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文 | 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第一，要读经典。因为曾国藩自己就是儒家标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教曾纪泽读书，从小就很有规划，主要是以《十三经》和《二十三史》为根本。按曾国藩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中的经典，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
我们为什么读书?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智慧与思想。知识性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更新，但思想性的东西、智慧性的东西，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越有学习的价值。所以，读书最大的捷径，就是读经典。
经典一定要精读，因为从学习的效率上来说，精读要比泛读还要重要。泛读虽然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学得多，忘得也多。但精读就不一样，能吃得深、吃得透。
第二，“一书不尽，不读新书”。就是说一本书没读完的情况下，不要急着读另一本书。事实上就读书而言，有很多人有这种毛病，一下弄好多书，这本翻翻，那本翻翻，美其名曰读了好多书，其实一本都没读完，一本都没读通、读透。而曾国藩主张一本没读完，就不要忙着去读其他的书，这实际上就是沉浸的读书法。
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说，学习的境界要先入乎其内，再能出乎其外。读书更是这样，一本书，你要先能沉浸进去，你才能最终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曾国藩虽然主张读书要沉浸其中，但他从来不主张死记硬背。他对儿子说:“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也就是说读书沉浸其中，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不要当成任务来死记硬背。
不过，读书应该是件轻松愉悦的事，但这不代表像看闲书那样就行。曾国藩主张看书的时候要能作札记，也就是看书的时候得学会动手，边看边写，要“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也就是要把读书时的所感所想，不论是心得体会，还是疑惑不解的地方，都要能随手记下来，这样才能有助于读而后学。后来，胡适先生就对曾国藩这种读书作札记的方法最为推崇。
第三，就是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曾国藩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老大曾纪泽不喜欢科举考试，不喜欢八股文，喜欢西方的语言学和社会学，曾国藩就鼓励他按自己的兴趣方向去读书。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对于曾纪泽感兴趣的这些所谓的西学，曾国藩自己不是太懂，但他为了儿子也努力地去看了不少书。后来，曾纪泽写成《西学述略序说》和《〈几何原本〉序》，这两本书出版，都是曾国藩亲自批阅后为之刻版发行的。
对于老二曾纪鸿，曾国藩就更是这样了，不仅鼓励曾纪鸿培养出数学研究的兴趣，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鸿结婚之后，他的老婆郭筠是个喜欢读书的女性，曾国藩觉得在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儿媳妇能喜欢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教儿子的时候，还顺便教儿媳。郭筠不像曾纪鸿一样喜欢数学，她只喜欢文学与历史，这一方面曾国藩绝对是大家。所以在曾国藩的引导下，郭筠通读《十三经注疏》和《资治通鉴》，也成了一个有名的才女。
后来，他还主张从年幼的孩子中选拔一些聪明的、对西学感兴趣的，由政府出资送他们出国去学习。正因为有他的大力提倡，于是近代历史上，有了第一批出国的留学学生，这第一批30多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铁路工程学的奠基人。
曾国藩为人处事十二字要诀
01
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就是品德的修养，修为的境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高的。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曾有一个评价，说他是“古今第一完人”，即古往今来最完美的一个人。
曾国藩一生的追求是做什么呢？做圣贤。什么是圣贤？简单来说就是道德完美的人。所以他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两种境界：要么是圣贤，要么是畜生。这种成为圣贤的理念，构成了他一生追求卓越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除了“立德”之外，曾国藩还“立功”了。所谓“立功”，就是建功立业，把事情给做成了。
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这件事从政治上来说，当然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把这件事做成是非常不容易的。曾国藩是文人，并非武将。他领导的湘军也不是国家的正规军，而是地方武装。湘军最早是团练，也就是民兵，是国家体制之外的意志临时招募的、地方性的武装，得不到国家资源的支持。一个不懂军事的文人，带领一支体制之外的临时武装，竟然完成了正规军都完成不了的事业，这自然与曾国藩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湘军有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那个时代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就反映出曾国藩极强的领导力。
譬如，他总结的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道三忌“忌巧、忌盈、忌腻”，都是人生的经验之谈。
他所指出的居官四败“昏堕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可谓深刻。今天官场上那些出事的官员，几乎都跌跤于这四败之中。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这一点就非常佩服，他曾经对人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古人说一个字就可以一辈子遵行不悖，真是有这样的道理！）
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时也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梁启超的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他（指曾国藩）所说的话，字字都是从阅历中来，符合实际，所以亲切有味，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不是唐宋之后的那些儒生们所能比拟的。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的那种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发展出一套“困勉”“拙诚”的功夫。
所谓“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我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
所谓“拙诚”，就是做事做人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做。
在我们今天看来，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事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曾国藩以书生身份从戎，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太平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人心涣散、物欲横流、唯利是图、风雨飘摇。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军事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背后其实是价值体系的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的确表现出了异于其他军队的战斗力。
