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写信为何骂周恩来
柳亚子在重庆时曾借中共的汽车一用，但无意中害死李少石。这个李少石是廖梦醒的丈夫，廖此后恨上柳亚子。李少石之死，引起了柳亚子与廖梦醒、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柳亚子写信骂过周恩来。
江苏省吴江市黎里镇柳亚子纪念馆，第二进“轿厅”的中央是柳亚子先生的汉白玉雕像，座基上镌刻着邓颖超的题词“柳亚子先生像”，两侧柱子上悬挂着周恩来1945年赠送给柳亚子的墨迹：“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然而，周恩来和柳亚子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喜怒。他们之间那点隐约的“疙瘩”，并不有损于这两位名人大家的“令誉”。
意外：柳亚子的动手和周恩来的生硬
1948年3月28日夜，毛泽东进北平刚刚第三天，收到了柳亚子的诗《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三天前，柳亚子还作为三十名代表之一去机场迎接初到北平的毛泽东，他是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等“同乘第一号车，检阅军队而返”的。当晚，毛泽东还派车接他出席颐和园晚宴，优礼有加。怎么突然之间，柳亚子却对毛泽东提出退隐，要回老家当诗人去？“无车弹铗怨冯驩”是否包含了什么隐情？
按照史料，一般都认可了下面的说法，即柳亚子是在发“牢骚”。他感到自己不仅在文坛上未受重视，更令他不安的是他觉得在参与新政协及自己创建的民革也受到排挤--李济深被民革推选为出席新政协代表，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后来民革代表由六人增至十六人，他才被补入）。不到一年前，在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现在却连代表都不是，就连“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化团体的领袖职位也没他的份儿，他很是失意。
4月7日，柳亚子日记载：“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好友宋云彬当天日记中也有反映：“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
于是，毛泽东劝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休养。
军旅作家郝在今在其著作《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描述了期间发生在颐和园里的一件很难让人相信的事情：
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
“鲜黄瓜？”管理员为难，“那得7月以后……”柳亚子随手甩了管理员一个耳光！
管理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侮辱。这个管理员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是中央机关从军政大学调来的。管理员想不通，革命队伍哪有领导干部打人的？
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柳先生恐怕不是一时气愤，柳先生近来情绪郁闷，有时还说：“再没人管，就吊死在这里……”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柳亚子正要向中共进言李任潮（注：即李济深）那样的人不能重用，新政协的人事不能大权旁落！
周恩来与柳亚子干杯之后，却说：“柳老，我给你提个意见，可以吗？”周恩来严肃地说，“柳先生，打人，在我们人民队伍里是不允许的。”
柳亚子举杯的手顿时僵住……
周恩来见柳亚子尴尬，又和蔼地说：“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请你还要多加保重。”未及柳亚子反应，周恩来起身说：“不当之处请您原谅，我还有事，先走一步，由邓颖超同志陪你们。”说罢，竟然离席而去。别以为周恩来总是一团和气！
柳亚子与周恩来相交多年，从来没有受到如此批评。然而，此事又确属自己没理。
邓颖超赶紧为柳亚子添菜。
离开听鹂馆的周恩来向管理员交代：“柳老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帮过我们许多许多。他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
管理员感动得流泪：“周副主席，您别批评他，还是我工作没有做好……”周恩来叮嘱：“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限制经费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
当天宴会结束，柳亚子记下日记，“乘舟而去，徒步而归，余颇有醉意”。其后，宋云彬也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信中说“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因为周恩来作了解释：“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
