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月10日，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首批成员已经抵达中国，将与中国同行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谭德塞以及他所领导的世界卫生组织，大概是联合国各大国际组织中对中国最为友好的领导人与组织之一。谭德塞于2017年接任此前担任这一职务长达10年之久的前任总干事——中国人陈冯富珍。谭德塞说，由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应急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Bruce Aylward）率领的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首批成员已经抵达中国，将为后续前往中国的其他成员做好准备工作。
拿大流行病学家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
谭德塞表示，整个专家组将由10到15名成员组成，他们将与中国同行一起并肩工作，保证“有足够的专门知识来应对遇到的问题”。此后，国内媒体开始关注WHO专家组在中国期间的行动，试图知道国际专家们对中国疫情的观察和解读。
根据报道，他们首先去了北京、广东和四川，最后才去了疫情重灾区的武汉。
2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专家组首次向中国公开了他们的考察成果。这就是24日在北京 国宾酒店举行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新闻发布会”。由这一发布会标题可知，WHO专家组在中国的考察，并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与中国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一起或共同进行的。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除了主持人之外，台上只有两个人：梁万年：联合考察组中方组长、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联合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根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发布的文字实录，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经双方协商一致，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外专家组成联合考察组对中国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考察。考察组2月16日开始相继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武汉，目前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全部的考察工作。
首先，梁万年博士进行了长篇发言。据他的介绍，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由25位中外专家组成，涵盖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包括：一是了解这次疫情的流行病学特点，包括它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流行特征；二是了解它的临床表现，尤其是看它的病情轻、中、重度的比例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三是了解中国政府及各地应对这种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及其效果。四是对下一步中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应对此次疫情提出相关建议，同时对国际合作和科学研究的优先领域提出相应的建议。一、关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通过对不同地点分离的104株新冠病毒毒株进行全基因测序，结果证实同源性达到99.9%，考察组根据这个结果认为，该结果提示病毒尚未发现明显的变异。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现在确诊病例患者平均年龄51岁，其中近80%的是在30-69岁。在确诊病例中近78%的病例来自湖北，这个数字是截至2月20日的。三、关于新冠病毒的宿主。现在尚未明确，但根据中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提示蝙蝠可能是它的宿主，穿山甲也可能是这个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现在科学家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明确病毒宿主。四、关于传播途径。目前认为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在部分确诊患者的粪便当中检出了新冠病毒，所以可能存在粪口传播的途径。一些案例也提示不排除在一个密封、相对小的空间内存在呼吸道气溶胶传播的可能，但粪口传播和气溶胶传播的流行病学意义和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这个疾病是有家庭聚集性的。我们考察组到了广东和四川。资料显示，这两个省的病例主要是家庭聚集性病例，是在湖北以外，可比较真实反映家庭聚集性存在的省份。这两个省78%-85%的确诊病例是来源于家庭聚集性。各地对密切接触者都实行了严密的管理，对他们进行了追踪，并且进行医学观察。现在发现大约1%—5%的密切接触者，经实验室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五、关于易感性，由于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冠状病毒，各年龄段的人群对其都没有特别的免疫力，可以推断人群是普遍易感的。
