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
“申请资助的过程是非常残酷的。” — Martin Tingley
Matthew Abbott for Nature
原文以Young, talented and fed-up: scientists tell their stories为标题
发表在2016年10月26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Kendall Powell
刚刚建立自己实验室的科学家说，他们的压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发论文、拉经费、找永久性职位——难得挤出一点真正做科研的时间。
年纪相差数十岁的两个科学家讲述自己入行之初的故事。
Martin Tingley快坚持不住了。时间倒回到2014年深秋，Tingley刚刚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助理教授。那天，他在看望完住在波士顿的妻子后开车启程，踏上了 8个小时的返程之路。Tingley感到紧张而疲惫，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在天色未明的清晨时分，窗外的车辆急驰而过，亮起的车灯让他感到恍惚，仿佛身处于一场游戏之中。
通常，Tingley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坚忍的人”。乍看起来，他的事业顺风顺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统计学硕士学位和地球科学博士学位，另外还有四年的博士后经验，最终非常难得地获得了一份终身教职。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将统计学与气候科学成功结合起来，产出资助机构们声称自己想要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而事实上，科研之路非常艰难。他每星期要工作60-80个小时，既要研究又要教学。他的启动经费已经用完，但还没有获得新的重大资助。另外，根据美国学界的一贯做法，学校不会支付他在夏季3个月的工资。由于妻子无法搬来和他一起生活，他每个周末都要风尘仆仆地来回去看她。压力似乎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了。
Tingley是对科研生活深感沮丧的众多青年科学家之一。今年9月，《自然》在Facebook上发文，询问首次担任独立职位的科学家面临着哪些挑战。科学家们纷纷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在一个星期内，全球各地的近300名科学家做出了回答，坦白说出自己的担忧。“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写道（详见“科学之苦”）。《自然》选出了三位道出最常见困境的青年研究者；现在，我们将会讲述他们的故事。
科学之苦
我们请青年科学家说出他们的担忧。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 竭力拉经费让科研时间所剩无几
“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拉经费上，用于做科研的时间不到5%。”
● 激烈竞争驱使许多科学家走捷径
“有些研究明显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研究做得很糟糕、被夸大，甚至存在造假。目前的压力和激励方式意味着比起优秀但第二，有错但首发的收获更大。”
● 依赖资深科学家推动进步
“如果你运气不好，如果你的（资深）教授不擅长拉经费或者不够分量，或者对你不够支持，那么你完全没戏。”
● 行政负担过重，无法获得帮助
“如果我要求配一名行政助理，我的研究时间或许就能加倍；但我的同事们会因为这个念头而尽情嘲笑我的。”
● 长时间工作
“学术界的文化是，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是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晚上9点，当我在沙发上坐下时，我真的不想再打开笔记本电脑了。我的内心总是会为此挣扎，但我想在《自然》上发论文，我想要那一大笔经费。”
然而，青年科学家们只是在抱怨，还是真的已到生死一线？我们的受访者承认，能有机会主导属于他们自己、富有创新而又振奋人心的事业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而且科学家也不是唯一需要刻苦工作的专业人士。每一代人都很容易认为自己比老一辈过得更难。
但一些数据和传闻证据显示，要想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今天的科学家面临的障碍确实会比他们的资深同事在二三十年前遇到的更多。其中最大的一项挑战就是研究经费“僧多粥少”。过去十年来，研究经费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了缩水。“人员数量达到了史上最高，但经费数量却没有改变，”美国国立综合医学研究所（NIGMS）主任Jon Lorsch说。“许多有能力对学术体系发挥影响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正在尝试解决。”
青年科学家和资深科学家都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发表压力，受到日益沉重的官僚主义负担的重压，并且很少得到行政支持。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是发表的论文和获取的研究经费；然而，没有清晰的目标，他们发现自己只能一篇接一篇地赶写论文，无休无止。问题的关键是，这是否在伤害科学和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前主席，就职于加州大学的著名生物化学家Bruce Alberts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表示，目前过度激烈的竞争氛围遏制了创造性，迫使科学家“做平庸的研究”——保险而又无趣的工作。“我们必须奖励那些开展创造性研究的人。”
