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个男人聊三分钟，可以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Hans Rosling认为自己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可能主义者”。
Jörgen Hildebrandt
原文以Three minutes with Hans Rosling will change your mind about the world为标题
发布在2016年12月14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Amy Maxmen
从梅琳达·盖茨到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曾受到他的影响。现在，他将消除人们的先入之见作为自己的使命。
Hans Rosling明白一个道理——面对挥舞着大刀的敌人，永远不要逃跑。“逃跑比直面他们更危险，”他说。因此，在1989年，当一群愤怒的暴徒来到他位于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野外实验室与他对峙时，Rosling努力保持冷静。“我当时想，‘我要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源，而我擅长的是谈话’。”
身为医生和流行病学家的Rosling从自己的背包里抽出了非洲各地因病致残的一些病人的照片。他们感染的是Konzo病，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许多当地人也受其影响。他通过翻译向暴徒解释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Konzo的病因，希望能为当地人验血来验证这一点。在他解释了几分钟后，一位老妇人走上前去，向在场的人表示自己支持这项研究。当群情激愤的暴徒停止挥舞大刀后，这位老妇人挽起了自己的袖子，之后，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她的行列。“只要你与他们对话，倾听他们，与他们当中明事理的人交谈，你就能做到任何事情，”Rosling说。
现在，他仍在努力用事实武装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向联合国领导人、身家上亿的高管（比如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政客（比如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讲述朴素的事实，成为了受他们信赖的顾问，甚至连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曾向这位身形消瘦、戴着眼镜的瑞典人寻求建议。Rosling有关全球健康与经济的演讲视频令他声名鹊起，还曾被《时代》和《外交政策》杂志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位人物之一。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梅琳达·盖茨说：“拥有Hans Rosling这样一位老师是全世界最荣幸的事情之一。”
不过，Hans Rosling在同行科学家群体中却没有这么受欢迎。他受到的赞誉并非来自攻克传统意义上的学术里程碑，比如获得大量的研究经费，或在顶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另外，在过去20年中，Rosling不是在生成数据，而是在传播他人收集的数据。他传播在他看来许多学者没有及时领会的事实，并认为研究者对全球的健康和财富状况没有了解，而这一点是危险的。“校园里充斥着与世隔绝的人，倡导着连他们自己都不懂的东西，”他说。
测测你的水平
Hans Rosling会在一些演讲当中测试听众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对于这八个问题，你了解多少？
Hans Rosling在演讲当中提问时发现，听众的回答结果往往比纯靠猜的要差。他认为这表示人们广泛对世界存在误解。
答案：
1. 20亿。世界上儿童的数量已停止增长。
2. 70岁。过去50年世界人均寿命预期提高了10岁。
3. 7年。自1970年至2009年，女性平均就学年数从3.5年提高到了7.1年。
4. 选80%或90%都算对。据世界卫生组织计算，约85%的儿童接种过麻疹疫苗。
5. 同上。世界约85%的家庭能够使用电力。
6. 90%。2000年至2007年间，无法接受基础教育的儿童数量稳步减少。其而所有儿童的占比自此之后也在以较慢速度下降。2014年世界未能上学的儿童占总数的9%。
7. 减半了。根据最新估计，世界每天收入不到1.9美元的人口总1990年的35%下降到了10%。
8. 2.5。世界女性生育率的下降是近代以来最惊人的转变之一。
因此，处于事业晚期的Rosling现在正和儿子Ola和儿媳Anna Rosling Rönnlund一起写书。这本新书旨在消除人们的过时观念，书名暂定为Factfulness（试试真相）。他们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所有人——从学童到受人敬仰的专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例如，妇女生育数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如何下降的，目前的平均预期寿命（71岁）为何更接近预期寿命最高国家的值（日本，84岁）而非预期寿命最低国家的值（斯威士兰，49岁）。他认为，如果专家们不按事实行事，就无法解决重大的挑战。“不过，人们首先需要消除先入之见，”他说，“而这并不简单。”
Rosling的雄心源自好奇。当他还是一个生活在乌普萨拉的小男孩时，他会认真听父亲（一位咖啡厂员工）讲述东非工人收获咖啡豆的艰辛。后来，Rosling和女朋友Agneta Thordeman参加了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和美国越南战争的学生抗议活动。
