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两个中国的背影——华夏中国与胡汉中国
一 胡风对汉地的影响
（一）胡风对中原华夏精神的影响
汉人之族，华夏之风本来讲究严格刚直的风气，近代日本人因居于小岛，免受胡族入侵，自引入华夏文明后则有部分古风遗传——形象刻板，正襟危坐，敢负职责。
汉人听音乐多于石音、钟乐，讲究的是以音正形、正心。不是以音乐作靡靡之享受，而胡人多以流行弦乐，不“正坐”、不正冠。胡人并不奉行礼治，其婚丧嫁娶也不依礼而行，一些发展比较原始的部族里甚至存在不同辈婚，兄妹婚等乱伦行为，更是让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渐养成的华夏精神文化趋于衰落。
胡人掌握政权与优势的经济资源后，上行下效，中原礼崩乐坏，如若不是衣冠南渡，在南方中国保留了相当的古典中国的传统，汉族自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积累与书藉典例，恐怕早就毁于一旦了。
（二）坐凳子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汉人胡化的结果
中原汉人原本席地而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在胡人汉化的同时，汉人在生产、生活中也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部分习俗，典型的例子就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胡床自北向南逐渐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
（三）筵席方式的改变
“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坐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四）胡人生活相关的技术与风俗的流传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胡饭、胡羹、羌煮等，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也大为流行。
（五）小结
胡汉共建中国，自此拉开了序幕，汉人虽然重新占据了历史的高点，但是隋、唐王朝，显然与秦、汉王朝已经有了不少区别，主要是风俗的异化，而风俗的转变，也给汉人刚正不阿，刚直认真的性格带来了部分影响。
第二节 胡汉中国的形成期——辽、金
辽、金时期是往往被现代历史学家理解为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汉化。但实际上，当北方民族进入汉地建立政权后，长期处于异民族统治之下的汉人也有一个胡化的问题。
辽帝国早期，入辽的汉人在习俗上与契丹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辽初汉人张砺曾经自契丹逃归中原被中途截获，辽太宗问其南逃的缘故，张砺回答说：“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从中可以看出契丹人与汉人之间饮食衣服的巨大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到了辽帝国中期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汉人韩木巳，作为辽帝国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间嫌宋朝朝服不方便，重新穿上左衽胡装，这说明了汉人的胡化已经作为一种生活习惯被固化。
苏辙曾经多次出使契丹，看到辽帝国中京境内汉人的情况，不禁感叹，留下诗篇《出山》道：“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
在辽帝国政权强力统治之下，加上唐末五代北方社会一以贯之的胡风习俗，辽帝国幽云地区汉人的胡汉混杂的生活习俗进一步加强。宋神宗时，沈括出使契丹，记载幽云地区衣冠语言勉强还算是汉风，男子的靴足、幅巾出现了一些变化，女子衣服也出现连裳的情况，这些虽然有异于汉家服饰，但并不是很严重。
到了宋哲宗时代，经过近百年的胡化，燕云地区汉人的服饰变化达到了“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的程度。1993年在河北宣化发现的张匡正墓中，其墓葬前室东壁上相对绘有碾茶童子和吹火童子，二人一为左衽，一为右衽（见下图所示，来源于网络），可知胡服与汉服已经混杂。燕云地区的汉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胡汉混杂文化，与传统意义上的汉人相区别。此外，幽云汉人生活习俗的“胡化”还不只胡服的问题，还有“姓名契丹化”、“收继婚”等现象。
到后来的金、元帝国时期，这一地区的汉人均被称为北人，以与中原汉人相区分，这部分汉人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凭借着其较为发达的思想文化优势，成为巩固契丹政权的中坚力量，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的风貌，正是因为“辽属汉人”活跃于契丹社会的各个阶层，才使得辽代社会呈现出胡汉混杂的独特风貌。
南宋的另一条史 45 27575 45 12442 0 0 3089 0 0:00:08 0:00:04 0:00:04 3090也很能说明问题：隆兴元年(1163)七月二十五日，“臣僚言：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已诏禁止。访闻归明、归朝、归正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有乱风化。诏刑部检坐条制申严禁止，归明、归朝、归正等人仍不得仍前左衽胡服，诸军委将佐、州县委守令常切警察。”这里说的主要就是“汉人”的问题。
虽然，金帝国前期曾经在国内推行严厉的改俗政策，但自完颜亮称帝迁都中都后，金国开始逐步汉化，因此放弃了强迫南人改俗的制度，而“汉人”的情况则不同，因为久染胡风，他们已经习惯于左衽胡服，甚至到了南宋以后仍“承前不改胡服”，可见其习俗之顽强。
辽金时期，胡汉共建情况在中国北方普遍存在，一方面汉人对胡人进行了汉化，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胡人对汉人也进行了胡化。胡汉共建的汉人由于长期处于被统治者地位，在社会地位居于胡人之下，古典时期汉人正直不阿的品性，宁折不弯的性格被得过且过、屈居人下的民风所以替代。辽金对北方地区的占领，让奴性文化得以在胡汉地区扎根，这为以后元帝国南下征服南宋，提供胡汉联合大军准备了文化上的汉奸因子。
第三节 胡汉中国的转折期——元帝国
南宋的中国因为军力的软弱一直为中国人所诟病。但以南宋的古典农商文明社会对抗元帝国军国主义的野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务，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的抵抗为保存西方文明，停止蒙古西征大军做出了贡献。
1258年，蒙哥大汗分兵三路伐宋。蒙哥亲率军马兵临合川钓鱼城。蒙哥铁骑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然而在钓鱼城却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温泉寺。史载：
“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1]
蒙哥汗的去世，使得旭烈兀立刻率领西征大军东归，去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争夺汗位，只留下怯的不花统领两万军队镇守大马士革。从而避免了西方世界的灭亡。
另一方面，南宋仍然在元帝国的面前坚持了半个世纪。
崖山之战，几十万南宋精英全数覆亡，从夏商周三代，经历秦汉、隋唐二个大帝国时期，作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与贵族文化——不曾断代过的历史自此被打破，文明精英于此几乎俱之一焚，古典中国文明由此断代。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古典社会完全的灭亡。汉人原来只是部分的被胡化，在南方仍然保存了古典中国的气质与文化。元帝国占领全中国，士大夫阶层被完全打入社会低层，“九儒十丐”就是元帝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原来保存了古典文明的南宋居民，被定义为第四等人，南宋的皇坟被挖掘，民族的自尊心全面被打击。
胡化中国是元帝国不屑做的事情，怎么来中国的，他们也打算怎么离开中国。元帝国统治者固然也提倡过儒学，但是以儒学为主的儒家文化只是用来便于统治汉人，也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元诸帝多不习汉文”[2]，这最能说明元帝国统治者的态度。1270年元帝国在诸路设蒙古字学教授，但后来又规定“蒙古字教授拟比儒学教授例高一等”[3]，就更是明证了。
元帝国几乎不存在胡汉共建的文化问题，元帝国只是毁灭了华夏的存续，直接导致明代以后的文明复兴必须依靠典藏和传说来进行，而许多无法找回的文明与习俗，只好以当时所存的胡汉习俗加以替代。
元帝国99年的统治，也为清帝国“胡汉中国”定型的阶段，打扫干净了前院，自元一代，中国的精神空前颓废，明代终其276年也没有完全恢复中国的自信与富足——直至另一个清帝国完成胡汉共建的中国，使中国彻底沦丧。
[1] 明万历七年《合州志》
[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431页。
[3] 【明】宋镰《元史卷八十四·志第三十四·选举四·考课》，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