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出科学家？中美英日巴印肯俄八国如何应对科学领域阶级问题
原文以 Is science only for the rich? 为标题
发表在2016年9月22日的《自然》杂志上
在世界各国，贫困和社会背景依然是追寻科学事业的巨大障碍。
去年，Christina Quasney几乎放弃了。她是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家庭条件远非优越。她的父亲在马里兰州的Millersville小镇开了一家小修车铺，而她是全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过去几年，25岁的她一直一边上学，一边挤时间打工挣学费，但离毕业仍然遥远。她说：“我开始觉得，是时候放弃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继续我的人生了。”
像Quasney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学生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在科学界，研究者总觉得除了研究成果的质量，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但事实是财富和背景也很重要。成功挤进科学领域的弱势背景学生还是太少，这些少数人往往会发现由于前期教育质量低下，自己对科研工作的准备并不充分。
很少有国家收集详细的社会经济状态数据，但现有的数据一致表明，世界各国正在浪费弱势背景青年的天分。这些青年本原本可以加入解决健康、能源、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社会挑战的行列。很明显，虽然阶级问题普遍存在，但是具体的表现方式却不一样。《自然》杂志调查了八个国家应对科学领域阶级问题的方式。
原文作者：Jane J. Lee
相对于全球水平来说，Quasney是幸运的。她生活在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充满了教育和工作机会。但对像她一样为生活挣扎的学生来说，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也可能会带来重重阻碍。
“这一切是从高中开始的，”布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Andrew Campbell说。他指出，政府支持的早期教育主要是由州和地方出资的，由于科学课程最为昂贵，在相对贫困的地区，很少有学校能负担得起多门课程。因此，相较于往往就读于设施完备的私立学校的富裕同龄人，来自这些地区的学生更难应对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
这也导致贫困地区的学生在竞争激烈的申请过程中处于劣势：2013年，在家庭收入水平最低的高中毕业生中，只有40%左右进入了大学，而家庭收入最高的高中毕业生有68%进入了大学。
那些进入大学的学生不得不设法支付愈发高昂的大学学费。从2003年到2013年，在调整通胀因素后，州立大学的本科生学杂费和食宿费平均上涨了34%，私立大学上涨了25%。顶尖大学每年的各项费用很可能高达六万多美元。许多学生的家长至少支付了部分学费，本人也能获得奖学金、拨款和联邦助学贷款。还有许多人像Quasney一样兼职工作。
然而，约61%的美国本科毕业生在毕业时仍然负担着平均26900美元的债务。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费一般来自科研经费和教学岗位报酬，但如果研究生还需要担心还贷问题，就可能会打消他们继续科研训练的念头。
美国各地正在实施一些资助项目试图帮助来自弱势背景的理工学生，其中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今年年初宣布的INCLUDES项目，资金达1400万美元。但对Quasney这样的学生来说，能否继续从事科研仍然是个运气问题。
她说，去年的一天晚上，马里兰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家Michael Summers恰好在她做服务生的餐馆吃晚餐。这次偶遇让Quasney在今年一月加入了Summers的实验室。在Summers实验室的经历让她感触颇深。在此之前，她一直觉得自己的一些教授已经忘了为生活而挣扎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但Summers的实验室恰恰相反。“实验室里不会有说三道四，教授也不会区别对待，”她说。
Quasney的经历帮助她理解了自己在申请研究生项目以及追寻科研事业时会遇到什么。“我会坚持下去的，”她说，“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
原文作者：David Cyranoski
目前，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数量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中国政府努力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以消除普遍贫困，尤其是在内陆省份。
举例来说，为了帮助贫困学生，北京市将大学学费设置得非常低，而且禁止上涨。每年仅需交纳5000元人民币（相当于750美元）的学费就能在北京市的顶尖院校就读，比如清华大学。对支付不起这一数目的学生，中国还有国家助学金计划，包括免税贷款和免费入学。
