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纯强
本文是依据Ong Soon Keong,“Chinese, but Not Quite: Huaqiao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9 (2013) 修改后的中文版。作者王纯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移民与海外华人，身份政治 等。
“华侨”两个字，似乎已经成了铁定的名词，毋庸异议；不单是毋庸异议而已，一般人只要一谈到“华侨”，不约而同的，心里总会有一种或几种对于华侨很普遍的钦羡印象。在中国人心里的印象是，“华侨多数是富有经济能力的”、“华侨是最热心於国家社会事业的”、“华侨是革命之母”。而外人呢，则认为“最低限度也不能否认华侨是在他们各个殖民地中握着经济的权威”、“华侨是最能吃苦耐劳者”、“华侨是开拓殖民地的功臣”。如上引文般，将海外华人描绘为勤奋、富裕和爱国等素质化身的言论，在中国实际上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诸多关涉海外华人的政论与报导评论中的主流观点。当然，此类褒扬海外华人为国家英雄和民族楷模的论述，同清朝大部分时期将移民视为“天朝弃民”、“流民”乃至“罪犯”的观点大相径庭。海外华人形象之所以得到改善，诚如王赓武等学者所论证的，得归功于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提升移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Wang
1981a; Wang 1998; Yen 1981; Duara 1997a; 庄国土 1989）。至20世纪肇始，伴随着“华侨”这一新创称呼的出现，并且在政坛、学术界以及民间广泛流传，海外华人的正面形象因此被奠定。作为一个政治标签，“华侨”一词将海外华人定义为寓居他乡的中国公民，并赋予他们在海外活动与定居的政治合法性；作为一个牵动人情感的名字，“华侨”的称呼令远在他乡的海外游子仍然感受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并提醒他们要对中国保持忠诚（Wang 1981a; Duara 1997a: 42）。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者乃至一般民众眼中看来，海外华人从“弃民”到“华侨”的身份转变是正面和积极的发展。因为这标示了作为海外移民祖国的中国，不仅重新承认海外华人是中国国民，也开始关怀他们，甚至愿意保护他们的安全
与权益。对于中国与海外华人的新关系，学者、作家们普遍的态度是，赞美中国对待移民愈加亲厚，或是颂扬华侨为祖国的政治与经济所做出的回馈。然而，在歌颂海外华人与原乡之间血脉相连、挥剪不断的情谊时，学者们对于“华侨”二字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移民被定位为“华侨”后所承载的包袱，却缺乏进一步的
思考。例如，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文章与报道会不断宣扬海外华人拥有巨额财富、
对中国忠诚等特质呢？这些言论的流传对海外华人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又如，海
外华人地位的提升是否意味着他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歧视已经消除了呢？本文将焦聚投放在所谓的“华侨时代”，即19世纪末至1940年代的四十几年间，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中国对海外华人的重新认识与重视，同民族主义在中国境内萌生脱离不了关系。吊诡的是，诚如历史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指出，“民族主义”的最初设定虽然是国家疆域与民族的一致性，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了囊括海外的散居者从一开始便跨越了国土的限制。这种倾向与典型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上的矛盾，因此，不少学者也就必须煞费苦心地去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抑或说必须吸纳与包容已经离开中国国境的海外华人。如杜赞奇便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将海外华人重新收编成为现代国家的一分子，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纳入了一些传统的、不受地理限制的认同原则，如儒家思想和种族概念（Duara 1997a; Duara 1997b）。针对杜氏的观点，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警告说，不应该在中国寻找早期欧美国家民族主义范本的复制品。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在中国萌发之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流行已经使人口与资金在全球范围流动着；换句话说，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它已经要面
对华人人口散居的事实。所以卡尔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在建构初期将疆域之外的
华人也纳入思考，并非一种本质上的矛盾，而是反映“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固
有的历史维度”的表现（Karl 2002: 56）。杜赞奇和卡尔尽管立场不同，但都在辨析域外民族主义存在的前提。而耶鲁大学的石静远则强调，中国作家之所以会注意海外华人，是为了借由他们来书写一种强势的中国民族主义（Tsu 2006）。石氏论点的依据是20世纪初期出现的华工小说。据她观察，华工小说一反当时将中国移民视为帝国主义压迫对象的流行看法，而将他们描绘为极富冒险精神的殖民先驱。依据石氏分析，中国作家对华工形象的再创造，原因之一是通过他们来缅怀中国历史上强盛及具有扩张意识的时代，之二则是体现了作家们主张中国必须通过防卫性的扩张来避免受到屈辱与殖民的信念。换言之，对这些作家而言，海外华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将他们内化成为中国自身历史叙述的一部分。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为中国民族主义的“ 解辖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提供了合理的论证，极富启发性。然而，他们似乎也间接
肯定了在中国“解辖域化”的民族主义底下，海外华人已经毫无疑义地、完整地
被接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本文的出发点则恰好相反，认为海外华人并没有
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萌生而被重新融回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反而是在新的民
族建构中被分离成为一个次民族团体（sub-ethnic group）。特别是在“华侨”这
一新创名称出现以后，海外华人陷入更大的困境，他们一方面被定义为侨居他国
的中国人而无法与中国切割，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海外的经历令国内的中国人认