这对情侣都学医，Rosling是医生，他的女朋友是个护士。他们带着微薄的路费，穿越了印度和东南亚。1972年，二人结婚，7年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搬到莫桑比克。
Rosling这么做是为了兑现自己多年前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创始人Eduardo Mondlane所做的承诺。Mondlane曾解释说，在从葡萄牙手中获得独立后，莫桑比克的未来将面临重重挑战，因为莫桑比克非常贫穷，民众教育水平也很低下。Rosling回忆道，“他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请答应和我们一起努力’。”不久，Mondlane被邮件炸弹炸死，未能亲眼看到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但是Rosling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莫桑比克政府将Rosling派到了该国北部的一个地区，他成为了为30万人提供服务的唯一医生。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缺乏，当Rosling看到病人时，他们常常已经剧痛难忍。他记得曾为处于死亡边缘的孕妇执行紧急手术，取出腹中死胎。他无助地看着儿童因为本能轻松预防的疾病而死亡。“那些年的经历变成了一种创伤般的记忆，”他说。
1981年，他收到了一位在一个偏远卫生站做护士的意大利修女的来信。“请到这里来，”她写到。周围村庄的人出现了双腿突然瘫痪的症状。于是，Rosling离开家人，一头扎进了这场危机中。
从复杂的动画到儿童玩具，Rosling以富有创造性地运用视觉辅助材料而闻名。
Jörgen Hildebrandt
他受命对50万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发病率最高的人群完全依靠木薯生存。在发生干旱时，木薯是当地唯一能种的庄稼。但木薯含有氰苷，氰化物的一种前体。一般而言，将木薯根在水里浸泡几天可以消除毒素，但在河流干旱、家人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当地妇女在烹制木薯的时候跳过了这一步，结果带来了伤害。膳食氨基酸也能解毒，但是当地人吃不到含有膳食氨基酸的肉或豆类。
1981年底，由于许多变故，包括第三个孩子的早逝，Rosling及家人搬回了瑞典。Rosling成为了乌普萨拉大学的一位讲师，主讲低收入国家的医疗卫生情况，但也会在坦桑尼亚和刚果地区研究他最初在莫桑比克观察到的瘫痪疾病。他注意到，无论在什么国家，饱受病魔折磨的小镇看起来都一样悲惨。瘦骨嶙峋的人们撑着临时拐杖在肮脏的路面上蹒跚而行，或者在地上爬着，双腿扭曲，像锚一样拖在身后。一个刚果社区将这个疾病称为konzo，这一名称来自一个原指膝盖被捆的羚羊的单词。1990年，当Rosling和同事正式定义该疾病，并提出有关其病因的证据时，他们也采用了这个名字。
在旅途中，Rosling培养了专门研究konzo的非洲研究生。在合作中，他们发现适当加工木薯是短期预防该疾病的最现实的方法。但在饥饿和冲突的肆虐中，他们的发现常常被忽视。Rosling逐渐相信，konzo真正的病源不在木薯，而在于经济灾难。“造成疾病的是极端贫困。邪恶力量隐藏于此，”他说。“这就是埃博拉、博科圣地绑架女孩和konzo的起源。”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极端贫困指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但Rosling还能从其它地方辨认出贫困。在必须赤脚步行几个小时来寻找水或耕种受侵蚀的土地的人们身上，他看到了贫困。在因为营养不良而身材矮小的人们、生下的孩子体重低得危险的人们、在深陷困境而毫无生活选择的人们身上，他看到了贫困。
最终，他说消除极端贫困是治疗konzo和预防其它疾病的唯一方法——包括社会疾病和传染性疾病。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金钱、政治和文化是疾病的来源。
以Rosling 1992年在古巴调查的一次疾病爆发为例。当时，约4万古巴民众出现了视觉模糊和双腿严重麻木的症状，古巴驻瑞典大使馆请Rosling调查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毒的木薯导致的。在抵达哈瓦那的第一个上午，Rosling在会议室里与当地流行病学家见了面。“然后，两名持枪男子走了进来，卡斯特罗也跟着进来了，”他回忆道。“首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很和善，就像个圣诞老人似的。你在他身上看不到独裁者的样子。”
经卡斯特罗批准后，Rosling深入疾病爆发的核心地带——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结果发现，疾病爆发和木薯没有关系，但出现这种疾病的所有成年人都存在蛋白质不足的情况。原来，古巴政府当时定量配给肉类，而成年人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儿童、孕妇和老年人。
Rosling谨慎地选择了向卡斯特罗汇报的措辞：“我知道您的邻国想将他们的经济体系强加到贵国之上，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贵国的经济体系需要改变，因为计划经济使人们遭受了这种病害。”汇报完毕后，Rosling去了卫生间；一位古巴流行病学家走过去向他表示感谢。这位流行病学家和同事在几个月前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却因批判共产主义的罪名被撤去了调查职务。Rosling和其他独立研究人员证实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为改变政策提供了支持，从而遏制了疾病爆发。