我们的非正式调查显示，这种情况已经让科研成为了一项对研究者不甚友好的事业。“坦白地说，做PI、管理实验室就是那么糟，”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写道。Tingley对此并无异议。
Tingley一直兴趣广泛。在加拿大读大学时，他从艺术史专业转到了物理学，之后，他被哈佛大学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所吸引，来到哈佛开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期间，Tingley发明了一种统计方法，能帮助解析来自树木年轮和冰芯等来源的历史气候数据。
在求职期间时，他每个星期就已经要工作60个小时了。Tingley说，每天早上八点，他就已经在办公室了，一直工作到晚上回家吃晚饭，饭后再打开电脑继续工作。但在2013年，他的研究事业达到了高点：他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统计分析；在全球范围申请工作后，他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份气象学兼统计学的联合教职。
在那时，他的妻子Gabrielle是哈佛大学研究计算中心传媒项目的负责人，宾州州立大学为她提供的职位让她觉得有点屈才，于是她决定留在原处工作。他们面临着异地问题——一直以来，这都是科学家们的一大压力来源。
像许多第一年工作的助理教授一样，Tingley很快就感受到了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拉经费、上课和教学创新的压力。他也知道，学校为他提供的约2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包括夏季工资和计算机资源使用费等）无法维持长久，因此他申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过程，他说。
举例来说，他与合作者，亚利桑那大学的有机地球化学家Jessica Tierney一起提交了有关海洋表面历史温度代理变量的研究计划书。在第一轮评审中，他们的申请获得了获得两个“极好”和两个“很好”的评分，但仍然低于要求。二人被鼓励重新提交，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第二次获得的评分更差。“一部分原因在我，我失败了，”Tingley说。但这件事也说明了青年科学家从零开始创立研究项目时所遭遇的挫折。“申请资助的过程非常残酷。”与此同时，二人发表了初步阶段的研究成果，论文目前已被引用40次。
参加《自然》调查的科学家的观点反映了代际分歧：许多人觉得今天的资深研究者年轻时走过的科研道路更顺畅，因此得到了竞争优势。“婴儿潮”时期（指二战后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科学家经验更丰富，实验室更完备，因此在获取经费方面更具优势。（今年9月，《自然》在推特上提问：“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老科学家，”一位用户直言不讳地回答。）
2014年12月，在经历过情绪低潮后不久，Tingley和妻子去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度了一个月的假，共享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月后，Tingley重返寒冬中的宾州州立大学，走在校园中，他感到阴云仿佛已经压到了自己的头顶。他清楚地知道，两门高级课程将占用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留给研究的时间很少，而且自己将再次回到每周辛苦往返看望妻子的状态中。如果他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资助，那就没有夏季工资。“我和妻子都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
Tingley开始在深夜搜索职位信息，2015年3月，他发现了一份完美的工作职位：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集团当时正在寻找拥有气象学、统计学和气候相关专业经验的人才。Tingley在两个月后入职，他的妻子也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轻松找到了一份传媒相关的工作。现在，Tingley已经成为了高级研究分析师，工作内容是对丛林火灾、旋风和其它类型的风暴的风险进行建模和量化。当然，这次越洲跨洋的搬迁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名转入私营企业的年轻研究者，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证明自己。
现在，Tingley会提醒其他人，走向事业成功的道路有很多。“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私营部门是完全合理的。”他说，自己不会怀念青年研究者肩上所担负的压力和高度期望。在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Tingley和妻子走出家门来到附近的海滩上散步。“原来周末这么棒，”他说。
Alejandro Cartagena for Nature