这次宴请，周恩来表现出了人们很难想像的不客气的一面，竟然在批评之后拂袖而去！这次宴请，又起因于柳亚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打人。这两件事情都是那么难以置信。
可是，柳亚子乃名满天下的一介大儒，岂会轻易动手？
当年负责过柳亚子在颐和园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的便衣队员孙有光，曾回忆了这样一件小事：柳亚子到西苑逛市场，买回一个孙中山的小型石膏像，门卫以为他是颐和园内的住户的亲友，就挡住问他“找谁”。柳亚子生气了：“我住在这里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说着就举起拐杖打门卫，门卫举起右手迎他的拐杖，就是不让他进。最后几个便衣队员看见门口围了一群人，走过去才发现是柳亚子在与门卫吵架，柳亚子这才进得门来。
柳亚子也在自己的《北行日记》中有所记载，5月17日傍晚有客人来，他“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袖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事实上，这是哨兵没有解释清楚，因为当时中央正在景福阁召开保卫工作会议，自然是旁人莫入了。
6月5日，柳亚子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拜访宋云彬。但是门房拦住他，要他登记后才能进去。他大怒，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不顾阻拦径自往里走，警卫员跟着进来。柳亚子到了宋云彬办公室，随手拿起桌上的墨水瓶掷过去，却溅在夫人身上。当晚宋云彬前去向柳亚子道歉，柳夫人说：“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
从一件件小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柳亚子对颐和园的新生活感到些许陌生，与为他服务的“土八路”也不能完全适应，而他对新政府针对自己的政治安排更是颇多不满。可以说，那天的一时失手只不过是这种情绪的爆发而已。
那么，一向对民主人士敬重有加的周恩来为什么会在柳亚子面前失了风度呢？
波折：柳亚子和周恩来建国前后的交往
1944年柳亚子离开桂林来重庆之前，他和周恩来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周恩来也只是把他看做一位值得尊重的革命诗人、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表现出一贯的尊重党外人士的态度。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数次指定的紧急营救文化名人名单中，就有柳亚子。柳亚子脱险途中和居住粤桂期间，周恩来多次向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柳非杞（柳亚子好友）了解情况。柳亚子在《八年回忆》中自述，1943年“二月五日立春节，苏联塔斯社副社长诺米洛次基君自渝来桂，偕空了、郁风过访，还带来了恩来的问候信和钞币”。
1944年11月，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的第二天，郭沫若奉其命为柳亚子洗尘，出席者皆为柳亚子好友和当时当地的名人。当与周恩来握手时，柳亚子觉得“冰凉的肌肤都被他传染得温热了”。
然而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事情似乎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南京和上海，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到了南京梅园新村并设立驻沪办事处。周恩来不时往返于两地之间，且与民主党派主要人士频繁会晤，但我们却不能找到这期间他与柳亚子接触的记录。其时柳亚子因被国民党排挤出政协会议，正失意地暂居上海。5月柳亚子六十大寿之际，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起发来了贺电，除此没有其他行动。
1949年3月18日抵京当天，柳亚子有意到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当时解放军初入北平，百事待举，车子不够用，他只得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连贯，并附信交周恩来。但连贯觉得当时车辆不够分配，而且他也很难同忙得脚不沾地的周恩来见上一面，因此就连信也无法转交。
柳亚子4月1日在日记中感叹：“夜，餐时与任老夫妇及寰老之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叹出无车矣。”
对无车一事，柳亚子是有意见的。但这绝非完全是柳私心发作的表现，从六国饭店迁居到颐和园前夕，柳亚子写了一诗赠给负责六国饭店接待工作的邓子平：嘘寒问暖费经营，豪气能消邓子平。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
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自是人间美男子，翻疑母性太多情。其中“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意思是说自己是在吴粤等地流亡出了名的人，根本不会为生活上的某些不足而闹意见。但是，没有专车，也的确给年事已高、高度近视的他带来很大的不便。
