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40年前全党认为，谁应该为十年浩劫负责？

濠哥新年以来撰写的“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重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列文章，一波三折。

虽然濠哥对政治决议的研读非常认真和刻苦，对学习心得的撰写也非常用心和正能量，但是在推送环节还是经常遇到问题。

星期一（1月4日），濠哥发文《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40年前全党如何为十年浩劫定性？》，但是文章不久即被下线。

考虑到话题和内容的敏感性，濠哥决定将此文分成上下篇分别发送，并重新进行内容方面的补充与修改。

星期二（1月5日），发文《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40年前全党如何为十年浩劫定性（上）？》，顺利；

但是，星期三（1月6日）的发文《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40年前全党如何为十年浩劫定性（下）？》，在推送后不久即被删除。看来，这篇文章的难点在下篇。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也猜不到。

因此，濠哥决定，不再重发下篇，而是将下篇再次拆分成两个问题，然后以两篇文章分别推送。本文回答第一个问题：谁应该对WG这场灾难负责？

在周二重发的《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40年前全党如何为十年浩劫定性（上）？》一文中，大家已经知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WG十年（1966-1976年）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966年5月文G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

二、从1969年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

三、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邦”，WG结束

十年内乱，以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GM的决定》，作为全面发动的标志。

决议认为，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左倾错误”主导下，此后召开的党的九大和十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G的失败；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GM”这场灾难。

决议认为：

实践证明，“文化大GM”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上述两点定性表述，非常明确，也非常坚决，表达了全党的意志。

在对WG十年作出“灾难”与“内乱”的定性之后，决议还认真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中之一：

谁应该对WG这场灾难负责？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认为，对于“文化大GM”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决议还说，这十年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G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GM”，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毛泽东在党的九大发表讲话

但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不等于负全部责任。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表示：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的意见】一文的记录，邓公还说：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GM”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邓公再次强调：

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ZZJ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红卫兵批斗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公认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所谓1957年之前，指的是新中国成立的前7年（1949-1956年），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到1956年底，毛泽东年满63周岁。这个年龄——根据建政初期的中国人平均寿命——已经算老年。如果那个时候退下来，也许真的是完美的、理想的政治设计和权力接续。

但这是不可能的。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没有那样理想的政治交接。

党的领袖是伟人，但不是完人，有的善于领导武装革命，有的善于领导和平建设，又能打天下、还能治天下的伟大领袖，千年难遇。但是，要求一位打天下的领袖在革命成功之后将最高权力交给治天下的接班人？怎么想的呢。

或者，开国领袖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干满8年就挂官而去，谁劝都没用；

或者，如带领英国取得二战胜利的丘吉尔，他想接着当首相，但是英国人民不让他干。

已故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但这些西方的戏码，不可能在东方上演。这似乎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举行的中央预备会（1981年6月22日）上，邓小平在讲话中也承认：

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制度是哪样呢？

最高权力终身制。

以苏共为例。列宁死后，是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才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非正常下台的，类似发生了一场宫斗剧，上台的是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一口气干到1982年去世。苏共延续的还是终身制。

但是在邓公领导下，我党比苏共更早的开始讨论领导干部任期制。这是邓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重大贡献之一。

1980年8月18日，邓公在中央扩大会议上首次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在党内启动领导制度改革的讨论。这是党内政治正常化的开端。

事实上，也只有在党内政治正常化的情况下，才可能解决领袖与政党的关系。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领袖与政党的关系出现了偏差，导致了前一个十年（1956-1966年）的小文G，并最终演化成了后一个十年（1966-1976年）更大规模、更大烈度的大文G。

当政治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就可能反噬政治。

濠哥认为，我们党正是在痛定思痛、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认真纠正那个十年的错误之后，才决心启动改革开放的。

没有对过去十年严重错误的反思，就不可能有后来全党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和方针政策。

同样，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而没有继续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如果我们不继续坚定不移的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国家的前进步伐就可能停滞，甚至可能倒退。

下一篇，濠哥将继续研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看1981年6月，党内最高层在为那个十年定性并确认灾难责任之后，如何进一步深刻反思：

什么原因造成了十年内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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