这种病毒的传播动力学可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武汉，早期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一种动物，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后，在人群当中随着适应性的增强，形成了人间持续传播，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社区传播；二是武汉以外的地区，尤其是湖北以外的省份，早期传播主要是输入性传播，病例主要来源基本上和武汉及湖北都是有关系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局部的社区传播现象，包括家庭聚集性。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只是散发的输入性病例，并没有形成社区传播；三是在一些特殊场所和一些特殊人群当中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比如说医务人员的感染。医务人员感染的总情况是，全国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但是从感染的来源，哪些是社区获得性感染，哪些是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院内感染，科学家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感染的3000多名医务人员，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来源于武汉，我们分析认为，可能和武汉在疫情高峰时期，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认识、各种防护设施的保障、开设定点医院和其他医疗救治设施时相应配套的磨合和完善、医务人员长期工作疲劳、防护程度不足等等，可能都有关系。
六、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当前数据和研究提示大多数患者是轻症的，可以康复。轻症、重症和危重患者的比例分别是80%、13%和6%左右，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但是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是感染后不出现症状，成为一个健康的带毒者，还是处在疾病潜伏期，都待进一步明确。无症状感染者是否能够传播疾病、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病死情况来看，全国的病死率大概是3%—4%。全国除武汉外，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在0.7%左右。从发病到实验室确诊平均间隔时间，最早全国为平均12天，2月初已经下降到3天。武汉已从早期的15天，下降到现在的5天。这说明我们对疾病的发现和诊断效率大幅提高。现有资料表明，轻症患者从发病到康复平均时间是两周，重症患者需要三到六周。截至2月22日，全国已经有1.8万余病例康复。
如何解读？
濠哥认为，这是中国医学界，也是中外医学界，目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引发的肺炎疫情的最权威、最全面的发现和研究报告。这也是当今人类对这一病毒的全部认识，这是科学家的精心奉献，也是中国近三千死亡病例与近八万确诊感染病例的巨大贡献。
在上述发现中，我们有何再发现呢？
濠哥认为，专家们并未确认这一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只是有这样的可能，或有极大的可能。但目前无法证实。这一点，至少目前，非常重要。
第二，综合专家的报告，这一病毒的传播，由个人散发性传播——家庭聚集性传播——社区传播或特定场所的传播（比如医院或养老院等）。
在湖北之外，主要是个人与家庭传播；在湖北尤其是武汉，由家庭传播扩展到了社区传播或特定场所的传播，并因此造成了病毒在整个城市进行高密度的传播。
第三，专家特别指出并分析了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来源于武汉，并分析了多个多种原因。但是唯独没有说，由于隐瞒疫情、否认病毒人传人、严禁医生讨论疫情，导致了医护人员警惕性不强、自我防护意识不高、防护能力不足及措施不到位，与病毒传播的高危性形成反差。
这造成了三大后果：
一是医院成为交叉感染源，扩大了感染；
二是医护人员率先被感染，造成抗疫一线战斗人员首先倒下；
三是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医疗资源，更加难以应对疫情高发造成的就医难、确诊难和入院难，使大量病人的救治因此被拖延，这是武汉一地死亡率最高的根本原因。
假设，如果3000多名医务人员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被感染，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生命不会失去、更多的患者不会变成重症甚至危重症。
武汉疫情最大的痛，在医院成为感染源和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这也是最大的教训。而造成这一教训的最大原因，又是什么呢？
艾尔沃德博士首先向在疫情中失去亲人、朋友和同事的中国人民表示深切慰问，然后对能够被委以如此重任向中外领导表示感谢，并感谢在考察过程中曾与其交流、沟通或询问，有时更像是质问，有时甚至是拷问的数以百计的各位中国同事。他表示，专家组完成的报告涵盖诸多发现与结论，长达45页。其中有八点，四点是与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相关的，是对中国提出的建议；另外四点是对全球提出的建议。面对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中国采取了古老的传染病防治方法，并采取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中国采取的一些传统措施包括在国家层面上鼓励大众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社会层面的体温监测。我们看到，这种应对策略在不断地进行快速调整。中国从最初采取的比较整齐划一的方法，慢慢地转变到基于科学的、以风险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虑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和能力，也考虑到病毒传播的特性，我觉得这种微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另外，古老的方法加以现代化的科技产生了更大的效果和产出。这种协同优势大概几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到。比如通过5G平台进行远程医疗。当面临一种危险的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时候，中国有很多超出我们想象、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策略。
第二，中国的应对有何效果？
我们了解到，由于中国有巨大的集体意愿，不管是社区层面上的工作者，还是上至省长、市长这样的官员，这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策略，你们身在其中并以这样的方式运行，但这其实并不常见。我们面临着全球层面上医用物资短缺的挑战，而许多国家也开始储备这些资源。但我们看到，尽管在中国，每个省都有疫情暴发，都有感染病例，但是各个省依然花很多气力去想如何为湖北省、武汉市提供医用物资和医务工作者援助。 第三，中国策略是否真的带来了改观？