定他们已不是纯正的中国人，所以即使他们回到原乡也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本文认为，海外华人之所以会陷入如斯困境的关键在于，学术界倾向以血脉联系来理解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学者们假设作为移民原乡的中国与游子之间有着一种天然又无法割舍的关联与情感，因此他们之间互相关注是必然的。但要知道，海外华人之所以会受到中国爱国人士的重视，并不是缘于他们是中国的域外国民，而是因为他们可为正处于贫弱的中国提供财物捐助。对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华侨是便捷可靠的资金来源。一位民国作家曾形容华侨是“流向中国的财富之泉”（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fce 1936），因此必须与他们亲近；而将海外华人认定为有别于普通中国人的群体，就可区隔他们为特定的筹款对象。正是通过了“华侨”这一命名，令中国人与海外华人保持着如此不即不离的关系。“华侨”及其所被赋予的内涵和意义也就成为了1940年代以前中国和海外华人确立关系的基础。1934年1月，《中国评论周报》（TTe China Critic）的编辑将这年出版的杂志第一期献给了海外华人，哀叹他们在中国人手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在这位编辑看来，国人不仅未能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同胞免受外人的歧视与迫害，反而还想方设法来谋夺他们辛苦攒下来的积蓄，对他们进行“二次伤害”：对国人而言，远在他乡辛勤劳作的同胞们是各类名目的募款活
动最可靠的资金来源。他们甚至被当作是“笨蛋”，理所当然地成
为职业慈善家、社会工作者、政治家和小企业家的筹捐对象（Anon
1934: 8）。这位编辑强调，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其实关涉到中国人的“廉耻”（decency）问
题，“（如果）我们无法施予，我们就不应该接受”（Anon 1934: 9）。可惜的是，礼尚往来或许在当时是被中国人排在最后的考量。正如王赓武提醒的，中国对海外华人的关注恰巧同中国自身国势的盛衰成反比。在漫长历史里，当中国富强和稳定时，中国政府几乎不愿与其海外子民产生任何关联；然而到了1840年至1949年间所谓“百年积弱”时期，中国政府才开始积极地承认海外华人的合法地位并为他们提供援助（Pan 1997: 98）。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对待
海外华人所抱持的务实心态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塑成的，所以也只有追溯这段特
定的历史才能对它有所理解。对清廷而言，海外移民是令人厌恶甚至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这群人为了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个人利益，不惜放弃对家庭赡养的责任以及向朝廷纳税的义务。同时，他们离开天朝上国到化外之邦与蛮夷为伍，再再显示了他们愿意抛弃族人以及叛离自己文化，可以想见，这样的人在一念之间就能做出通敌叛国或策动谋反等勾当。这也就难怪除了偶尔惩戒回乡的旅人以阻赫子民继续远渡重洋以外，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任由海外华人自生自灭的。中国在鸦片战争（1839–1842）失利后国门洞开，当下要面对的不仅有外族侵入的烦恼，也有华人离国的问题。这是因为当西方国家以武力撬开中国大门时，他们发现中国不只拥有广大市场和丰富资源，还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欧洲商人随即从中国招募了大量的中国劳工前赴各殖民地，以满足因奴隶制度废除后出现的世界性劳动力短缺。欧洲商人起初还只能偷偷通过所谓的“苦力贸易”
（1845–1874）进行招募工作，但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廷被迫同意让清朝子民到国外工作和生活，欧洲商人便肆无忌惮在中国公开募集劳工（Wang
1978: 25）。清廷虽然已向西方妥协，但对国内人民却迟迟不肯解除移民禁令。尽管如此，饱受内忧外患的清朝却无力禁止华人出国的浪潮。据统计，1869年到1911年间，离开中国前往东南亚的中国人便不少于600万（Sugihara 2005: 245）。虽然后世历史学者经常谴责清廷过于自大、保守和落后，才导致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积弱难除，但实际上，清政府对于世局变化的敏感度是超乎大多数历史学者所愿意承认的（Yen 1985）。当然，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天朝的观念，可在对自身有利的情况底下，它也不介意依循当时西方流行的国籍法行事。譬如，生活在西方国家殖民地上为数众多的中国子民，就给了清廷在国际间宣示其主权和权威的机会。当国际媒体在1872年披露出华工在古巴遭受虐待后，清政府随即决定，向该西班牙殖民地派出调查小组以证实报导的真伪。这一历史性的使团，由一名中国专员领导，辅以两位来自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共同揭发了古巴华工从招募过程到甘蔗园工作都有被虐待的事实。依靠强有力的证据做为后盾，清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对决上，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成功地同西班牙重新拟定新条约，以确保古巴华工有较好的待遇（Yen 1985: 122–128）。同样的，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以便管理和保护当地华人的权利，也是清政府向国际社会要求平等对待应具备的另一项标准。中国在1877年于新加坡设立了海外的第一间领事馆，随后在日本（1878）、美国（1878）、古巴（1879）和夏威夷
（1880）等地陆续设立中国领事馆。虽然说设立海外领事馆的公开目的是保护海外华人，但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并不是清政府唯一的、抑或是最重要的动因（庄国土 1989: 154–157; Godley 1981: 67; Wen 1964: 31–85）。这是因为清廷已经认识到海外华人并非都是落魄的一群。随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接触增加，当中国官员出使欧美国家，并路过海外华人社区时，他们发现海外华人不仅人数众多，其中也不乏富商巨贾。他们深切明白，若获得这些海外华人的支持与赞助，对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将能提供不少助力。清廷很快地便通过筹赈救灾、卖官鬻爵等名目和方式，来鼓动海外华人解囊相助中国（Yen 1995a; 庄国土1989:
