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科学家，一半以上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Nature评论
原文以The new face of US science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1月3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 Misty L. Heggeness，Kearney T. W. Gunsalus，José Pacas & Gary McDowell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现在的生物医学从业者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学术界应该研究趋势，做出调整。
自2004年以来，教职岗位数量并没有跟上进入就业市场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人数。
RGB Ventures/SuperStock/Alamy
科研资助机构和受助人往往没能充分理解的一点是，基金不止资助研究，还会塑造事业。要改进对研究人员的支持，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群体特点；但目前收集的数据还太少，已有的信息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国的生物医学工作者，我们收集了来自美国人口调查局的公开数据并加以分析。我们重点关注参与了人口普查和家庭调查、拥有博士学位，并且被划分为生物或医学科学家的调查对象。
最令人瞩目的是，我们定义了一个全新的大型群体——“经费倍增期研究者”（doubling boomer）。这些博士后和博士生进入就业市场时，正好赶上1998-200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研究预算翻倍的时期。在这里，我们还通过数据表明，美国生物医学工作者中的少数族裔和在国外出生的研究人员数量已达新高，进入产业领域的职工数量也一样。
这些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最详细的从业者信息，并表明现在的生物医学从业者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的数据再次强调了受联邦资助的研究小组一直以来的建议：导师和受训中的研究者需要了解年轻科学家拥有的各种选择；研究机构应该帮助受训者获得在产业界有价值的技能，不假思索地将他们推向学术界既无帮助，也不现实。
我们希望这些发现能激励生物医学界提供更有意义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一分析能激励更多的生物医学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齐心协力，提出问题、收集数据，为劳工政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支持。
最常被用来分析美国博士科学家的数据源是《博士就业后情况跟踪》(SDR)调查，该调查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每隔一年举行一次。虽然很有价值，但它缺乏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但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的信息，也缺乏详细的家庭结构信息。
另一个数据来源是美国人口调查局开展的美国社区调查(ACS)，它涵盖了在国外受训、之后来到美国从事博士后或类似职位研究的人。明尼苏达人口中心(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的IPUMS-USA项目协调并集成了ACS数据。
这些数据可免费获取，覆盖的问题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广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们还提供了多年样本，可用于研究各种小型群体，比如40岁以下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
在对IPUMS-USA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研究者群体，他们在NIH经费由1998年的137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281亿美元期间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说，随着研究经费的后续下滑（经通胀调整后），这些“经费倍增期研究者”受到的打击最大。2004年，40岁以下、有博士学位的生物医学科学家有将近2.6万人，到2011年，这一数字为约3.6万人，而同期的教职岗位并未增加。事实上，自1995年联邦法律禁止大学强制65岁退休后，因人员退休而空出的岗位数量还下降了。
尽管过去也曾有过起起落落，但上述群体所面临的工作环境是前所未有的。在今天的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生物医学研究者有五分之四在学术界外工作，这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平均而言，他们的年收入比其学术界同行高约3万美元，他们发表科研论文的压力也比后者小。
M. L.Heggeness et al. 数据来源：IPUMS-USA ()
我们的数据还表明，生物医学工作者十分多元。40岁以下的生物医学工作者中，将近一半来自美国少数族裔（非白人或西班牙裔）。一些移民或二代移民群体在科学界得到了充分代表，另一些则没有。在亚裔研究者群体中，约一半拥有中国背景，另外四分之一拥有印度背景。大部分拉美裔科学拥有墨西哥或南美血统。生物医学领域的种族和民族分布与美国人口的整体分布不同。举例来说，韩裔和波多黎各裔从事生物医学工作的比例较低。理解这些情况对于招聘和留住员工至关重要。
在参与调查时，许多40岁以下的科学家来到美国的时间还不到一年。NIH研究经费翻倍创造了大量的人才需求，而博士生和国内博士后的增加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在国外出生的博士后赴美数量大幅增加。虽然很难计算出多年间的估测数字，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自2000年以来，每年大约有280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从国外来到美国工作。
正如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医学领域的职业轨迹并没有根据当代研究者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承担重大家庭责任与开创独立研究事业的关键时期是重合的。大约70%的30-39岁的博士科学家已婚，在这些人中，60%拥有年龄在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们留在学术界，这正是竞争第一笔大型资助的时间。若升迁、薪水增长或工作效率出现放缓，都有可能对他们的事业产生持久影响。
在30-39岁的已婚女性生物医学科学家中，95%的人的配偶也参加工作，相比之下，在已婚男性科学家中，约60%的配偶有工作。这意味着女性科学家拥有不工作、能承担主要家庭职责的配偶的可能性低于男性科学家。
在太多的工作场所，育儿假或缩短工作时间会减少职业机会。虽然青年科学家群体是多元的，但决策者必须重视他们在学术事业各个阶段的分布（和流失），因为女性和少数族裔在领导层和独立研究职位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我们对于生物医学研究从业者的认识主要是关于学术界科学家的。我们的分析表明，来自IPUMS-USA和其它相关工具的数据可以扩大我们的认识，让领导者了解生物医学研究者的工作条件。这些数据足以支持有关生物医学工作者的一向十分关键的指标每年更新，而不是每隔一年更新一次。
更优质的数据能带来更优质的政策和个人决策。举例来说，根据我们的数据，雇佣和资助科学家的机构应该为有幼儿的家庭提供支持，包括儿童保育补贴和家庭保健福利。
虽然有关从业者的问题已经历了数十年的讨论，但相关数据仍未得到有效收集或使用。有关美国博士后劳动力人数的数据源有许多个，但是报告的数字从27,000人（基于SDR）到79,000人（基于全美博士后协会）不等。没有人追踪学术机构之外的博士后，学术机构也不追踪离站博士后的后续发展。大部分数据源甚至无法确定学术界目前究竟雇佣了多少博士后，更不用说他们离站后在哪里就业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收集和传播有关研究者在过去选择了哪些职业的数据，以便目前正在受训的研究者从中吸取经验。
联邦机构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一款卓有前景的数据工具于上月发布，名为IPUMS Higher Ed。它采用现有的NSF调查数据（SDR和SESTAT），将其集成为用户友好、并根据时间协调的格式。这一工具与IPUMS-USA均由明尼苏达人口中心在联邦资助下开发建立，对公众在线开放。
在其它机构的协助下，NSF仍在加大力度收集博士科学家的数据，并不断为此开发新的机制，比如职业生涯早期博士项目(Early Career Doctorates Project)。2016年，NIH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为国会编制一份有关新一代科学家的报告，名为《新一代研究者计划》 (Next Generation Researchers Initiative) ，报告预计将于2018年发布。
为了推动人才发展领域的最佳实践，我们必须创建透明的数据共享系统。社会科学家一直在向NIH, NSF和其它联邦机构要求获得有关基金授予情况的行政记录，以便（举例来说）评估接受个人训练基金与导师R01基金资助的研究者的事业成就有何不同。NIH和美国人口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寻找将数据转移至联邦统计研究数据中心（FSRDC）安全模块的方法。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以及联邦循证决策委员会等联邦机构致力于应用数据来改善政策和项目。科学家也应倡导采取类似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训练和人才发展。ⓝ
Nature|doi:10.1038/541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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