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圈，最受关注的一个女人，是在疫区城市武汉的一位医生、一位学者。
关于她的文章，被删掉了一万次，又被上线了一万零一次。
濠哥在3月8日的文章《李医生训诫调查，或将爆出一个乌龙》（已被删除）中，将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称为第四位“吹哨人”，认为她是继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李文亮、 谢琳卡和刘文医生之后，“武汉8名医生造谣案”名单上的第4人。——虽然当地警方从未公布、公开所谓8名造谣者的名单。但是在今天的文章中，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而是那个“发哨子的人”。为什么？因为那几位在朋友圈发出疫情预警、之后遭到警方训诫并被认定为“造谣”的医生，最早分享或使用的患者“人传人”信息，正是来自艾芬。
也就是说， 艾芬是那些“造谣信息”的源头，也是造成那些医生被认定为“造谣”的源头。据后来的报告，截止到去年12月31日之前，也就是进入2020年之前，武汉的确诊感染病例为104例。
以武汉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实力和雄厚的医疗资源，收治一百余例传染病患者，大概2-3家三甲医院就可以完成任务。
艾芬承认，一开始，她是害怕的。（蓝色字体为报道原文摘录）当天（12月30日）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后来，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以一位已届中年的专家级女学者、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被指责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造谣，这显然是污辱，是权力对专业和操守的污辱。她说，“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
她还想到了更多的后果，于是她回家后跟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1月2日起，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就这样，12月30日，这一最早发出疫情预警的时间点，被强行抹去。在医护人员之间的病情分享和讨论，被强行压制，直到1月15日之后，或1月20日，武汉疫情被钟南山院士一把揭开。仅仅在武汉中心医院，仅仅在其一个科室——眼科，就已经报道了3名医生丧命防疫第一线。其中一位，正是闻名全国的李文亮医生。尽管艾芬自1月1日起就要求她领导的急诊科医护人员戴起了N95口罩。但截止到艾芬2月中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急诊科200名医护人员中，CT显示肺部感染或临床诊断确诊的有30多人。感染比例高达15%。据财新网3月10日报道《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超过23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虽然总数字尚比武汉几家大医院少，但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下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与我们医院从一开始就身处疫情的最前线有关，也与1月20日之前所谓‘外松内紧’导致大量的院内感染有关。”该院一位科室主任对财新记者总结道，“相关部门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错误信息，让数以百计的医生护士在对疫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全力投入救治，甚至在病倒后也无法上报给这些相关部门知道。他们的牺牲不能及时给同事和公众以警惕，这是最惨痛的损失和教训。”
在武汉，整整三周的时间的集体沉默和疏于防范，让一个巨大灾难降临在医护人员的身上：武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病毒感染。这是武汉疫情的第一个灾难，这个灾难造成了武汉感染患者失去足够医护人员救治的第二个灾难。
作为医生，一线防疫的知情人和专家，艾芬很自责、很后悔。“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是1月1号大家就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她认为，武汉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
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这一段，濠哥看得流下了眼泪。而且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每次梳理这一段文字，都是热泪盈眶。
是的，濠哥看到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软弱，也看到了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那种不屈的力量。也想起了已经去世的李文亮医生生前说过的一句类似的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濠哥想说，也许我们不能或不应该鼓励别人去牺牲，包括为说真话牺牲、为社会牺牲他们自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必须尊重和珍惜一颗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