266–287）。而清末庚子新政以后，清廷加紧经济与工业发展，更加积极地引进海外华人的资本，筹集了数百万元以铺设铁路、兴办银行、建造船厂、火柴厂乃至毛毡厂等等（Godley 1981; Yen 1982）。综上所述，清政府对海外华人最初感兴趣的原因是，在于利用他们作为国际外交上的筹码，当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实力之后，清廷更将他们视为筹款和经济来源的对象。可以肯定的是，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遭遇并非单纯地人道主义关怀；毕竟，在皇朝安危与海外华人福利两相权衡之下，清政府毫无疑问地会以国家的利益优先。到了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兴趣有增无减，对于吸引海外华人的资金也更加热衷。清政府虽说也从海外华人的慷慨解囊中得到不少好处，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还是“国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自身也是海外华人的孙中山在中国国内的根基薄弱，因此转而向美国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社群寻求支持。海外华人不仅担负了孙中山同盟会1907年黄岗起义的全部经费，也支付了1911年 4月黄花冈起义和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的大部分费用（Yen 1976: 308–318）。鉴于海外华人在推翻满清革命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他们为中华民国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并尽力在国内外为他们提供保护。然而，在弱国无外交的国际环境底下，饱受兵戈扰攘的民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能力为海外华人在居住国争取什么权益。尽管如此，民国政府还是认为，海外华人应该以实际的行动，特别是金钱的捐献来履行国民的义务，以回报中国所给予他们的关注与服务。对于民国政府而言，施行“侨务”政策是一项“稳当的投资”，些许政治上的付出，就能换来海外华人资金的持续流入（Anon 1932b: 206）。民国政府的财政，因为前朝遗留下来的庞大战争赔款和外债，从一开始就摇摇欲坠，所以在新政府成立只有数月之龄时，孙中山就得向海外华人寻求捐款及发售债券，以维持行政部门的运转。在袁世凯夺权并试图解散国民党之后，孙中山及其亲信被迫退守广东，财政状况更是陷入窘境。后来幸亏得到海外华人持续地金钱支持，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才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及之后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北伐成功并成立南京政府以后，随即着手重整国家经济。然而在缺乏资金以及担心向外国贷款会导致主权进一步丧失的情况底下，南京政府故计重施，积极寻求海外华人的投资以发展中国工业。例如，为了鼓励海外华人资本家回国，南京政府为他们优先发放执照以供采矿和设立冶炼厂；海外华人如果缺乏技术知识，国民政府还可以帮忙提供技术咨询，甚至派兵保护他们的资产和确保交通通畅（李盈慧 1997: 320）。根据林金枝先生的估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中国从海外华人处筹集了超过两亿五千万人民币用作工业发展（林金枝 1988: 22–25）。遗憾的是，国民政府振兴中国的决心不久即遭受挫折。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自1920年代末便已借端挑衅，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更对中国发起了全面的侵略。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国民政府焦急地召唤海外华人群起参与抗日救国。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甚至公开表示，希望海外华人能够资助中国军事开支的四分之一。令孔氏欣慰的是，海外华人不仅热烈响应他的号召，更超越了他的期望。据估计，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年头，海外华人就向中国汇款了四亿六千七百万到五亿六千七百万元之间，足以支付当年国民政府的全部军事开销（Zheng 1997: 377）。虽说海外华人的捐款数额因为战事蔓延到东南亚而有下降的趋势，但在1937年至1946年间，他们依然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捐助了超过三十亿元的巨款（李盈慧1997: 431）。除了直接资助中国的各项政治运动以外，海外华人的汇款对于平衡国家经济也至关重要。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开放港口与西方通商以后，贸易逆差的情况一直很严重。根据现存的海关档案资料，1868年以后，除了短暂的五年
（1872–1876）之外，中国的外贸始终处于入超的情况，累积了数十亿元的贸易差额（Liu 1935: 86）。但不同于之前的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并不需要向外国举债来维持国家的经济平衡，因为正如一位国民党官员指出的，“抗日战争前海外华人每年汇入的银元可达三亿，这等于国家年度贸易逆差的百分之六十”（华侨革命史编委会 1981: 121）。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国家经济从海外华人捐助与汇款中获得了莫大的益处，印证了俗话所谓：“番邦钱银唐山福”。正因为海外华人总是在中国紧急关头大方与自发地捐献自己所有，所以中国政客与文人毫无掩饰地将他们视为“下金蛋的鹅”及“奶汁挤之不断的大母牛”（Lin 1933b: 477; 李侠文 1947: 15）。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这种将海外华人与金钱画上等号的心态，正是民国时期中国国人重新审视他们海外兄弟的基础与依据。中国政府自清末开始瞩目海外华民以后，随即思考海外华人作为域外中国人的意义，进而确定这群人对祖国所应持有的态度。本节主要回顾晚清至民国期间官方以及民间著述中有关海外华人的描述，指出在这段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形象重塑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他们重新界定为中华民族生活在域外的一分子。前文已经提到，清廷起初将海外移民视为“天朝弃民”，对他们的生活、安危不屑一顾。而海外华民在清末之所以能够重回中国怀抱，并恢复中国人身份，当然是因为朝廷让皇恩延伸至海外，令圣泽被及这些远在化外之人。清廷的重新认可对于海外华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旋即以热烈支持中国各项政治运动和积极地捐款来表达他们的感戴之情。也正因为海外华人对中国政治、经济有所贡献，在中国官员与知识分子眼中他们的身份也从原本的“弃民”一跃成为富裕的爱国者。虽然海外华人的地位提升了，但中国人对他们的赞誉却仅限于那些对中国有利的特性。海外华人于中国的形象在得以改善之前，曾一度跌到谷底。据历史学者颜清湟解释，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不仅要面对西方强国的挑战，也必须戒备国内人民为了一己私利而叛国投敌。这是因为清朝官员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很方便地将战事失利责任推向所谓的“汉奸”身上（Yen 1985: 25）。不幸的是，原本并无确指的“汉奸”很快地就被强加在海外华人身上。毕竟，除了他们，还有谁能说“番话”，穿“番服”，和住过“番邦”呢？（Yen 1985: 22–23）。清朝官员对于海外华人的疑虑与敌意并非全无来由，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确实有归国海外华人伙同外人在中国谋求暴利。这些海外华人担任外国人的中介和翻译，也参与臭名昭著的苦力和鸦片贸易。他们一方面以当地人的姿态出现，协助条约口岸的洋商渗透进入中国的腹地；另一方面，当他们触犯中国法律时，却又马上摇身一变成外国公民，躲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Mac Nair 1933: 113）。福建道员叶永元就曾严苛地谴责这些海外华人：“阳则以中国绅商自居，阴则以