10月15日，柳非杞写信说他一位朋友想请柳亚子做证婚人。10月18日，柳亚子复信：证婚可以，但要解决用车的问题，“不过借车的事情，我不愿做，因为借车事，我已写信骂过老周，现在不愿意再和他借。除非你有办法，直接由你和他交涉”。
柳亚子为什么不直接向周恩来明言呢？
究缘：李少石遇难引起的些许隔膜
抗战胜利初期，在柳亚子、周恩来之间也发生了一件有关汽车的重大事件。
1945年10月8日下午，柳亚子从渝郊沙坪坝寓所专程前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中共南方局部分机关驻地。不久，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仲恺女婿李少石从外面返回。1934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少石因叛徒告密被捕，卧病在床的何香凝拜托柳亚子设法营救，终使李少石从南京监狱转解苏州反省院而逃过死劫。
当时，中共南方局可供调用的小车只有四辆。因当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欢送晚会，用车很紧张。曾家岩五十号仅有司机熊国华临时开的那辆小轿车，而此车当晚还安排他用。考虑到柳亚子住沙坪坝路程较远，熊国华受命先将柳先生送回，然后赶赴军委礼堂执行任务。在一再的催促下，柳亚子“挟少石登车”--他将李少石拉进车子，陪他一路，以尽谈兴。
送完柳亚子，返回疾驰的汽车不慎撞伤了在路边休息的国民党新兵，着急赶路的熊国华没大注意，没听到那批新兵的叫停声。一个新兵班长当即举枪，子弹穿过汽车恰巧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肺部。熊国华立即加速把李送到医院，将车子开回曾家岩后，未向办事处报告便消失了。
李少石之死，引起了柳亚子与廖梦醒、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李少石廖梦醒的女儿李湄在《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中国工人出版社）中说：“爸爸出事后，妈妈很怪罪他。柳亚子是个性情中人，他总是想找机会向妈妈赔罪……随着时间流逝，妈妈和柳亚子的关系渐渐恢复正常，但见面时还是有点尴尬。”
李湄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周恩来：
爸爸下葬后，周恩来让汽车直接把妈妈和我从墓地送到红岩小住……关于柳亚子的事他也劝过妈妈，但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
柳亚子有一本大纪念册，第一页就是毛泽东的题字。毛泽东题字后，柳亚子把纪念册交给周恩来，请他也题字。但周恩来没有题。这本纪念册在中南海西花厅一躺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让我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把纪念册拿出来翻给我看，叫我代她还给柳家后人，这时柳亚子已作古二十年了。我不明白周恩来在我妈妈和我的纪念册上都题了字，为什么不给柳亚子题呢？
其实早在1950年11月，柳亚子曾经致信毛泽东，询问自己送请题字的《羿楼纪念册》的下落。毛泽东在复信中说：“题字册便时当代询，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或者忘记了。”
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内心痛苦的柳亚子还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一直没有公开。但我们可以从多年后在北京“周总理革命事迹展览会”上公开的周恩来回信中推断出一些内容。
周恩来的回信中有这么一段：
少石之死，大家哀痛。但我党从无一人、从无一语怪先生者。反之，我等常自责不应催车太急，致闯车祸。伯仁之痛，痛在我方，岂有责先生之理？！至汽车够用与否，非一语所能答，先生应相信，我等非官僚，毛同志在此，汽车用以尽保护之责及接友谈话之用，决非专供来及若飞乘坐也。失错，在该天不应该答应先生借车，因实际上车子仅仅迎来，而反虑先生白坐了，故临时抽车，致有此失。此类琐事，本不愿向先生饶舌，但先生既以此下问，又以此为谆谆之诫，遂不得不说明真相，并阐明其错究何在也。
我们可以推论，柳亚子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可能还在一再表达自己对“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自责，另外也在问周恩来等为什么要那么急地催车，难道车子不够用。这就是前面柳亚子所言“因为借车事，我已写信骂过老周”。也因为诸多种种，柳亚子不愿意再向周恩来开口提及车子的事了。
而一向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也似乎极少主动考虑到柳亚子的实际情况，或许柳亚子老是要用车的事情，总是令他时时回想起当年李少石的憾事。
周恩来和柳亚子交往最多的是在抗战结束后，尤其是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可也正是这时发生了李少石之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与柳亚子的接触，大多是按毛泽东的意思行事，几乎没有什么主动的过分的介入。
一件谁都不想发生的偶然事件，却不经意间在两位大家的内心埋下了不快的种子，难以释怀，不能不说是由一件憾事引起的另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