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提纲：文革前最后一次刹车

1966年5月16日，一道通知揭开了文革时代。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那篇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上海《文汇报》发表时，毛想要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恐怕没有什么人能想到。

不过姚文元的文章说《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文章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上纲很高，引起学术界、文艺界震动。

彭真看到此文来势汹汹，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毛泽东早已料到北京这个“独立王国”不会转载这篇文章，在文章发表后第二天，他就开始了一次南巡，与各省市一把手谈话，主题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地方到底怎么办？

这些一把手不会想到毛泽东针对的是彭真，他们的回答都偏离了毛的预定答案：造反。

在南巡的过程中，毛没有忘记向北京施压，但戚本禹说，最后还是周恩来亲自找了彭真，共同审定了《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于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对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彭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他依然不赞成批吴晗，指出即使是非批不可，吴晗的问题最多也只是个学术问题。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北京学术界没有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据《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再次谈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联系”。

彭真根据市委对吴晗的调查，向毛泽东作了说明。当时毛泽东没有回答，彭真以为已经向毛泽东讲清楚了，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时，特地把吴晗请来，并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吴晗进行安慰。

事后，他从杭州经过上海，在和上海市委有关人员谈话时指出，对姚文元的文章要“一分为二”，吴晗的问题要作学术问题讨论，并说吴晗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左派”。

但是在毛泽东亲自点出“罢官”后，针对吴晗的批判还是起来了，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五人小组提出，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可以避免牵涉过众，扩大过多。

这些意见汇总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并说，“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些话矛头直指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等人，分量很重。

在2月8日，刘少奇派出文化革命小组的三位重头人物，彭真、陆定一、康生专程赶去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在汇报时，毛泽东曾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时，毛泽东说，对两边都要宽，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

对于《二月提纲》提出“左派整风”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三年以后再说。关于不批郭沫若和范文澜，毛泽东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就将《二月提纲》了的这两句话删掉了。

此时的彭真并不知道，毛泽东不明确表示支持的，大多就是反对。他认为毛泽东已同意《二月提纲》之后，立即草拟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语，并在2月12日将批语传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们。他们传阅以后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这个汇报提纲。

提纲下达后，吴冷西同志和姚溱同志召开首都新闻界联席会，及时作了传达。与会首都各大报的领导听后，松了一口气，新闻宣传有了口径，好办了，思想界、文化界也可以不那么紧张了。

然而，这个“提纲”的内容和毛泽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当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亲自修订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二月提纲》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

毛泽东在3月底与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的谈话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戚本禹。

在得知毛泽东的表态后，彭真于4月15日召集了一个个宣传、新闻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开始了自我批评。

不过这来的太晚了，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毛泽东对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做法很不满意，这种抵制使他错认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真实存在的，甚至认为已成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障碍。

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又多次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毛泽东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

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了工作，5月被彻底打倒。

文革最大的障碍被清除，毛泽东亲自主持和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销和批判了《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自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