为英国人自命，两收其利”（转引自彭思齐 2009: 108）。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官员为海外华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法律豁免权而愤怒的同时，英国政府也为其殖民地的华民滥用英国臣民的权利而懊恼。令清廷和英国最头疼的问题是，双方无法有效地辨别华人的国籍，两国政府也常常因为争论华民谁属而关系更趋紧张。1868年，英国驻北京公使首次提出“服饰条例”，规定所有回国英籍华民必须舍弃传统中国服饰，改穿不同于中国人的服装以示区别，才能享有英国政府的保护（Memorandum 1879）。摄政王恭亲王也同意海外华人必须更换服饰以表明放弃中国人身份的决心才能脱离清政府的管制（Entry Books
1878）。基于这样的共识，已归化为英籍子民但仍不肯改服饰的华人，不管在清廷或英国政府眼中都是可疑和可耻的。著名外交官员张德彝就警告说：“（槟榔屿的华人）愚顽性成，多未归化，有离华二三十年未归者，有生于外邦而未到中国者，有归英属而不改装者。此辈若来中土，无事则为华人，遇事则曰‘英属’，诚一隐患也。”（［清］张德彝 1996: 147–148）。可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侵略加剧，中国官员也兴起了发展中国的工业与经济同西方进行“商战”的念头。清朝官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注意到海外华人在异乡所累积的财富，并希望加以利用，所以才一扫长期以来对他们所抱持的敌视态度。对于海外华人在海外的所做所为，清朝官员也尝试做出不同的解读。例如，考察商务大臣杨士琦在1907年考察了东南亚华商的情形后如是说：（东南亚）地当赤道，炎瘴最深，西人以水土不宜，居留甚少，土人则性情野，呰窳偷生。惟我国闽粤之人生长南纪，耐劳冒险，所到之地类能翦除榛莽，手辟利源。其流寓久者已数百年，拥资巨者或数千万而衣冠礼俗仍守华风，廛市规模犹同内地，敦本思源之念有足多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这里要注意的是，杨氏不仅赞扬海外华人为积极的拓荒先驱，也一反视他们恪守中国服饰与习俗为“隐患”的看法，并强调这是他们没有完全丧失华人属性的表现。对晚清政府而言，海外华人没有完全失根，即意味着还有教化和引导他们效忠中国的可能（Kwee 2000: 46）。当然，持类似观点的并不只杨士琦一人。据杜赞奇的研究显示，1880年以来，清朝官员便积极地向海外华人灌输儒家的道德伦理，希望借此在海外华人当中培育出忠于大清帝国的民族主义（Duara 1997a: 42–46）。1900年以后，康有为领导的保皇派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也加入拉拢海外华人参加自己阵营的
队伍（Duara 1997a: 46–54）。他们知道，要拉拢海外华人为中国的政治前途服
务，首先必须把海外华人的中国属性（Chineseness）给确立下来。而这个过程的关键性时刻，就在创造并普及“华侨”这一统称。王赓武解释，“华”一词是中国文明的自称，“侨”则是一次短暂的旅居，且含有旅居者是被迫离开家乡并且盼望返乡的意思（Wang 1981a: 119）。两个词根结合以后，中国政客就创造出一个不仅可以立即普遍施用于所有海外华人的新名称，同时包含了中国对移民离境的默许，以及相信海外华人不管旅居国外几代都依旧是中华文明一部分的信念（Wang 1981a: 119）。对中国政府而言，“华侨”是个简单又全面的标签，可以用之含括、包容和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称呼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在众多和纷乱的移民群体中创造出一致性，强调不管海外华人的原乡何在、方言所属、或者定居何处，他们都拥有与祖国割舍不断的原始联系，而这点也就是他们身为华人最基本的属性。中国政府以华侨来指称海外华人，其实就是在不断提醒他们同中国的关联性，以及他们对祖国的义务。就因为“华侨”具有多重的含义，它旋即成为清廷以及之后民国政府用来称呼海外华人的官方名称。对海外移民来说，晋升为华侨即表示他们在中国政府眼中已不再是“弃民”，而是受官方承认的中国国民；他们迅速地接受“华侨”这个称号，也乐于以华侨自居（Wang 1991a: 7）。在20世纪的上半叶，“华侨”一词便成为了概括与代表海外华人共同特质的强有力符号。1909年，清廷首次颁布国籍法，明文规定华人不管出生何处都是中国的国民。清朝倾覆以后，民国政府不仅沿袭清朝国籍法的原则，更因为海外华人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而将他们提升为中华民国重要的一员。孙中山先生就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对海外华人助力的感激，赞扬道：“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
（1916）、“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惟吾深知同盟会中无华侨一部分者，清室无由以覆，民国无由而建也”（1917）（转引自 Huang 2011: 24）。虽然无需质疑孙中山的诚意，但若考虑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在1910 和 1920年代持续的权力斗争，本文有理由相信孙中山之所以不断表彰海外华人过去的革命情怀，实际上也存有希望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统一大业的意图。从“华侨为革命之
母”这一口号的形成与传播就可以得到实证。长期以来，“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名言一直被认为是出自孙中山之口，但近来有学者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看法，指出这个口号最先出现在1920年代北伐成功以后，并流行于1930年代因为日本侵略而国家安全遭受威胁时（Huang 2011）。换句话说，这个口号的流传与普及，恰巧在中国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乐观抑或危机感的时候。不管是建设未来还是抵御外敌，国民政府都需要钱，中国的政客们因此希望借助这一新口号来激发海外华人的革命忠诚，继续不断向中国提供援助资金。很显然地，中国政客对海外华人的重视，与他们潜在的经济功能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工具主义心理也从政府官员蔓延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中。同政客们一样，他们对海外华人的关注与讨论，也旨在利用他们来唤醒国人对于中国前景的关怀（Peterson 2011: 293）。在晚清最后几年，随着朝廷对待海外华人态度的转变，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对于移民的印象，不仅认同海外华人是“华侨”，更将他们重塑成英勇的殖民者。1904年，在梁启超第一次将华侨形容为可与欧洲著名探险家哥伦布、克莱武和利文斯敦相提并论的英勇殖民者后，华侨为殖民者的说法随即流行开来，直至刘继宣、束世瀓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4）和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1937）两书出版，达到了顶峰（Wang 1991b: 31–33）。这种“华侨为殖民者”的论述，赋予了华侨探险家的色彩以及不惧艰难、困苦和歧视的拓荒精神，一扫过去移民为西方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形象。但华侨模式的殖民者又和西方殖民者不同，毕竟他们即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也没有拓殖的野心，他们为的只是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赚钱而已（Huang 1931: 870; 丘日庆 1941）。所以说，华人移民从来不曾利用中国的国力来欺压土著，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剥削当地居民（李侠文 1947）。因此，和西方殖民者相比，华侨较不具威胁性，他们能和土著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劳力和毅力在异乡讨生活（Huang 1931: 870; Anon
