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反复的政治投机分子

周佛海为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抗战爆发后又以卧底身份与汪伪政权合作，为国民党的抗战做出了幕后贡献，但同时也做了一些有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勾当。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周佛海一直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其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中共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但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周佛海回到日本后便被监视，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在日本专心读了几年书的周佛海，在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时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此后十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 

然而由于日本的侵略，周佛海逐渐变得悲观，他与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胡适也经常光顾，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 

在日记中周佛海记录了他们当时的心境“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 

1938年，长期被蒋介石“架空”的汪精卫见当时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于是想借此机会重揽权柄。而周佛海此时审时度势，与陈公博等团结在汪精卫的旗帜下，汪精卫政府之所以能够顺利成立，与周佛海的大力运作是分不开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中央政府。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核心官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在周佛海自己的日记中，对于这段历史，他本人是十分骄傲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但是随着美国的参战，周佛海看出形式对日本极其不妙，于是主动与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关联系，通过军统渠道向蒋介石表示悔改，蒋介石则亲笔回信，让其“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承诺“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记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计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美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周佛海估计得一点都不错，一年之后，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 

虽然周佛海想不通日本为何会失败，但他早已为自己寻得退路，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重要卧底。周佛海不仅暗地里时有庇护军统特工，还常用自己的电台向重庆传送情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佛海当机立断，联系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表示自己当时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愿意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稳定并恢复国民政府在上海地区的统治。因此，抗战结束后，陈公博等其他汪伪高层或逃遁或被捕，周佛海却由戴笠委任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协助维持上海秩序。 

所以当陈璧君、陈公博等先后被捕入狱时，周佛海仍只是被国民党方面软禁于白公馆中，除了不能出门及打电话外，饮食起居有专人伺候。然而抗战结束之后群众对汉奸的清算热情空前高涨，周佛海的处境优渥，迟迟未被起诉审判令公众感到愤怒，社会媒体纷纷撰文质问国民政府意欲为何，而民间也有人频频发问，陈公博等排名在周佛海之下的汉奸都已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作为“大头目”的周佛海反而逍遥法外？ 

在社会及党内外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将周佛海移交司法程序。 

1946年9月中旬，周佛海被押解至监狱。负责公诉的是南京最高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在周佛海入狱之后，陈绳祖立即展开调查，于1946年9月19日、21日、24日至26日连续对周佛海进行侦讯，10月2日向法院提交起诉书，指控周佛海“参与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伪币资敌、签订卖国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汪伪特使身份出访满洲国，以及招募伪军、 55 31479 55 17565 0 0 2718 0 0:00:11 0:00:06 0:00:05 4160卖鸦片、搜刮物资、奴化青年”等罪行，认为“无一而非祸国殃民之举”，指其触犯《惩治汉奸条例》。11月7日上午11时，南京高等法院的“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宣布将周佛海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经过杨淑慧周旋，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签署减刑令，给予周佛海特赦，由死刑转为无期徒刑。

就这样，沸沸扬扬的周佛海案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