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在中国寿险百人峰会上，重庆市前市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就当前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发表演讲称，美国几千家外资企业在20多年间一直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达7000亿美元，利润达500亿美元，销售利润率在7%左右，各方面效益都很好。
“美国的金融企业、工商企业，会不会遵从政府指挥与中国脱钩？可以说80%到90%是不会的。能够指挥企业家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益导向。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经济规律都在长远地起着作用。”在金融时报8月10日题为《黄奇帆：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的报道中，黄奇帆强调，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与“脱钩论”，要认清五个趋势：
第一，全球化的总趋势不会变，多极化的全球化正在孕育；
第二，世界经济向亚洲东移的趋势不会变；
第三，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发生，有望拉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
第四，中国更深、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趋势不会变；
第五，在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格局推动下，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增长潜力。
黄奇帆指出，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相比，单个国家、个人发出的“脱钩论”注定将只是一个插曲。中国应将目光放长远，筹划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良性格局。“目前，美国在贸易合作各个方面欲与中国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确。”在投资合作方面，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被要求撤资，中国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收购也受到各种阻拦。两国之间的各种商业性谈判也已搁置。在资本市场方面，美国正在从200多个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中“挑刺”，而新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也变得阻力重重。在金融业务方面，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被要求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或保险保障服务。此外，已有“切断中国或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渠道”的声音从美国舆论场中传了出来。虽然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罕见考验，第一季度负增长6.8%，第二季度正增长3.2%，整个上半年算下来，GDP增长仅1.6%。但是黄奇帆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增长潜力。未来，必须在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格局推动下，才能引领中国走向强国之路。“任何一个强国一定是内循环的经济占GDP的80%以上，外循环的经济占20%以内，美国如此，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亦如此。”他表示，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一个外循环模式，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形成了一个适合当时的发展战略。到2006年，整个国家的外向型经济一度达到65%，随后这一比重逐渐减少至现在的32%。换句话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目前仍然高达32%。
如果中国经济内循环的规模达到GDP的80%，意味着什么呢？根据5月22日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增长6.1％; ；同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也就是说，接近100万亿元的GDP，中国社会自己只消费了其中的40%。如果要达到消费占GDP80%的发达国家标准，中国社会和消费能力需要提高一倍。即需要另外一个40万亿元的社会消费能力。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继续壮大中国经济呢？黄奇帆表示，如今要做的，就是打破各级领导干部及企业家几十年间形成的外循环工作惯性，重新审视创新、投资、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意义。首先，在创新方面，要更加鼓励各类企业、各类研究单位进行创新，做好技术创新、商务模式创新，这种创新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将是生生不息的动力。其次，在企业法人的投资上，衡量内循环是否成功，一定要看一个社会总的净资产，而不是看总资产。这就要看一个企业或企业家在经营中获得利润之后，是转移走了，还是继续投入生产。如果一个地方的净资产减少了，就说明这个地方投资环境有问题。“怎么样才能让我们4亿中等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怎么让我们农村的6亿低收入群体数量减半，从而增加内循环的需求和消费？总之，内循环的发展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坐标，那么把这些工作都做好，就会逐渐变成巨大的发展动力。”黄奇帆说。濠哥认为， 黄奇帆在这里提到的“ 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际上指的是4亿城市低收入群体。他实际上把中国社会分为：4亿中高收入群体+ 4亿城市低收入群体+6亿以农村人口为主的贫困群体。濠哥曾在《还有十亿人没迈过小康社会门槛，怎么帮他们？》一文中进行过分析，所谓6亿以农村人口为主的贫困群体，指的是平均月收入千元之下，这一群体的年消费能力为7.2万亿元（6亿人年收入1.2万元）； 4亿城市低收入群体，指的是平均月收入在两千元之下，这一群体的年消费能力为9.6万亿元（4亿人年收入2.4万元）。这十亿人（两大低收入群体之和）的年消费能力为：16.8万亿元（7.2+9.6）。中国收入最高的4亿人，也是目前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所谓中产阶级，2019年的消费能力为：23.2万亿元。
显然，不是中国收入最高的4亿人消费能力有多高，而是那收入较低的十亿人消费能力太低了。
黄奇帆期待的一个增长目标是：6亿农村低收入群体数量减半，4亿城市困难群体收入倍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框算下来，中国社会的年消费能力将达到60万亿元，即在2019年40万亿元的规模上，提高50%。黄奇帆近日在《瞭望》新闻周刊撰文《站在百年变局的历史关口，构建内循环体系》称，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他认为，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中央领导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黄奇帆表示，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这些建议，简单地说，就是：稳企业，稳企业家信心；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8月7日，在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上，黄奇帆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他表示，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濠哥认为，黄奇帆的政策建议都非常精彩，也非常可行，但是要具体落到实处，难度相当的大。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又怎么会出现 “撤资论” 和“脱钩论”这样的舆论环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