1931b: 486）。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吃苦耐劳本来就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传统美德，但在民国知识分子眼中，华侨的勤奋形象却是从西方殖民话语中移植过来的。正如学者西埃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所说，欧洲帝国主义者为了让自己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常常赋予殖民地各个族群不同的特性，以方便安置他们在殖民地经济中担任不同工作。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土著居民不太乐意舍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到种植园工作，欧洲人日益将他们视为懒惰、狡黠，甚至是完全不适宜任何长期劳作的民族。另一方面，因为殖民地所有的经济产业都有中国人参与，殖民霸主遂将他们比喻为吃苦耐劳的“骡子”，是殖民社会里最不可或缺的成员（Alatas 1997: 75; Vaughan 1879: 15）。据阿拉塔斯所称，“勤劳的中国人”和“懒惰的土著”这两个鲜明的对比形象到了19世纪末已成为全世
界的一种共识。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放眼世界，他们不仅内化了殖民话语中勤奋华侨的光辉形象，也相信东南亚殖民地的土著是懒惰、无能和未开化的（Anon 1929: 626;
Lin 1936: 10; 佚名 1917: 198; 曾纪桐 1944: 9）。例如，有作者就认为，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优于土著，再加上他们所拥有的抱负、雄心和不屈不饶的精神，以及刻苦勤奋等不可磨灭的种族特性，所以他们必然在经济竞争上比土著更占优势（Lin 1936: 8）。更有作者强调，要不是中国人到来开发东南亚富足的自然资源，东南亚至今还将只是落后的蛮荒之地（佚名 1917: 197）。所以说，尽管海外华人在东南亚没有土地控制权，中国知识分子坚持他们才是操控着东南亚经济命脉的主要力量，是东南亚真正的主人，也是这些欧洲殖民地现在与未来繁荣的凭藉（Anon 1929: 626; Anon 1931b: 486）。这些作者更指出，华侨当中不少人是在海外积累了财富、成为富人的，可见他们的勤奋与节俭也造福了自己（Anon 1931a: 316）。本文认为，如果华侨在海外没有累积财富，那他们极富传奇性的大无畏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就不会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传颂。同样的，华侨若只是谨守财富而不将之贡献于中国的政治与现代化运动，他们也不会持续地被交相称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海外华人热心参与中国事业，就是他们与祖国依旧紧密相连的最佳证据。为了强调华侨与中国这份割舍不断的情谊，中国作家甚至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慈母与稚子。如此一来，华侨归国就像游子重投慈母怀抱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丘日庆 1941）；而华侨倾囊相助中国，也只是这种情感的具体表现罢了。除了华侨与祖国固有的天然情感之外，中国知识分子也强调华侨在海外所受到的歧视，是强化他们与中国联系的关键。在东南亚，当家做主的毕竟还是欧洲殖民统治者。所以，尽管海外华人在殖民地经济占据了重要位置，掌权者对于他们的压迫与歧视却从未终止过。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欧洲殖民者欺侮华侨不仅仅是因为种族歧视，也因为他们仍视华侨为中国国民。基于这点，殖民统治者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必然与中国国际地位成正比。举个例子，1899年以后，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而国际地位骤升，连带在荷属东印度的日本国民也因此在法律上享有与欧洲人平等的地位。反观在该地的华侨，因为清廷的国势持续下滑，荷兰殖民统治者依然视海外华人为次一等的外来民族（Foreign Orientals），身份地位与土著相等（Willmott 1961）。因此，不管从情感或理性方面看，海外华人必定希望中国可以变得富裕和强势，那么他们在海外的权利与财富才可以获得保障。所以民国时期流行的看法是，华侨对于自己的民族性更加自觉，甚至可能比中国人更加爱国（Anon 1932a: 63；曾纪桐 1944:10）。华侨在国外既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那回国岂不是就胜于待在海外了吗？对于这样的想法，中国知识分子是坚决否定的。首先，他们认为中国还不具备保护归国华侨的人身以及他们可能在家乡开创产业所需要的秩序和安全条件。此外，中国动荡的环境，为在海外出生或在海外居住很久的华侨制造了某些难以克服的特殊困难（Anon 1930b: 1036）。其次，华侨虽然身处在不平等和障碍重重的环境中，他们还是取得了极大成就，就连歧视他们的外国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华侨是殖民地经济繁荣的主要支柱（Anon 1928: 505; Lin 1933a: 13）。 所以与其回中国面对未知的命运，华侨留在殖民地并运用他们的财力和相对的优势，来争取更多利益才是更明智之举。至于那些居住在美国和泰国等独立国家的华侨，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敦促他们应该取得外国公民身份，以便享有本国人才有的平等权力。一位作家就建议华侨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本地人友好相处，并通过法律手段从当地政府争取可以提高你们社会身份的权利”；但更为最重要的是：“不要断绝和中国的联系，无论是政治上、文化上或是其他任何一种形式”（Lin 1932b: 1076）。由此可知，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只要华侨没有放弃对中国的责任，那他们获取外国国籍便是一个睿智之举，一方面可以继续在海外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源源不绝地向家乡汇款和输助，造福中国（李侠文 1947:18）。 至此，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反转了传统上将华人移民视为叛徒的观念，反而是鼓励华人离开中国出去创业，并希望这些离散华人可以创建一个兴盛和充满活力的海外华人世界，反过来帮助中国复兴和强大。