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圈,最受关注的一个女人,是在疫区城市武汉的一位医生、一位学者。
关于她的文章,被删掉了一万次,又被上线了一万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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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哥在3月8日的文章《李医生训诫调查,或将爆出一个乌龙》(已被删除)中,将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称为第四位“吹哨人”,认为她是继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李文亮、 谢琳卡和刘文医生之后,“武汉8名医生造谣案”名单上的第4人。——虽然当地警方从未公布、公开所谓8名造谣者的名单。但是在今天的文章中,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而是那个“发哨子的人”。为什么?因为那几位在朋友圈发出疫情预警、之后遭到警方训诫并被认定为“造谣”的医生,最早分享或使用的患者“人传人”信息,正是来自艾芬。
也就是说, 艾芬是那些“造谣信息”的源头,也是造成那些医生被认定为“造谣”的源头。据后来的报告,截止到去年12月31日之前,也就是进入2020年之前,武汉的确诊感染病例为104例。
以武汉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实力和雄厚的医疗资源,收治一百余例传染病患者,大概2-3家三甲医院就可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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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芬承认,一开始,她是害怕的。(蓝色字体为报道原文摘录)当天(12月30日)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后来,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以一位已届中年的专家级女学者、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被指责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造谣,这显然是污辱,是权力对专业和操守的污辱。她说,“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
她还想到了更多的后果,于是她回家后跟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1月2日起,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就这样,12月30日,这一最早发出疫情预警的时间点,被强行抹去。在医护人员之间的病情分享和讨论,被强行压制,直到1月15日之后,或1月20日,武汉疫情被钟南山院士一把揭开。仅仅在武汉中心医院,仅仅在其一个科室——眼科,就已经报道了3名医生丧命防疫第一线。其中一位,正是闻名全国的李文亮医生。尽管艾芬自1月1日起就要求她领导的急诊科医护人员戴起了N95口罩。但截止到艾芬2月中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急诊科200名医护人员中,CT显示肺部感染或临床诊断确诊的有30多人。感染比例高达15%。据财新网3月10日报道《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超过23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虽然总数字尚比武汉几家大医院少,但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下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与我们医院从一开始就身处疫情的最前线有关,也与1月20日之前所谓‘外松内紧’导致大量的院内感染有关。”该院一位科室主任对财新记者总结道,“相关部门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错误信息,让数以百计的医生护士在对疫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全力投入救治,甚至在病倒后也无法上报给这些相关部门知道。他们的牺牲不能及时给同事和公众以警惕,这是最惨痛的损失和教训。”
在武汉,整整三周的时间的集体沉默和疏于防范,让一个巨大灾难降临在医护人员的身上:武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病毒感染。这是武汉疫情的第一个灾难,这个灾难造成了武汉感染患者失去足够医护人员救治的第二个灾难。![]()
作为医生,一线防疫的知情人和专家,艾芬很自责、很后悔。“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是1月1号大家就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她认为,武汉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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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
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这一段,濠哥看得流下了眼泪。而且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每次梳理这一段文字,都是热泪盈眶。
是的,濠哥看到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软弱,也看到了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那种不屈的力量。也想起了已经去世的李文亮医生生前说过的一句类似的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濠哥想说,也许我们不能或不应该鼓励别人去牺牲,包括为说真话牺牲、为社会牺牲他们自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必须尊重和珍惜一颗社会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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