与此同时，为了团结55个少数民族（往往也属于贫困人群），许多省份还会给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加分。录取配额制确保了精英院校中有来自新疆和西藏等偏远地区的学生。中国甚至还有12所专门为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的大学。
但在表象背后，中国科研界的现实和平等主义理想之间仍存在差距。在顶尖大学中，政府高级官员和私人企业主子女数量高得不成比例。当商界有更轻松、一般也更赚钱的工作等待着自己时，学生们往往不愿选择工作强度较大的科学事业。根据一位报道科学政策议题的记者贾鹤鹏的说法，这一点对来自富裕家庭的优秀学生来说尤其如此。
贾鹤鹏说，因此，科学家往往来自更为贫困的家庭，从家中获得的支持更少，经济负担也更大。低工资进一步恶化了这一情况，各科学领域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六千元左右，是美国新招大学教师的五分之一。对博士后和初级岗位的研究人员来说，情况尤为艰难：“如果生活在大城市的话，他们几乎没法维持家人的温饱”，贾鹤鹏这样形容。因此，许多科学家将部分经费用作个人开支，而这又致使他们不得不申请更多的经费，从事许多不同的项目，发表大量论文，这反过来又使他们难以保持科研工作的质量。
许多中国研究者通过寻找海外的职位来逃脱这一陷阱。2016年，上千位博士后将会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资助下出国，更多人会自行寻找国外的资助者。但中国也有能力吸引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回到中国。今年四月，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的研究员曹凯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一位归国科学家获得了数目惊人的80万元年薪。
但曹凯表示，这个数额并非常态，而是他和同事用来说服“政府提高公立大学教授工资”的一个极端案例。他认为，无论科研人才来自怎样的社会背景，提高工资对吸引和留住他们都大有裨益。
原文作者：Elizabeth Gibney
就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在科学界，家境优越，或拥有精英教育背景（比如伊顿公学）的人所占的比例更高。
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科学界是平等的——对于那些已经选择了将科学作为事业的人来说。一项2016年的研究显示，和法律或金融界不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研究者收入并不比家境优越的同侪更低（D. Laurison and S. Friedman, Am. Soc. Rev. 81, 668–695; 2016）。
但要进入科研界却很难。同一项研究发现，工薪家庭占英国总人口的35%，但只有15%的科学家来自工薪家庭。另一项研究发现，过去25年间，在英国出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44%就读的都是私立学校，而这些学校只为英国人口的7%提供教育 （P. Kirby, Leading People 2016, The Sutton Trust, 2016）。“职业阶级障碍是存在的，”英国科学协会总监Katherine Mathieson表示，“但对科学界来说，这一点尤为突出。”
Laurison, D. & Friedman, S. Am. Soc. Rev. 81, 668–695 (2016)
其中一项障碍是从事科学事业的抱负。在一项仍在进行的十年研究中，伦敦国王学院的一支研究团队发现，10到14岁的英国儿童大多数都觉得科学有趣，但来自工薪家庭的儿童很少视之为一项事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很少遇到从事科学相关工作的人（ASPIRES: Young People's Science and Career Aspirations, Age 10–14, King's College London, 2013）。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王学院的团队正在与伦敦的学校合作开展一个试点项目，向11到15岁的儿童展示科学是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比如检验食物中的化学物质，以及科学技能在一系列职业中发挥的作用。初期成果十分可喜，因此团队计划在明年扩展这一项目。
另一大障碍可能是，对科学工作有兴趣的英国学生一般需要在16岁时放弃其他学科。“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了解科学界有哪些职业机会，或许会将选择科学视为一场高风险的赌博，”Mathieson说。
第三大障碍是，英国大学的学费在2012年突然上涨到了9000英镑（相当于12000美元）。“对家庭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学生来说，这样的学费带来了巨大的阻碍，”Mathieson表示。
她补充道，科学界无法代表不同社会背景的危险不仅在于浪费人才，而且还会使科学进一步远离社会公众。今年六月的脱欧公投就明确反映了这一脱节：超过一半英国人支持脱离欧盟，但只有十分之一的研究者持这一立场。“不断分化的世界观是个真正的问题，”Mathieson说，“对科研质量和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位置来说都是。”
