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和平已经实现，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有什么可慌的！”私下里，她授意褚民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表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归还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陈璧君连发两封电报，均如同泥牛入海。此时，广州城内，锄奸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陈璧君躲在寓所里，忧心如焚，一日数惊。几日后，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电报，邀褚民谊和陈璧君去重庆商谈，并且已经备好了专机，不日来接。

陈璧君为人骄躁，但并不天真，她疑心这是蒋介石设的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但褚民谊比她乐观，认为看在彼此反共目标一致的份上，蒋介石会给他们效劳的机会。陈璧君进退两难，最终，她靠一枚硬币决定去重庆。临行前，陈璧君让人上街买了两筐刚上市的洋桃，准备带到重庆，一筐送给宋美龄，另一筐送给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请他代为说项。然而，陈璧君和褚民谊登车后就失去了自由，被军统特务押送至南京，沦为阶下囚。

抗战胜利后，法庭审判汉奸。法庭上，汪府大员一个个垂头丧气，唯陈璧君拒不承认是汉奸，还厉声质问众位法官：“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华北、华东沦入日本人之手，还不是蒋委员长拱手相让的！当初日本人进攻广东，国府大员闻风而逃，你们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难道也是汪先生的责任？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汪精卫投靠日本是汉奸，蒋介石投靠美国英国是不是汉奸？”此言一出，法庭哗然。陈璧君最后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庭宣判时，她大声抗辩道：“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江苏后，陈璧君被移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当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并说，她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她只要写个认罪声明就恢复她的自由。

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还说“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陈璧君并未接受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始终不承认自己和汪精卫是汉奸，并表示自己愿意在监狱里送走她的最后岁月。

在上海监狱中度过了十年后，陈璧君辞世。死硬的陈璧君真就把牢底坐穿了。

一个真性情的巾帼英雄痴狂地爱上了一个万人景仰的青年才俊，千辛万苦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璧君与汪精卫的爱情故事如果在这里结束，会是完美爱情的典范。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有了悲剧的色彩。

对于汪精卫，人们在不齿之余难免痛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奈何为贼？只因遇到陈璧君这个绝世异品。

陈璧君的行为会让人联想到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黄蓉。两人都是心中只有“靖哥哥”，为了“靖哥哥”甘愿赴汤蹈火，想尽办法为“靖哥哥”谋福利，一门心思地望夫成龙。可是，这不是健康的相爱之道，智商不高，操作不当就会误入歧途。小说中的黄蓉智商极高，在面临逃命和为民族大义舍身的选择时，选择与丈夫一起杀身成仁，美名天下传。陈璧君不，为了保住汪精卫的地位，她不惜逼丈夫当汉奸，毁了丈夫和自己的一世英名。

陈璧君是真的在乎汪精卫。即使在身陷囹圄之时，宁愿舍弃自由，也不愿为自己的丈夫抹黑。可是，她不知道，丈夫身上的污点正是她逼着抹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