回到瑞典后，Rosling继续教授全球卫生相关课程，并在1996年来到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但他意识到，他的学生和同事都不理解极端贫困。在他们眼中，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都是穷人。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定义武断的范围，包括了许多经济发展程度十分多样的国家，比如塞拉利昂、阿根廷、中国和阿富汗。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家庭规模大、预期寿命低的国家：他们只看到了最贫穷、冲突最严重的国家。“在他们眼里，只有我们和他们；西方和其它，”Rosling说。举例来说，如果他们不理解刚果偏远地区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巴西城市贫民窟的街头商贩面临的不同挑战，又怎能奢望解决问题呢？“科学家想做好事，但问题是他们不理解这个世界，”Rosling说。
Rosling的儿子Ola提出可以帮助他用图形来解释世界。Ola为父亲开发了一款软件，它能动态显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编制的数据。有了视觉辅助后，Rosling开始编写那些日后令他声名大噪的演示稿。在其中一份演示稿中，一张图表显示的是1975年的全球收入分布——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呈双驼峰分布。之后，他按下‘go’，只见中国、印度、拉美和中东的收入逐渐向前移动。非洲也向前了，但远没有其它国家快。Rosling说，“双峰驼死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一个驼峰的单峰骆世界里！”他补充道，“贫困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但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数量依然众多，这一点令人震惊。”
Rosling的在线演讲开始流行起来，投行高盛曾邀请他在客户活动上发言。他的观点似乎支持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im O’Neill的建议。2001年，Jim O’Neill提出“金砖四国” (BRIC) 一说，用于指代一般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他警告说，金融专家忽略了这些上升中的国家力量，会因此付出代价。“我曾嘲笑我的那些陷入思维定势的同事，”O’Neill说。“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来谈？以经济增速计算，中国每三个月就创造出了一个希腊，每两年就创造出了一个英国。”
Rosling欢迎这些新的听众。“他们请我演讲，因为他们想知道世界真实的样子，”他说。私营领域需要了解已有市场和潜在市场的经济政治条件。“我发现商业领袖的世界观比活动家和大学教授更加贴合事实，这一点让我感到害怕。”
2013年，O’Neill离开高盛，开始领导一个有关全球抗生素抗性的委员会。他希望Rosling能给出全局性的观点。“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像他一样，”O’Neill说。“他真正在为全球70多亿人口的未来着想，不像许多表面上声称如此，但实际上却从狭隘的国家观点出发考虑问题的人。”
财富的增长令Rosling感到高兴，因为他希望极端贫困从地球上消失。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点，他颂扬进步的发生。他认为联合国到2030年完全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完全合理，因为在过去25年中，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了超过一半，而帮助剩余极端贫困人口所需的策略也已明确。
他的看法让他和哈佛大学的Steven Pinker走到了一起。Pinker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Viking, 2011)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写道，相较于过去，全球暴力水平已经明显下降。2007年，二人在一次TED大会上碰面，当Rosling以吞剑（能吸引观众注意力就行）结束演讲后，Pinker上台发言。Pinker表示，Rosling让他想到，“暴力的减少可能是人类逐渐进步、更能应对其它社会灾难的部分表现”。
二人都曾被批评在叙利亚冲突等悲剧面前对全球情况盲目乐观。“人们认为，如果你强调事情进展顺利，就等于在说没有问题存在。事情不是这样的，”Pinker反驳说。“事实上，我强烈认为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有较大的成功机率，那么他们就会更有动力去减少问题，比如贫困和暴力。”
作为一名认知科学家，Pinker十分赞许Rosling所使用的动画。举例来说，在一个动画中，各个国家以气泡显示，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们会根据财富、寿命或家庭规模移动，让观众能同时把握多个变量。“这真是天才之举，”Pinker说。“他让我们弱小的人脑能够理解五维变量。”
2005年，Rosling、Ola和Anna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非营利性的Gapminder基金会，以开发“移动泡沫”软件Trendalyzer，传播描绘世界趋势的信息和动画图表。谷歌于2007年收购了Trendalyzer。Gapminder还成功向世界银行施压，让它免费向公众开放数据。