在1920年代初期，有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提出应由华侨来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倡议，将上述“以周边来强盛中心”的设想推向新的高峰。倡议者提议了三名华侨总统候选人，无一不是在海外独当一面的富翁：新加坡橡胶巨头和著名慈善家陈嘉庚、新加坡出生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医生，以及海外华人首富，印尼糖王黄仲涵。倡议者解释说，华侨多年来已经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自觉和对中国的慷慨，也证明了他们拥有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成功的决心和能力。如果由他们担任中国总统，那么他们必能利用其财富和企业家的经验来拯救中国的经济（隐民 1923；逸民 1923）。“华侨总统”的倡议在提出不久后就成泡影。它之所以没有得到支持，其一是因为民国时期动荡的政治气候使然，其二是因为华侨虽然在中国的形象得以改善，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他们仍存有某种距离感和疑虑（隐民 1923: 2）。前文着重强调中国自清末以来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便存有相当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中国政府乃至民间知识分子对于海外华人正面形象的塑造就只限于那些对中国有利的特质。本节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在中国人民赞颂海外华人的溢美之言背后，他们长期以来对于移民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将它们浓缩与具体化在“华侨”这个统一的新名称里。在重构的华侨形象底下，海外移民虽然已不再被当成罪犯，但强加予他们身上的负面特质就包括了拜金、没文化、落后，乃至“丧失华人性”（unchinese）等等。“华侨”一词的出现并没有令海外华人与中国人更加亲近，反而是将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与中国国内的华人两者之间的界限深化与距离拉远，甚至将海外华人推向中华文明的边缘。在中国人眼中看来，“华侨”是中国人以外的特殊华人群体，他们虽然在法律上与种族上确是中国人，但在文化上却离中国人甚远。在中国，将海外移民视为下等人民的看法由来已久，毕竟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只有那些贪图财富又或者是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才会挺而走险离开中国。所以当清朝外交官员在海外初次遇见海外华人时，马上因为他们的粗鄙无文而感到诧异和反感，甚至形容他们已经“半成异族”（余定邦、黄重言 2002）。随着清朝官员之后出国的一小撮文人，对海外华人也基本上秉持蔑视与批评的态度。有趣的是，这些出国讨生活的文人严格来说也是移民，不少人一辈子再也不返回中国。他们在科举仕途上尽管不得志，所接受的仍是与清朝官员一样的儒家教育以及中国中心的世界观，因此，人虽然已经离开中国却仍将自己视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也将身边的普通移民看成是文明的底层人物。他们对海外移民的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散播移民未开化的形象。这一现象从新加坡华文报纸《叻报》的特约作家和读者言论当中就可以得到证实。1881年开始发行的《叻报》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报纸，其创办人薛有礼是第五代海峡土生华人，职业是商人，同时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作为报刊的独资业主，薛有礼及其家人负责刊物的商业运作，然而报纸的版式和方针却是由该报创刊编辑叶季允来决定。叶氏本是香港记者，被薛有礼诚挚礼聘来新加坡担任《叻报》主编长达四十年，直至他在1921年去世为止。叶季允与中国报刊的关系密切，
因此不仅在排版上模仿香港及上海的大型报纸，在中国和国际新闻的报导上也很大程度上依靠截取或重写中国报纸的专题报导（Chen 1967: 32–35）。至于区域新闻以及有关海外华人的话题，叶氏就需仰赖当地的记者、生活在东南亚的通讯员、以及一小群投函到《叻报》的当地文人（Chen 1967: 35; Kwee 2000: 96）。总体而言，这一帮“《叻报》文人”对中国政治充满热情，同时对中国的认同感也比对寄居地更强烈。同时，作为海外少数有学识的中国人，他们以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守护者自居，因此对周遭的一大群劳工和小商贩同胞抱持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事实上，海外文人对于一般移民的距离感与鄙视态度在还未抵达异域前就已经显现。他们当中不少人与普通移民同搭一条船出国，近距离相处后，即被这些移民粗俗的外表和举止所惊吓。他们哀叹乘搭的帆船狭小，再加上甲板上挤满了粗野、不守规矩、且注定只能在东南亚种植园和矿井中劳作的中国移民，使之更显得格外肮脏和喧闹（《叻报》1891年1月19日）。这些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农村，虽然
刻苦和强悍，但因缺乏正规教育，所以只是一伙逞勇好斗之徒（《叻报》1888 年6月21日）。《叻报》文人甚至指摘这些中国移民将“械斗”的陋习带到国外，为栖身之处制造了不少矛盾和纷争。譬如在中国移民主要中转站的新加坡，其主要的华人聚集区不仅娼寮、赌馆林立，而且械斗和抢劫等暴力事件也层见迭出，因此变得格外“难治”（《叻报》1887年9月22日；1888年1月28日；1888年3月3 日；1888年4月30日；1888年6月5日）。除了远离中国、“未闻王化”之外，《叻报》文人对东南亚华人感到不安的还因为他们长期与土著和西方人接触而变得更加堕落了（《叻报》1888年3月3 日）。新加坡终究是英国殖民地，当地华人移民将英国人看做他们的典范本来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令《叻报》文人失望的是，华人移民所学习的并不是西方科学精神，而是许多违反中国人道德标准的行为（《叻报》 1897年9月4日）。例如移民妇女经常被指责出国后就不顾廉耻，不是主动向丈夫提出离婚、对薄公堂以争取财产权和孩子的抚养权，就是抛夫弃子与情夫私奔（《叻报》 1889年1月24 日；1887年11月22日）。更糟的是，为了崇洋媚外，这些海外华人已经“丧心忘本”；他
们以身为英国子民而自傲，但对中国毫无忠诚可言；他们满口外语，身着西服昂
首阔步，但是一问到儒家的“三纲五常”或者他们的祖先是从何处而来时，立即
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毫无疑问，这些海外华人已经变成“不中不西”的“化外
之华人”（《叻报》 1897年9月4日）。为了协助这些“忘本”的海外华人重新拾回他们的“本来面目”，《叻报》
文人以“公共教育家”自居，以传播中华文明的“教化”为己任（Chen 1967:
46 ）。他们颂扬诚信和谦逊的美德，提倡中国经典的教育，谴责赌博和帮派斗争等社会恶行（Chen 1967: 46）。他们企盼有更多像他们一样有才能和道德的人来到海外，海外华人便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仁德和礼仪，届时新加坡也就能脱离野蛮进而转化为“衣冠文物之邦”（《叻报》1888年6月5日；1891年2月17日）。