有时，压力并非来自对经费或终身教职的追求，而是源于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的理想。来自各个学科的青年研究者告诉《自然》，没有对成功的明确预期令自己无所适从——材料科学家Eddie López-Honorato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墨西哥城长大，并在当地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习化学专业，但是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完成的。他说，为了完成实验，他不分昼夜地工作，连周末也不休息；在儿子出生后，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虽然感到了压力，但在曼彻斯特学到的高工作标准是López-Honorato现在努力效仿的目标。之后，他来到了德国超铀元素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内容是为反应堆所用的核燃料开发更安全的涂层。
完成博士后工作后，他有机会回到英国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的讲师，但是他和妻子Paola希望回墨西哥。他们做了一番权衡：López-Honorato意识到他在墨西哥的专业声誉还有待确立，而且墨西哥的科研基础设施不如欧洲发达；但是，他也认为在英国工作对于他的家人来说较为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着长期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到墨西哥。
2012年3月，López-Honorato开始在墨西哥国立理工研究所高级研究中心（CINVESTAV）就职。站在自己全新而空旷的实验室前，他感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独立感和潜力。“你知道自己必须很快招到学生、找到资金，这会激励你开始工作，”他说。虽然政府会给他和他的学生支付工资，但是他仍需要得到资金来支持自己的研究。他发出了一系列申请政府资助的计划书，但无一成功。
在2012年一整年中，López-Honorato都在墨西哥和美国到处寻找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给素不相识的科学家发邮件解释自己的工作。资助开始慢慢流入。到了2014年，他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可以覆盖他大部分的研究费用，此外，他还确立了实验室的第二个工作方向：开发吸附材料以消除饮用水中的砷——在墨西哥的一些地区，这个问题影响了将近一半的水井。自从在CINVESTAV工作以来，他发表了20篇研究论文，建立起了一个拥有15名成员的实验室。
与许多受访者一样，他表示维持资助就和获得第一笔资助一样困难。尽管他的职位是有保障的，但他也感受到了维持研究项目运转，为帮助更年轻的科学家开创事业的压力。“没钱的时候有压力，有钱的时候也有压力，因为你要做出点东西出来。如果发生任何问题，都是我的责任。”López-Honorato介绍了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由于官僚主义的影响，采购一台对他的核燃料工作至关重要的喷涂机延迟了8个月时间；这导致整个项目落后计划一年，而López-Honorato觉得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自己。
像其他专业人士一样，许多科学家也表示每天的时间不够用。López-Honorato表示，在过去两个月里，他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和其他事业刚起步的研究员一样，他正处于“孩子和另一半最需要自己的阶段”，他说。现在，他的二儿子已经8个月大了。
他与自己是否有理由抱怨的念头做着斗争，也知道压力主要是自找的。“说一句‘我受够了’就能解决问题，”他说。这是许多青年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设定目标的人是你自己，有多少资金、学生或发表才算是足够的呢？在2014年的一篇博客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认知科学家Philip Guo写道，学者常常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
他说，之前在谷歌做软件工程师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要做到什么程度”。然而，学者却有教课、指导学生、做研究、写资助申请，以及支持部门、学校和学术界工作等等义务——“而安排这些工作的人相互却并不了解，也不在乎”。Alberts强调，青年研究者需要两种主要资助，一个用于维持工资，一个支持研究项目。“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怎么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呢？所有的激励方式都用错了。”
今年，López-Honorato正在尝试降低自己的预期，他只申请一笔产业界资助，希望这样能让他及时回家陪儿子们玩——在2012年，他申请了七笔。但来自内心的压力是最难缓解的。“我们都希望做到最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获得了现在的工作。这属于自我压力，但更难摆脱。”
“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是无病呻吟。” — Felienne Hermans
Annelies van ’t Hul for Nature
Felienne Hermans一直对计算机着迷。她在10岁时自学编程，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科学专业，之后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她将软件工程方法应用到了电子数据表中，让终端用户（比如会计或生物学家）能更方便地维护数据和添加数据注释。这项创造性的工作帮助她发表了顶级会议论文，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这对晋升是至关重要的。当她的研究小组（由四位教授组成）出现了一个终身职位空缺时，她询问了校方自己是否可以申请。最终，她打败了学校内外的竞争对手，于2013年3月成为了一名独立的助理教授，当时年仅28岁。