Rosling的魅力吸引了为有关现实的谬论长期存在而感到沮丧的人们。一个较为突出的观点是斯坦福大学的昆虫学家Paul Ehrlich普及的，他在1968年警告称，因为人口过剩，大饥荒即将发生。梅琳达·盖茨说，在喝下几杯酒后，人们常常会告诉她，他们认为盖茨基金会通过疫苗等干预措施挽救儿童生命的做法可能会助推人口过剩和环境崩溃。而令她振奋的是，Rosling流利地使用数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随着儿童生存率的上升，家庭的规模已经缩小了。她曾与Rosling一起参加了多项高端活动。“我看到人们在Hans演讲时恍然大悟的样子，”她说。“他温和地打破了这些谬论。我非常崇拜他。”
Rosling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赏：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Rosling为决策者提供事实以供考量。“他表明财富的增长会带来健康的改善，”她说。Rosling的演讲帮助她说服政府，收集数据有助于跟踪他们对全球健康的投资是否获得了回报。
在过去几年中，新的挑战出现了。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扩散蔓延，而Rosling的肝功能也出现了衰退。他在年轻时不知为何患上的丙肝开始产生致命性的影响。他前往日本去接受在瑞典尚未获批的最新治疗。10月，远在他乡的Rosling开始为各官方报告中埃博拉疑似病例和确认病例数目不一致的情况感到担忧。“我意识到当地需要我的技能，”他说。
病愈后，Rosling立即飞到西非，加入了利比里亚政府的流行病监控团队中。该团队想要整合数据，但各个国际机构收集信息的方式迥然不同，令其无从着手。“我们迷失在了各种细枝末节中，”Rosling说。“我把它看作一场战争：我们只需要知道病例数目是上升、下降还是持平了？”几个月后，人们清楚地看到，新增病例减少了。利比里亚政府授予了Rosling传统的酋长称号。
现在，68岁的Rosling和妻子Agneta一起生活在他位于乌普萨拉的红色木屋。他继续潜心创作他“关于重大误解的事实之书”，偶尔制造一点轰动。10月，他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文章(H. Nordenstedt and H. Rosling Lancet 388, 1864–1865; 2016)，指出联合国成立的一个倡议组织的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报告中存在误导性数据。该组织声称，60%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冲突、动乱和自然灾害背景下。Rosling检查了数据，计算出真实数字不到17%。联合国发言人解释说，出现这种数据差异的原因是在原始数据中，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的产妇也被包括在内——即使他们所在地区未直接受到影响。
Rosling认为，“唬人”数据盛行的原因是人们想在难民危机能获得财务支持的时期筹集资金。“全球健康似乎已经进入了后事实时代，数字被扭曲，以迎合倡议的目的，”他在和卡罗琳医学院同事Helena Nordenstedt合作的《柳叶刀》文章中写道。他们补充表示，大部分孕产妇死亡案例发生在极端贫困人口中，就连救助团体也无法接触到这些边缘人群。
一有机会，Rosling就会刺激一下学术界人士。举例来说，2014年，在德国林道的一次诺奖得主大会上，他向在座的顶尖科学家们询问当今的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他给出了三个选择，只有四分之一出头的人选择了正确答案70岁，这比靠运气猜可以猜对的人还少。在座者因为测试结果而发笑，但是科学家通常不是他的听众。Rosling很少受邀发表主题演讲或参加部门研讨会，因为他并没有推动某个单一领域向前发展；自konzo之后，他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发现。研究者一致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传播者，但不是那种可以教育科学家的传播者。
“像Hans Rosling这样的人面临着浮于表面的指责，”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热带病科学家Peter Hotez解释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处的两难境地，”Hotez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沟通多个学科，而不是专精一门的学者。
Rosling表示，他从不在意自己的学术声誉。幸运的是，他受到了卡罗琳医学院前主管Hans Wigzell的稳定支持，Wigzell鼓励Rosling寻求外部经费，这样他就能追求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当Rosling意识到这意味着大量教学后，他彻底离开了研究界。
他和那些离开学术界，立志改变政策的全球健康专家也有所不同。他没有努力扩大对HIV药物的获取，也没有像Hotez一样，将被忽视的热带病加入到世界卫生的议事日程中。Konzo病仍然存在着。但是，Rosling也取得了成功。只不过，当他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大，他的影响也越来越难以衡量。鉴于他认定广大公众必须接受终结极端贫困、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他将事业的最后一程投入到了教育领域。他希望在接受了准确的事实后，人们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他要做的就是消除误解。
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做这项工作呢？他可是一个只用几张照片、几句话就能击退武装暴徒的人！ⓝ
Nature|doi:10.1038/5403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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