《叻报》文人力图教化华人移民之心与晚清政府的目的不谋而合。所以当清廷于十九世纪末试图将皇权与中国文化延伸至海外时，《叻报》文人便成了清政府的最佳代言人，协助组织与弘扬儒家思想的祭典和公开演讲，以及筹办和推动中文学习的诗文比赛（Yen 1995b; Duara 1997a: 45）。根据《叻报》报道，海外华人对于这些活动反响热烈，对于学习的兴趣也有所提升（《叻报》1891年2月17 日）。即使是那些从未受过中国教育或是对中国前途漠不关心的土生华人，也无法抗拒地被卷入这场儒家文化复兴的浪潮中，甚至以英文为媒介来向不懂中文的土生华人宣传这些中华传统（Yen 1995c）。虽说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教化”海外移民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华人移民的粗鄙无文仍不时成为他们的笑柄。譬如在投给《叻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一位居住在苏门答腊德里的华人便感叹近来在华人圈里流行起赠送贺匾和挽联的风尚。虽说这种做法是依循中国古老的传统，但海外华人因为中文水平低下，时常误用词语，如用“竹苞松茂”来祝贺别人新任，对亡妇挽以“哲人其萎”等等，闹出不少笑话。该读者甚至认为，这些“多习尚西文毫不辨华文为何物”的海外华人与其自曝其短引人讥笑，还不如用英文书写以藏拙来得好（《叻报》1899年6月6日）。所以说，晚清官员与文人之所以致力于教化海外华人，就是因为他们认定海外华人不论在文化上抑或是华人性方面都不如真正中国人。可是另一方面，不管海外华人多么努力去习得文化，这些中国官员与文人长期以来对于移民的偏见却难以磨灭。正因如此，中国对于海外华人的教化工程，注定是一场未完并且永无止境的工作。的确，即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政府也积极通过推进华侨教育来实行改造海外华人的目的。对民国政府而言，华侨教育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事项。同清廷一样，民国政府侨教的要旨也是意在防止海外华人的在地化或西化，进而培养他们对中国的忠诚。事实上，由于英国与荷兰殖民政府在二十世纪之交以后也开始鼓励殖民地的华人进入政府学校接受西方教育，民国政府的使命因此显得比清廷更为急迫（李盈慧 1997: 475, 478）。在政府官员以及关心侨教的知识分子看来，华侨是头脑简单和易受影响的。他们在海外能拥有财富是因为他们辛勤地劳作和节俭地生活，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慧、精明或博学（Lin 1936: 10）。此外，与中国国内积极自发的革命者相比，华侨的民族意识明显薄弱，对中国的忠诚也并非永恒不变。最后这一论断有点吊诡，因为众所周知，华侨多年来已经向中国捐款了数百万以表达他们的爱国之心。但是根据政府刊物《侨务月报》一名作者的说法，华侨的爱国表现尽管极富盛名，若仔细分析，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其实更多是一种对于在国外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以及对中国不断恶化的国际地位所表现出来的间接
反应（黄剑隐 1933: 5–6）。也就是说，华侨的爱国热情是一种转瞬即逝、不可捉摸和更加不可依赖的情感。中国知识分子也认为华侨之所以无法立即认同中国，因为他们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反而还将自己局限于一种地方主义思维，或是依据方言群或籍贯，或是以出生地来组织各自的子社群（何启拔 1947）。这种分化的现象不仅阻碍了他们国家意识的发展，也剥夺了他们在遭受殖民统治者不公正和不合理对待时联合起来反抗的声音。因此很多华侨在压迫面前只能瑟瑟发抖，甚至被引诱走上“不反抗的道路”而成为殖民统治者的奴隶。（引自 Lin 1936: 9; Anon 1930a: 821） 。若这些华侨将他们的忠诚转投向外国政府，那中国岂不是在为他国培植子民？中国知识分子相信，除非中国能够为海外华人灌输民族主义，这类事情的持续发生将是无法避免的。相较清廷而言，民国政府就显得更加迫切地要协助确立海外华人的民族性以及重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民国政府积极地投入教育海外华人的活动中。在中国，民国政府在1917年重新开放暨南学堂以供海外华人在祖国接受高等教育；在海外，则赋予中国领事敦促海外华人社群建立中文学校的责任，并经常派遣特使去调查海外的中文教育状况。民国政府还专门设计了专供海外使用的课程和课本，以确保华侨所接受的教育和政府预想的教育政策是一致的。对于达到标准的海外中文学校，民国政府给予他们官方认可和眷顾；当然，建设海外中文学校以及维持它们日常运作的经济重担还是得由华侨来承担（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1931；李盈慧 1997）。中国国民对待海外华人所抱持的教化心理，其实已经默示了将他们视为次等中国人的态度。从功利主义角度看，中国人与海外华人刻意保持距离并持续将他们边缘化，其实有利于中国政府利用他们的忠诚和财富。在一方面，中国人认为华侨既然是因为得到中国的肯定与庇佑才能维持他们华人的身份，那他们就应当以忠诚来回报中国的恩惠。可是华侨应该如何表现他们的忠诚？根据学者吴主惠的研究，民国时期的普遍观点是，华侨爱国之心可以依据他们对中国捐款的数目来衡量（李盈慧 1997:70），他们给中国的钱越多，就表示他们越爱国，也越加显现了他们的华人性。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教化欣然接受甚至是欢迎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默认了比中国人落后和缺乏文化的普遍看法（Harrell 1995: 4）。 而海外华人将这种文化自卑感内化后的表现，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爱国行为来缩短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他们也因此特别在意自己的爱国表现是否受到肯定。1932 年，当日本在毫无预警下突袭上海时，驻扎在沪的十九路军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不仅抵御了强敌的进攻，更在没有南京政府的支持与支援下，同日本军队浴血奋战了三十三天之久（Eastman 1974: 91）。十九路军的英勇事迹迅速传播开来，立即成为世界各地华侨眼中的民族英雄，而来自海外的捐款也源源流向了上海。为了表彰华侨的爱国热忱，中国报纸和期刊竞相刊载了各地方海外华人向十九路军捐款的数额。譬如，《中国评论周报》便报道了菲律宾华人捐赠十五架飞机，古巴华人五架，以及印尼巴达维亚华人十万墨西哥鹰洋给十九路军的义举（Lin 1932a: 460）。就在报道刊出以后，周报的编辑意外收到一封来自夏威夷的信函。信函的华人作者宣称夏威夷华人也向十九路军捐款了，但他们所捐的“巨额汇款（在《中国评论周报》的报道中却）只字未提”（Anon 1932c: 432–433）。《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赶紧做出更正，指出夏威夷华人实际上也“汇款超过四十万鹰洋到上海以资助十九路军和难民”。此外，似乎为了对疏忽做出补偿，周报的编辑跟着强调，夏威夷华人早在1930年至1931年间就已经向中国汇款了二十二万鹰洋以作赈灾之用（Anon 1932c: 432–433）。对海外华人的刻板印象既然与他们在中国国家建设中被预设的功能契合，那民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也就缺乏动力，或说没有必要去认真考察与探究海外华人社群的真实状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关海外华人的文章虽然经常在诸如《东方杂志》等重要期刊中出现，但都缺少对于海外华人社群的复杂性的探讨，或对