在日本，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中国或印度那么极端。然而，在过去十年来，研究生教育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尤其是对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来说。一些人警告，这有可能会让科研成为富人的保护区，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代价。“这个问题正在日本浮现，”伊藤裕子表示。她在日本科学振兴机构（日本的一个主要科研资助机构）从事科技政策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在于学费上升：即使是在学费相对低廉的国立大学，学生在1975年支付的86000日元（840美元）的大一学费也只能算是817800日元——2005年起实行的学费——的一点零头。此外，由于长期经济衰退，日本家长的平均生活开销已经比十年前下降了19％。
这使得学生愈发依赖“奖学金”；在日本，奖学金主要是需要偿还的贷款。一半的研究生都有贷款，四分之一的学生贷款数额超过500万日元。“许多学生就是付不起成为研究者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科学政策教授角仓浩一表示。
就算是依靠贷款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能找到让贷款物有所值的工作。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在30-60岁的壮年年收入不到300万日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伊藤裕子说，“学生在追寻学术生涯前很可能会感到犹豫。”
高等教育中的社会分野已经显现出来。成为研究者的关键一步是进入东京大学这样的一流机构，但东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全国平均的两倍。“如果这一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伊藤裕子表示，“科学将会成为富人的专属游戏，距离解决当前社会问题越来越远。”
日本政府正在盘点问题的现状。8月2日，日本政府宣布了“投资未来”计划，承诺增加对不需偿还的奖学金的拨款，让更多学生获得免税学生贷款。
但角仓浩一认为，政府还没有更为详细地检讨研究者的成功与经济因素的关系，“在未来，这将是一项重要的议题，”他说。
在巴西，财富不平等的表现在各个领域都十分极端，包括教育。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十分低下，除了最最贫困的家庭没人会选择就读，直到2014年都只有57%的19岁年轻人读完高中。
但也出现了进步迹象，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医学领域。举例来说，在2011年，巴西创立了科学无国界项目，将派遣上万名成绩优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出国学习。由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已经享有了最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预期他们将会占据绝大部分入选名额。但截至今年项目第一阶段结束后，73353名参与者中一半以上都来自低收入家庭。
“这一数据让我们十分震惊，”Carlos Nobre说，他是一位气候科学家，曾在资助科学无国界项目的基金会之一担任主管。
与此同时，在圣保罗，著名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医学院选择优先录取来自公立学校的优秀学生。学校在2004年决定开展这一项目，因为研究显示，对入学前考试成绩接近的学生来说，大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公立学校毕业生往往比私立学校毕业生表现更好。
Carlos Henrique de Brito Cruz在担任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校长期间发起了这个项目，他觉得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相当简单。“这些学生在成长中克服了更多的障碍，”他说，“当他们进入和其他人同等难易程度的环境中时，便能实现更多的自我潜力。”
巴西政府在提升科学素养、推动更多学生从事科研事业方面的投入或许已进入收获期，在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于2003年就任后，这些项目进一步获得了动力。巴西科学、技术与创新部中的一整个部门都致力于实现“社会包容”，改进公立学校，推动能对当地社区产生影响的研究，比如营养和可持续发展。
专家认为，低质量的中学教育仍然是一大问题，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解决。然而，Nobre认为，现有的项目已经足以让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支持抱负远大的学生取得成功。下一个问题在于这些学生能否促进巴西的科学创新。他说：“在他们进入就业市场后，我们必须很快开始评估这些学生身上会发生什么。”