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两年后，Hermans感到不堪重负。她要带两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备课，还要准备应付各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服务”请求：为期刊和同事们审稿。电子数据表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结了，她希望能转至更激动人心的新研究领域。但连续不断发表论文的压力如影随形。理论上，她的工作分为三块：教学、研究和学术服务，各占40%、40%和20%，但她获得的印象却是研究应该高于一切。“四篇论文比三篇好，五篇论文比四篇好，”她说。
像Alberts一样，她认为目前将研究产出与发表画上等号的观点会扼杀创造性。“论文只是交流观点和实验的一种形式，”她渴望“能有一个空闲的下午，看着窗外思考‘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另一个障碍也贯穿了她的职业生涯：作为身处男性主导领域中的女性。2014年，Hermans参加了在英国剑桥举办的代码生成（Code Generation）编程实作会议，她发现，在100余名参会者中，加上自己仅有两名女性。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她都在向同事们介绍这一令人悲哀的数据，而不是根据初衷介绍自己的编程工作。“这样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耗尽你的精力，”她说。在调查中，《自然》收到了来自青年科学家的十几条评论，她们表示，性别歧视、性别偏见，以及缺少对女性的支持拖累了自己的事业。
每周六，Hermans都会去社区中心做义工，教市中心的小朋友编程，这个经历帮助她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她和同事开始思考教孩子编程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他们不想简单地解释怎样让机器人向前走，而是希望能告诉孩子如何通过适当命名程序功能和避免“代码异味”（即设计不佳的程序片段）来维持代码质量。这种转变并不完全顺利——她的第一篇关于代码异位通用理论的会议论文被拒稿了，原因是论据不足，但她现在已经进入了状态。
Hermans说，回顾过去，她或许应该忽略发表论文的压力，多做思考。“但当时我刚入职，非常担心两年后就还不上房贷了，”现在，她会更加仔细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如果一位同事敲门，请她帮忙审阅学生论文，她也能拒绝他们：“我已经完成我要做的20%服务了。”她调整了一周的安排，将教学、写资助申请和服务排在了周一至周四，这样，她周五就可以与她的六位实验室成员待在一起了。
要想在获取资助等方面帮助青年研究者，还可以采取更有组织的措施。Alberts表示，“资源必须向更年轻的研究者倾斜”。他提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项目，这些项目会将申请人划归三个事业阶段——初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2-7年内）、中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7-12年）和高级阶段（博士毕业12年以上），让各阶段的申请者与同辈竞争。
同样地，NIH旗下的NIGMS在今年试行了一个名为Maximizing Investigators’ Research Award的资助项目，将起步阶段的研究者与资深研究者区别开来，并提供为期五年的保证资助。Lorsch表示，这是美国科研资助体系的一次创新，意味着不再进行“风马牛不相及的比较”。Lorsch还说，应该鼓励年纪较大的研究者转而从事不需要研究经费的工作，比如教学、指导学生和科学普及，这能帮助年轻的研究者获得一席之地。
其他科学家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像许多资深科学家一样，Alberts并不认为问题仅与年龄有关。“这和公平无关，而是如何把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无论是资助年轻人还是老人做创新研究都能推进科学的发展。”
Hermans清醒地认识到，青年科学家的怨言很可能会被漠视。“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成是无病呻吟，”她说。“但是，他们抱怨的并不是想象出来的问题。”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挑明青年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资深研究者应该注意青年科学家是否在退步，并询问他们，‘你感到压力过大吗？为什么没有热情了？’”
Lorsch表示，他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到，美国“被遗忘一代”（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科学家并没有满腹牢骚。“我没有听到那些努力争取或延期第一笔资助，或是那些努力让实验室运转起来的人抱怨，”他说，“相反，给我打电话大喊大叫的是那些经费充足，但落选了一两笔基金的人。”ⓝ
Nature|doi:10.1038/5384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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