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詹天佑到杨舒平：剧变时代中的留学生

百年前，正是古老的中国不得不开眼看世界之时，一批留美幼童成为中国碰触世界大门的先行者。百年间，中国从辛亥革命一路走来，留学生已经不再担负救国之责。他们之中有人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也有人成为了杨舒平。

第一批赴美国留学的30名幼童，他们年龄在14岁到20岁之间，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合影 

第一次接触

1872年8月11日，30名首批留美幼童在陈兰彬的带领下，乘船离开上海，经日本渡太平洋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然后乘火车横贯美国到东部康涅狄格州。

为了显示大清威仪，幼童们上岸时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蓝缎褂、黑布鞋，还排着整齐的队伍，而每人一条乌黑油亮的小辫子又引起了美国人的无限好奇。

为了让他们更快的适应美国，幼童们三五一组被分配到美国家庭中生活。

不过对西方世纪极其陌生的幼童们完全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他们不懂英语，无法和美国人交流，吃不惯西餐，面对美国人直接表露感情的方式不知所措。

而他们的辫子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

然而经历过短暂的陌生后，幼童们开始适应且习惯了美国，充满活力的幼童还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

在主业上，他们也不曾荒废，他们学习刻苦，在“绘画、地图、演算法、人物、花木方面，皆有规格”“洋文数页，西人阅之，亦皆啧啧称赞”。

不过大清希望的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清廷从骨子里不希望这些小孩子被“美国化”，为这些小孩子开设了“四书五经”一类的儒学课程，向他们教授封建纲常礼教。

然而在美国学校中，幼童们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不大遵守，转而认同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理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更有不少幼童将那根常遭人歧视的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

辫子对清廷来讲不是件简单的发型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最后，1881年，当时在美的120名幼童被撤回而凄然告终。

这其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这些幼童没有想到，还有更不堪的现实在等着他们。

清政府不信任这些幼童，有的用非所学，有的屡遭挫折。

但他们学问扎实，精通外语，聪明能干又有报国之心，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中展露头角，民国初年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

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詹天佑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关上的门

这幼童留美之后，外国对中国来讲不再是陌生的存在。

对于那些心怀家国的人来说，留学寻求救国之路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甲午战争后，清廷的惨败刺激了国人，中国人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热情高涨，出现了争先恐后往日本留学，借以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场面。甚至出现了父子、母女、爷孙乃至全家留学日本的情景。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千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

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两万多人。十年间，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两年内即有960多位留日学生加盟。这些留日学生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协助孙中山推翻帝制、创立共和。

同为留日的鲁迅因目睹中国社会现状，发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呼声后，弃医从文的故事不赘多述。

在“留日热”的推进下，也有少量的留美生、留欧生出国。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可的一条获取知识、成就事业的重要通道。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几次留学浪潮，先是庚款留美学生逐年派往美国，接着留法勤工俭学以更大的声势出现，在国人心目中造成极大震撼。此后的革命留苏浪潮也盛极一时，其中，有先留日后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有赴德求学的朱德等人。

1923年以后，为共产主义理想所激励的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到1930年，中国留学生总数在千人以上。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奠基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冷战已经开始，留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于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而是分布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公费，由国家统一派遣。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教育陷入停滞，对外留学的门也被关上，直到1978年才再次开启。

30年巨变

1978年12月26日晚，52名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选拔出来的学者登上飞机，从北京经巴基斯坦和法国，向美国纽约飞去，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他们出发的消息——《我国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离京，方毅副总理勉励他们刻苦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52人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7日清晨抵达华盛顿，和百年前相似的是，当他们走下飞机时，全部穿着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以至于负责接待的美方人员唐占晞后来回忆说，“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当时雪花飘飘的。”

而与百年前相同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不仅是同样陌生的世界，当时的美国还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在赶赴美国前，他们受过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厕所。

曾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参赞的陈准民是1981年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他形容刚来到美国时的感受：“从个人的穿戴，张扬的个性，到整个社会的发达程度，都令人感到吃惊。”他看到美国人可在沙漠中建高速公路，赞叹不已，当时以为中国可能需一两百年才能赶上美国。

在课堂上，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陈准民说，“中国讲师道尊严，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学生是主人。”

同样是公派留学的沈骥如去的是荷兰，他从电影中得来的两点印象：第一不能跳舞，第二要小心警察。

结果到了荷兰，他发觉警察并不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他们的老百姓跟这警察好像没那么紧张啊，而且我有时候走路不认得路了，我就问警察，警察都很客气，还要跟你搭讪几句，你是从哪来的？什么荷兰的生活你过得惯吗？态度挺好，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红色中国”学者的到了同样是新鲜而备受关注的。

12月27日，飞机着陆后，留学生一入境，就被早已等候在机场的记者团团围住。除了大批的记者外，当时的领队柳百成还记得，还有很多华人自发地来机场欢迎他们，“场面很热烈”。之后，“我们到美国后，立刻就成了新闻人物。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他们对中国人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

当时出于安全考虑，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非公不能外出，出去也必须两人以上，一个人不准单独行动。不过，对留学生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因此，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美国社会。柳百成回忆说，“不少在联络处待了多年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超市什么样，还要向我们打听外面的情况。”

虽然邓小平豪气的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要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但是对于这些留学生是否会回国，邓小平也是暗自担心的。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52名留美人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

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所幸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仅吴如山经批准延长学习。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09年纪念改革开放留学30年的导语中说：这52位学者是改革开放后留学大潮的尖兵，是探索者。他们有的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的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批学者都为祖国的科研和教育做出了贡献，充分证明了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大规模留学事业的成功。在他们之后，30年来逾百万人出国留学，汇成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留学潮，这些留学生必将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当然，在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鼓励出国留学后，留学已经从精英向平民开始，而且年龄越来越幼龄化。

杨舒平对当下中国充满了误解，这种误解又是西方人长期对中国的印象

这些留学生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高速发展时期，不必像前几代留学生抱有“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之念，像杨舒平一样对于中国不甚了解或抱有敌意的留学生数量增加也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