联合考察组认为，毫无疑问，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改变了这种快速攀升的，并且是潜在致命疾病的曲线。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数据。两周前，我刚到中国时每一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大概都是2500多，而两周后，在今天我将离开中国的时候，昨天报告的确诊病例为416例，两周之内实现了80%的下降。这一真切的下降，是不容置疑地事实。昨天我碰到了一位名为曹彬的研究人员，他是负责抗病毒药物开发的。我问他，在研发抗病毒药物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跟我讲，现在是招募病人，因为病人数目在下降。我们研究了武汉的二代续发病例，也研究了中国其他地方的二代续发病例，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个评估，正是由于中国采用了全政府、全社会的这一经典传统、看似又老派的方法，避免了少则万余多，多则数十万病例的出现，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有力措施，才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数十万例感染。这表明，中国采取了非常激进、有力的防控措施，这样的改变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极大的贡献。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其背后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策决定，是中国的领导人和领袖们了不起的决定。做决策很难，指导公众能够按照这样的决策去操作也不易，比如交通管制措施、比如居家隔离的措施，诸如此类才实现了这样的曲线。这也是为何说，中国每一个公民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讲了这些好的方面，我和梁教授和我们团队对于问题也一贯是坦诚的。每一场疫情，每一场危机中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有时学到的是应该更早预警，有时学到的是应该优化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有时学到的是应该加强彼此沟通弥补现有的知识空白，有时学到的是应该让这样的沟通更坦诚，以及提出建议以在疫情防控的进程中落实以上内容。 第四，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中国已经在考虑要恢复其经济和社会正常秩序，但这个病毒可能还会存在几个月。我们从考察团的角度来讲，也认为现在应该去慢慢地恢复社会和经济的正常秩序，哪怕同时在做着防疫工作。核心和关键就在于，要逐步取消之前的限制措施。目前，依然会存在这种病毒再次输入、重新复苏的风险。中国要小心控制这样的风险。因此，考察团最重要的建议之一，是要让中国完全从这场疫情中彻底地恢复其元气，因为世界需要中国的经验来应对这场疫情。在新冠肺炎的应对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掌握最多知识的国家，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转身、遏制和扭转。任何国家若在贸易或旅行方面采取限制和障碍性的措施，只会影响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的能力。任何国家对中国采取了超过了《国际卫生条例》推荐建议之外的其他措施都应重新评估，因为中国的风险在下降，而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的贡献在增加。
二，对世界的四点建议
首先，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的病毒，能够造成极大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影响。 第二，全球应该如何应对？国际社会明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法，而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在全球为疫情应对做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偏见，对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会说，现在没有药，没有任何疫苗，所以我们没什么办法。而中国的方法是，既然没有药，也没有疫苗，那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根据需要去调整，去适应，去拯救生命。 第三，在防止疫情的国际蔓延方面，中国筑起了第一道防线。中国人民感觉自己有责任去遏制病毒的国际蔓延，他们在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实行了封城的果断措施，这项措施也许还要持续几个星期。 所以我们建议其他国家严肃考虑类似的做法。并非每个有疫情的城市都要封城，但是需要采用有效做法筑起第二道防线，以防疫情向那些公共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传播。中国争取来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此宝贵，大概七个星期之前这种病毒对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几个星期之内，中国快速开发了诊断试剂，尝试了诸多抗病毒治疗方法，也许再过几个月就能看到疫苗方面的希望。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第四，最后一点建议是，这一段争取来的宝贵时间要用好，研究项目应该有优先次重，以便快速地掌握知识以进一步阻断病毒传播，进一步降低重症率及病死率。我们认为，瑞德西韦可能有预期效力。比如我见到研究人员曹彬说现在招募病人变难了，不仅是因为病例减少了，而是同时还在开展其他实验研究，而这些并未见得有多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需要开始优先那些可能帮助我们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考察组这段时间紧密、辛苦、勤勉的工作，向世界敞开一扇门，看看中国所做的非凡成绩，这并不是为中国唱赞歌而是描述现实。当面对一种未知病毒，面对危险时刻，一些人可能会陷入绝望，觉得只能一切听天由命。而中国采取了果敢的做法，意大利也在仿效，我们想向世界表示，像中国这样去做吧，这样可以拯救生命。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亏欠你们！我想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武汉人民是砥砺前行的。
