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导师韓儒林先生

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以前，韩儒林先生在南京逝世，我在告别仪式结束以后，还独自一个人站在韩师的灵前，含着泪水，望着他的肖像，不忍离去。

那一年是1978年，是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当时我报考了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专业研究生。同时，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然而，我在南开大学的复试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我的材料由南开大学送交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我当时就觉得，在南京大学录取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韩儒林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大师，多少人想成为他门下的弟子而不能得，他怎么会收到一个把元史作为第二志愿的考生？

记得那是1978年8月份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正准备上夜班，经过工厂门房时，看到黑板报上挂号信通知上有我的名字。我拿到信封一看，这封信是南京大学教务处寄来的。而不是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寄来的。接着，我好奇地打开信封，这居然是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录取为研究生的通知！拆开信的那一刻，我的生活从此就被改变了。

入学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我的考试卷子被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正是南大元史室的邱树森老师与其他各位老师，发现了南开大学批卷者由于粗心。少给我了近五十分，原来大约应为85分的成绩，只登记为35分。韩先生与各位业师对我深表同情，而此时韩先生又收到郑天挺先生亲自写给他的对我的推荐信之后，终于决定把我收了下来。正是在人生的关键的时候，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韩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体会特别深的是韩先生对待学生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宽厚与博大。韩先生学问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他学贯中西，留学过四个国家，精通数国文字，能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元蒙史史料进行语言语音比较，运用审音勘同的办法，找出学术突破口。而我却时时感到不得其门而入，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我感到无法发挥自己在理论方面的特长，另一方面又深恐辜负了韩师破格录取我的一片用心。内心颇有一种莫名的种焦虑感。

然而，韩先生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学术气质与学术兴趣与他的学术风格与专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一天我到他家去问学时，他主动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这一套方法，你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学得好，学了也可能会忘记。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有什么问题不懂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没有问题你就自己看书。这样你总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的。”

听了这一席话，我心中如释重负，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根据自己的爱好，涉猎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与介绍结构主义与功能方法的文章书籍，当时正值七十年代末，国门刚刚打开，我也许是最早通过英俄文期刊与港台学术刊物，接触各种边缘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从元史史料中，找到自己感兴趣并能发挥自己特点的研究课题。而这种运用边缘学科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做法，正是后来我形成自己研究特色的起点。南大这三年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美好岁月。

一九八一年年底我毕业分配回上海，离开南京临走那天，我去韩先生家里告别，最后临走时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性格内向的韩先生此时流露出一种惜别之情（甚至我还依稀觉察出他眼中一丝淡淡的感伤）。离开他家之后，在路上，我也产生一种淡淡的感伤，一种莫名的疚意。

我知道，我不是韩先生最满意的学生，也没有学到韩先生学问的真传，但我却敢说，在韩师所有的学生中，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他在关键时候所给予我的人生机会，他在治学方面的博大与宽厚，他对我根据自己特长去从事研究探索的鼓励，却在此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不久，韩师偶尔从他的孙子韩昕订阅的〈青年报〉上，得知我参加为自学考试生开设的学习辅导班的通知广告，据南京大学陈得芝老师后来告诉我，韩先生为此高兴了很久。

离开南大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带自己的研究生。我对研究生所说的话，也是从韩先生当年对我说过的话中引伸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去发现自己的特长，去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我相信你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2002年思想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