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用理念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价值观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这也是他最终能够完成平定“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
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重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
曾国藩兼具圣王双重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这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
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
曾国藩的领导力，可以用“仰之弥高”来形容。北京大学管理学教授宫玉振老师在其著作《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一书中，用十二个字概括总结了曾国藩领领导力的要诀：
重、耐、浑、明、辣、慎、勤、实、暇、裕、恕、强。
“重”，厚重、稳重。
吕坤在《呻吟语》中曾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重”反映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
“耐”，耐烦、耐心。
曾国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对于领导者来说，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耐烦是领导者的必修之课。
“浑”，浑含、浑厚。
精明是领导者的第一层境界，浑厚则是领导者的第二层境界。用曾国藩的话说，“精明亦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浑”是一种包容的境界。
“明”，明白、清醒。
曾国藩说：“办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对于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成败具有根本的价值。优秀的领导者，是高明与精明的集合体。
“辣”，泼辣、果断。
眼明还要手辣，“辣”是一种决断力，关键时刻敢出手、敢拍板、敢下决心、敢承担责任。“辣”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
“慎”，谨慎、自制。
“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制的意识的关键。自制对于领导者来说永远是一种美德。
“勤”，勤奋、勤恳。
“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勤”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实”，扎实、朴实。
“天道忌巧”，管理最忌讳的就是投机取巧。管理的关键就是要把事情实实在在地做到位，“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是湘军的基本精神，也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
“暇”，空闲、从容。
“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暇”字强调的是安详从容的处事风格，着眼的是对做事节奏的把握。“暇”代表的是成熟大气的领导境界。
“裕”，宽裕、坦荡。
“裕”是“万事浮云过太虚”的达观，是“尽人事、知天命”的释然，是“活泼泼之胸襟、坦荡荡之意境”的开怀。“裕”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
“恕”，恕道、宽容。
恕是将心比心，是同情的理解，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从而成就事业的关键。恕是中国式领导力的核心。
“强”，倔强、刚强。
曾国藩说：“男儿自立，序有倔强之气。”“强”强调的是坚韧过得意志力量，是不轻易认输的意志，是看明白之后的一种坚持。
关于作者：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EMBA学术主任。在《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中全面解析中国式领导力。 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ID：pku-press）原创，出自《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曾国藩这12个字
正所谓“自古成大事者皆有信仰”，曹德旺并不例外，他也有自己最崇拜的“偶像”——曾国藩。
“我一生最崇敬的就是曾国藩，我办公室里还挂着他的一幅对联，也正是这幅对联让我一辈子顺风顺水，有了今天的成就。”
上联是“敬胜怠，义胜欲”，
下联是“知其雄，守其雌”。
人要通过勤勉去战胜懈怠，通过走光明大道战胜邪欲，懂得刚强的必要，但仍要坚守谦逊柔和的心态。
相传，这幅对联是一个疯和尚给曾国藩开出的药方。
曾国藩最初在京为官时，锋芒毕露，但过于张扬的个性导致他被同僚孤立，大有不得志之感，后来父亲去世，回家守孝期间又被皇帝贬了职，官场与情感的双重打击下，整个人的情绪极度低落，身体状态也是每况愈下。为了治好曾国藩，弟弟曾国荃开始四处寻医问药，有一天他遇到个疯和尚，和尚说曾国藩得的是“心病”，得“心药”才能医，于是便找来笔墨，写下了这12字的药方。
随后，曾国荃把这12个字挂在了曾国藩的床头，生病期间，曾国藩就盯着这12个字苦思冥想，最终悟出了其中的道理，等到复出之后，他一改往日的为官风格，对上级、下级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这种为人处世的智慧，也为曾国藩的人生铺平了一条康庄大道。
01
敬胜怠
敬胜怠讲的是用勤恳和敬业去战胜懈怠和散漫，简单来说就是勤勉，不偷懒。这一点，年少时期的曹德旺就已经有所体会了。
“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需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
“一个个的字，从它们认得我，到我认得它们，就是一字一字的查出来的。”打那以后，曹德旺就开启了自学知识之旅，从只要印有字的纸片都会拿起来看，到自学会计课程，再到啃下整套MBA教材，知识的不断积累也让他逐渐摸清了经营企业的门道。
另一方面，年少时忙于生活的艰辛，也让曹德旺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母亲说早起3天，3个早晨就等于一天的时间，我也想睡啊，说起来，我最爱的就是睡，从我个人的财力来说，我睡得起，但是从国家来说，我认为睡不起，我要对一个企业负责，对国家负责，时间不允许我贪睡。”
国学大师钱穆说：“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无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劲。”曹德旺用行动对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2
义胜欲
“义胜欲”是指要“以正道战胜欲望”，做人要正气、正义，走正道，不可有过多的欲望和邪念。
“我的无上秘笈是“不贪”，佛家持戒，第一就是要戒贪。”
“有时候我进寺院，出于对佛祖的敬重，也会烧香。但是我从来不求什么，有的大老板花几万块钱买第一柱香烧，其实这个是很土。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我爸以前告诉我，贫和贪的写法很像的，如果你不戒掉贪，如果你粗心一点，不小心就变成贫了。”……
一个贪字，谁人不知，可就是这一个贪字，不知毁掉了多少英雄豪杰。不得不说，关于贪念，曹德旺的领悟足够通透。
03
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雄，守其雌这6个字可以连起来看，指的是在为人处世中要懂得刚强的重要性，却又坚守雌柔的地位，也可以理解为“藏拙”，曹德旺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宁愿做小阿弟，不要称雄称霸做阿哥。”
“不要瞧不起乞丐，人要该进的进，该退的退，向权贵千万不要低头，向位置比我低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们硬。众生平等，慈悲为怀。”
“因为我很直，以前得罪过好多官员、我如果犯规，会死得很惨，所以我看见谁都怕，做事很谨慎。我把自己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尊重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因此我就不会犯规。我没丢下什么把柄，所以你也没什么好捡的，我也很佩服自己，所以我现在就知道我是怎么个死法，就是病死老死的呗。”
04
结语
心若菩提，向善而生
穷不倒志，富不癫狂，
心若菩提，向善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