于不同移居地的华人在语言、地理和族群背景的差异、以及本土化程度进行认真地分析（Peterson 2011: 292）。相反的，《东方杂志》的作者们更乐于利用与海外华人相关的课题，如歧视、排华、护侨以及公民身份等，来展开关于中国国际地位问题的讨论，或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情（Peterson 2011: 292）。所以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是将海外华人的刻板印象重复叙述，更因为《东方杂志》的流行而令这些印象深入到民间。从张爱玲的小说便可看出中国人对于海外华人既有偏见的普遍性。张爱玲是近代中国最有才华和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她192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书香门第，小时候浸润于传统的中式教育，稍长后被送往教会学校圣玛利亚女中接受英文教育。1939年以后，张爱玲短暂地到香港大学修读英国文学，但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辍学回到上海。1942–1945年日本占据上海期间，张爱玲开始发表讲述城市生活与爱情的小说，为当时过分关怀民族救亡的文坛注入一股不同的声音（Yang 2016）。可以肯定的是，张爱玲自己从没踏足东南亚，因此她对华侨的认识相信是来自在香港大学读书时所接触到的少数几个海外华人，以及曾经旅居新加坡的母亲所提供的信息，或许还有她对上海海外华商的观察（Yang 2016）。尽管如此，海外华人却频繁地出现在她的作品里，而且必然都被描绘成家境富裕但是在文化与道德上却是贫瘠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她在19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玫瑰与
白玫瑰》里头的女主角王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讲述的是194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个有关爱情、情欲和男女关系的故事，详细叙述了振保和他的情人娇蕊（“红玫瑰”）及妻子烟鹂（“ 白玫瑰”）之间的故事。主人公振保是个留学生，当他从欧洲回到上海工作后，租赁了老同学王士洪的屋子。就在士洪出差不在时，振保和士洪的新加坡归国华侨妻子娇蕊发生了感情。可是就在娇蕊考虑同士洪离婚以便和振保在一起时，振保却从这段关系中退缩了，转而娶了一个传统的中国姑娘烟鹂。数年之后当振保巧遇娇蕊，她早已同士洪离异并且再婚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情节其实相当普通。本文所关注的是张爱玲对娇蕊的刻画，其中结集了上文讨论的诸多关于海外华人的恶劣刻板印象。首先，张爱玲将娇蕊描写为充满异域风情和不受拘束的。她爱吃羊肉咖喱和穿马来式的纱笼睡裙，再再曝露了她的东南亚背景；另外，相较于烟鹂的“白”和“平”，娇蕊有着古铜色的肌肤和凹凸有致的身材。此外，不同于中国女性的端庄和矜持，娇蕊是即兴和热情的，甚至是性感开放的。她在伦敦读书时就已是远近知名的“交际花”；当振保第一次来访，她毫不掩饰地和丈夫在他面前公然调情。娇蕊的异域风情吸引了振保，但是她缺乏自制能力又与中国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因此也是危险的。其次，娇蕊被作为典型的华侨也因为她不曾受过高深的中文教育。她的名字娇蕊，“娇嫩的花蕊”，显露出她并非来自高尚家庭，因为诚如学者杨斌博士所指，只有那些没有学识、目不识丁的人家才会使用花花草草来给孩子命名。“娇蕊”定然是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张爱玲会认为“欠大方”的一个名字（Yang 2016 ） 。娇蕊低下的文化水平也反映在她的书法上，其拙劣程度就曾引得士洪和振保哈哈
大笑。张氏是这样描写这个小片段：（娇蕊）坐在书桌跟前，仿佛在那里写些什么东西，……把一
张纸条子送到他（振保）跟前，笑道：“哪，我也有个名字。”……
振保一看，纸上歪歪斜斜写著“王娇蕊”三个字，越写越大，一个
“蕊”字零零落落，索性成了三个字，（振保）不觉噗哧一笑。士洪拍手道：“我说人家要笑，你瞧，你瞧！”振保忍住笑道：“不，不，真是漂亮的名字！”士洪道：“他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是欠大方。”尽管娇蕊抗议，士洪仍然不留情面地讥诋海外华人：“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对于士洪，又或许说是张爱玲本人，“他们华侨”
这一特殊的群体，到底还是不属于“我们”中国人的。（Yang 2016）。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管是海外华人社群本身，抑或是中国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学者认为，自中国将目光投注到移民身上，并将民族主义延伸至海外以后，海外华人社群就得以从之前的分裂与隔离逐渐转向整合（Wang 1981b; Zheng 1997: 1）。此外，虽然将海外华人重铸为华侨多少有将他们排除在中国境外的意思，但是通过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无形中还是能同祖国联系在一起的（Duara 1997a; Zheng 1997: 1）。这篇文章并不否定华侨的概念确实在最大程度上给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一个统一的集体身份认同。前文已经看到中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如何将海外华人当成一个整体，甚至预设他们都拥有相似的特点，特别是与原乡与生俱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看到海外华人自己也热情地拥抱这个新名称。本文也不否认中国的政治活动家相当成功地在海外华人社群中培植中国民族主义的事实。实际上前文也已经指出，华侨通过慷慨的经济支持反复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的忠诚。本文所要论证的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能够成功动员海外华人的关键，并不在于重新肯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是把他们分离为一个次民族群体。将海外华人定义为华侨，除了重新确认他们为中国人外，实质上也同时强调了他们离开中国的事实。所以不管海外华人的地位在晚清以后如何获得提升，在中国政客和知识分子眼中，他们永远不可能与那些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中国人相提并论。正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华人属性备受质疑，因此许多海外华人试图通过积极参与中国政治和经济活动来证明他们与中国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以此弥补自己和中国在地理上的距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海外华人只有在持续被边缘化的情况底下，才能在中国人的生活与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首发于《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九卷第一期，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创刊于2009年，现由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联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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