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偶遇国会议会托尼斯
那一天，我们去美国国会办公大楼访问一位相当于中国科长级的美国官员，主要是想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开展廉政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官员因为当天临时有许多急事要处理，我们觉得不便打扰，也就提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时我们在国会大楼里转悠，时间还早，上那儿去呢？在国会办公大楼长长走廊上，一间一间敞开的房间门口，均树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美国国旗，一面是议员所属的州的州旗。那些房间就是来自各州的国会议员的办公室。
陪同我的翻译吴女士说，何不从那一间一间的议员办公室中，找一间进去看看。说不定真会见上一位议员什么的。于是，我们随便走进了一家议员办公室，里面有三位秘书小姐，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就对我们说，你们愿意见一见托尼斯众议员吗？他现在正在接待一位客人，马上就没有事了。我们当然表示很愿意。
不一会，里面的房间门开了，那位刚送走客人的身材结实的主人，就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托尼斯先生。这位议员貌不出众，他走在路上你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做体力活的劳工。
托尼斯很热情地问我们愿不愿意进来坐坐，我们就这样坐在他的沙发上，成了他的客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十六年的议员。准备不久后退下来，让更年青的人来替换他的位置，他说他喜欢绘画，也喜欢钓鱼。今后他会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他还让我们看了他全家的相片。
他对我们说的许多话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他说，“我们这些议员和你们当教授的不同。我们在公众眼里就象是推销汽车或地毯的商人，谁也不会把我们看得很高。如果公众觉得我们看上去很高大，那么我们也就当不成议员了。”
过了一会，铃声响了，按理我们应该告辞了，这位托尼斯先生却问我们，愿不愿随他去看看国会投票，我们当然很愿意。于是他带我们坐上专门供议员从办公楼到议会大厅的地下电车，接下来他又把我们送到国会投票大厅的楼上，在那里找到两个空位置，让我们坐下来，这里可以居高临下地观摩国会议员们的整个投票过程。
托尼议员对我们说，他很快会投完票的，投票结束后，他会再走上来陪我们谈一会儿。这是一场有关美国中小学校是否应该举行宗教仪式的法案投票。投票结束以后，他马上又上来与我们谈。最后把我们送上电梯告别。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位日理万机的议员为什么会对我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外国人表现得这样热情友好？如果说，他是为了作秀，那么，对于我这样的个人，作秀确实又有什么意义？我并非是记者，他决不至于认为，我会把他的事情在报上予以报道，宣扬其亲民的品德，以致于使那些加州老百姓，会因为他出众的外交才干，而让这位马上就要退下来的议员再次出任一次。
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长期政客生涯中已经形成一个生活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职业习惯。数十年的生活中，他只有不断地与他所见到的人们握手、问候、他才能成为议员，才能在议员的位置上体现自己的价值与成功，而且，当他形成这种习惯以后，他也在这种交往方式中，在这种交往给人们带来的欣喜与称赞中，在人们向他投来的肯定的眼光中，感受到这样做所享受到的一种乐趣。
由于美国人对当官的颇为苛刻，为了追求被选上成为公仆的机会，这些政客们就会象商场上的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把选民视为“上帝”，而对于一个社会的利益而言，有没有这种职业习惯，其后果是大不相同的。
我直觉地感受到他生活得很充实。他常常通过与无数的陌生人交谈握手，来感受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当然，这种乐趣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大有好处，他可以由于人们对他的亲民形象的好感，而得到更多的选票，而老百姓则由于可以很容易地与他接近，把自己要政府解决的事提出来。
话又说回来，这种职业性的习惯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我们当官的却少有这种习惯？不久前，曾在国内报上读到某县委书记下乡，竟然会受到组织起来的当地村民三呼口号的夹道欢迎。
中美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看来，天生不信任政府的民族，却会无意中造就把选民当成上帝的政治家与官员。天生信任政府的民族，却会使政府或官员无意中把民众当成了只应夹道欢迎的大众。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简单地，直接地仿效或采取美国式民主，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避免浪漫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议会民主政治，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淮桔为枳、迁土弗良”的鲜明例子。
记得1906年时的孙中山就有一种简单的浪漫的民主乐观主义。当有人问他。满清王朝推翻以后，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时，他打比喻说，中国造好了铁路，需要火车头关，是用旧的老式火车头。还是用新式的火车头呢? 当然要采取最新式的火车头。西方已经发明了最先进的火车头，中国可以直接把它搬过来装在铁路上就可以了。这种简单化的乐观主义，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后的弱政府、党争与北洋军阀乱世，就是对这种浪漫的民主乐观主义的因果报应。
每一种在他国行之有效的制度，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条件的支持，非西方的后发展民族，直接搬西方体制，由于缺乏西方社会的支持条件，这种制度就无法合理运行。反而会产生脱序状态。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民族性格，都是一些强大的制约因素，中国在认识其他国家的长处的同时，还必须从自己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适应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域外文明对于我们有启示意义，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民族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有与世界主流汇合的方向感。
中国现代化过程始终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由于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因而没有直接实行多元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而且，自改革起步以来，发展中产生的种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矛盾与旧体制后遗症，会导致中国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与激进的的照搬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从不同的方向来冲击政治稳定，而这种政治稳定是有序的经济变革所不可缺少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想避免前苏联采取的经济与政治休克疗法带来的严重问题的话，一种有改革导向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乃是必要的政治选择。这一点，是我一直坚持的，包括海外许多人士，对此种国情都有所理解。
另一方面，新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权威运作，以不受到体制外势力的重大挑战为其特点，长期以往，这又会造成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全面的弥散性的腐败，与排他性的分利集团的膨胀。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会使中国陷入另一种困境，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依存形成的双重陷阱。如何在维护新权威主义的基本框架，又能保持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这也许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对的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