濠哥认为，艾尔沃德博士是一位国际流行病学和应急管理的专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认为，中国采取的古老的强力干预的方法是可行的。这种坚决的举措避免了可能数十万例感染的发生——如果不在1月23日之后采取果断措施的话，最终的感染数量可能还要再翻几倍。第二，他再三强调了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对世界、对防疫的贡献，称世界都欠武汉的。因此，他也向世界推荐中国的做法，即号召世界各国抄中国的作业。第三，他代表专家组，唯一推荐或承认，“瑞德西韦可能有预期效力”。他还含蓄但明确的指出，不要搞那些没有多大希望的临床试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命。什么能挽救生命就用什么。第四，关于中国防疫中存在的问题，他是以建议的方式——这是最温和的方式，提出的，也许专家组在专业的报告中说的更多一些。在会上，他只是泛泛地提了几点：应该更早预警；应该优化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应该加强彼此沟通弥补现有的知识空白；应该让这样的沟通更坦诚。这些看似平淡的、学术的、中性的建议，都是中国人以惨重的教训换来的。
专家组在武汉考察
在之后进行的记者提问与专家回答中，有记者问：这个病毒最初在武汉是怎么样滋生起来的，又是怎样快速蔓延的，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呢？它最初在这一场疫情应对的过程中有哪些方面的教训是我们需要吸取的；像公众的审查机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艾尔沃德博士首先表示，如果有什么需要学习的经验教训，即是反应速度，需要快速的行动，速度就是一切。而我最担忧的是他国是否汲取了需要快速应对的教训。目前，多个国家疫情暴发呈指数增长。如大家所见，疫情席卷多地，可以在一个地区呈指数增长，这是极具毁灭性的。速度这个教训非常重要，以及采取激进的措施，这都是中国所做的尝试。我们需要审视现有体系，但坦率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体系能做到及时响应。
梁万年博士补充说，对武汉的情况，如果回头来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可能是最好的。总体感觉就是，如果利用我们对已知病毒，特别是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知识，来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现在看来，这个病毒不简单，是很狡猾的。我们无法使用现有知识来应对，需要边阻止疫情、边总结经验、边改变措施和策略。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早期对疾病的认识不够到位，这也是我们的局限。
梁万年博士还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所采取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改变了这个疾病的传播进程。
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就是社会措施：隔离、医学观察、减少接触、自身防护。我想，这是中国应对此次疫情的最大成绩之一。报告中，我们对其他各国的建议，也特别强调推荐这种方法。在没有药物和疫苗之前，这个措施应尽早采用，越快越好。
记者提问：关于武汉的情况，什么时候可以出现拐点，什么时候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恢复正常？
艾尔沃德博士表示，参照以往疫情暴发的情况进行判断，可能几个星期之后，当新的确诊病例数下降到两位数时，我们就能知道局面已经得到了控制。
梁万年博士说：总的判断是，武汉现在仍然是中国新冠疫情的中心地区。目前的形势依然是严峻复杂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是疫情防控能不能取得胜利的一个最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现在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还有400左右，疑似病例数还有四五百，每天还有新发病人出现。这就意味着疫情还没有被我们完全遏制。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武汉在早期是一个暴发流行阶段，这种病例快速增加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对武汉还是要全力强化防控措施，对外要强化防止输出，对内要抓两个关键点：一方面围绕传染源的发现、管理，也就是对患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尽快诊断出来，把密切接触者都找出来，进行管理和治疗，这是防止新发病人的根本办法；另一方面对已经住院的病人要强化治疗，一是对大量轻症病人要采取有效的方法防止轻症转重，比如中医药的使用、综合疗法，二是对重症病人千方百计实行“四集中”，让他减少病死。这几点是最为关键的。
记者提问：请问艾尔沃德先生，你讲到的一条核心讯息，就是中国全政府、全社会的方法是值得其他国家在遏制病毒蔓延过程中采用和借鉴的，但是比如封城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国家是不切实际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坚定有力的措施是您推荐的吗？
艾尔沃德博士：现在存在这样的偏见，即认为武汉方式、湖北方式就是中国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武汉方式、湖北方式是中国方式中的一种特殊方式，适用于出现社区传播的地区。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见到的，实际都是家庭聚集性病例，并没有产生二代传播，所以，说这些地区的做法过时并不公平，事实上这些做法相当现代，目的是为了迅速地找到每一个感染者，穷尽式地追踪到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也许他们还没有症状就已经被感染了。
认真推广最基本的卫生措施，包括不断地向公众强调勤洗手的重要性。像我们做卫生的都知道，30%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是通过手接触传播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取消公众聚集的活动，关闭学校，暂停返工复工这些再慢慢进展到比较严厉的强有力的措施。
各位网友、各位看官，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虽然专家们透露的内容并不是全部，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信息量。在专家们刻意使用专业语言或其他赞扬性说法，表达出大量的事实真相及他们的专业判断之后，很多的结论性内容，让人震撼和铭记。
当然，作为对专家语言的解读，专家们不愿意或不想说得更清晰的东西，濠哥也无法说得更清晰。请各位再反复阅读一遍本文，然后点击“阅读原文”，跳转到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去仔细查看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全部文字。然后，自己发现更重要的事实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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