虽然拥有班加罗尔等名扬海外的技术中心和包含多个分校的印度理工学院，但由于农村学校低质、语言障碍和种姓体系，在印度，许多有天赋的学生从未能够实现自己的潜力。尤其是在农村，高等教育——包括科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政治家和高级种姓的特权。
印度的科学部门和人口普查都没有收集种姓、农村人口或性别在科学界的分布数据，但印度科学理工学院的化学家Gautam Desiraju表示，印度农村学生显然受到了缺少优秀科学教师和实验设备的阻碍，也不了解进入主流科学界的机会。对不被鼓励求学或求职的农村女孩以及来自贫困家庭、需要为积攒嫁妆而工作的城市女孩来说，这种阻碍甚至更大。
许多农村学生也受到了英语水平欠佳的阻碍，英语往往是学校用来解释科学问题的语言。“精英大学的教授、面试官和选拔委员会往往对这样的学生存在偏见，”印度国家科学院的免疫学家Indira Nath表示。
在官方层面，种姓并不是问题。印度宪法和法院强制规定，最高可达一半的就业岗位和教育机会必须提供给历史上受到歧视的族群成员（译注：这些种姓和种族成员被称为受保护人群，reserved category）。然而，印度几家顶尖的科学中心不受这一条款限制。在现实中，“从高中到大学阶段，都存在着对受保护人群无意、细微或隐蔽的歧视”，印度国家物理实验室的一位退休科学家Shri Krishna Joshi表示。教师不像鼓励高种姓学生一样鼓励他们。因此，“受保护人群中的贫困学生往往会产生心理障碍，认为自己无法与他人竞争。”
然而，Desiraju说，已经出现进步迹象。长久以来，印度官员都认为只需要设立卓越科学中心，教育的影响便会渗透到大众之中。“但现在，”他说，“各个机构开始采用更加自下而上的方法”，试图发现处于经济底层的人才。”
在德里大学南校区，遗传学家Tapasya Srivastava看到了这一转变的效果。“对各个种姓的人群来说，高等科学教育的竞争力都在提高，族群间的差异也正在缩小，”她说。
“有才能的年轻研究者是依靠自身的能力，而非宪法保护被录取的，”Desiraju同意这一点，但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印度小镇或小村庄，找出富有才华的女孩或男孩往往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肯尼亚的许多贫困学生都对科学有兴趣，但很难将科学作为事业。
Francesco Cocco/Contrasto/eyevine
在肯尼亚，约40%的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不到1.25美元，但对进入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学生来说，阶级的影响微乎其微。作为非洲高速增长的“狮子”经济体之一，肯尼亚的大学入学人数从2011年以来增长了一倍以上，在去年达到了50万人。政府为科学成绩优秀的贫困中学生提供学费补贴，还有帮助他们支付生活费用的贷款。
然而，在研究生阶段，由于国内缺少机会，许多有潜力的肯尼亚科学研究者必须在国外完成部分训练。“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进入科学领域，而是坚持下去，”Anne Makena表示。她出身于社会下层家庭，是肯尼亚莫伊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现在，Makena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化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对留在国内的学生来说，要从事研究工作，最可靠的途径是在外国资助的组织找到工作，比如位于内罗毕的国际昆虫生理学与生态学中心（ICIPE），或者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MRI）和英国惠康基金会的合作项目，但这些职位竞争非常激烈，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被录用。Makena说，在这一阶段，家境更为贫困的毕业生更有可能放弃科学事业。他们受私营部门丰厚的收入吸引，而且需要对家庭做出经济贡献，而家境富裕的学生可以继续等待下去。
另一项不确定因素是，肯尼亚大学难以从政府取得足够的运营资金。资金短缺促使肯尼亚各个公立大学的副校长联合提议，要将资源密集型课程——包括理工科——的学费提高五倍。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而政府补贴没有跟上，那么贫困学生便有可能放弃科学，修读更便宜的课程。
ICIPE的行为和化学生态学主任Baldwyn Torto说，这将是一件憾事，因为在他的经验中，来自贫困家庭的肯尼亚学生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你会发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表现同样出色，如果不是更好的话，”他说。
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陷入了资本主义泛滥和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的境地中。但在教育领域，俄罗斯仍然保留了社会主义理想：即使现在，很大一部分理工科学生和研究者都来自中低收入家庭。
“俄罗斯全国上下已对教育机会平等之于国家现代化的价值形成共识，”Dmitry Peskov说，他是俄罗斯战略倡议署青年人才部门的主管，该机构的职责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创新。俄罗斯拥有约3000所高等院校，大约一半的高中毕业生都会进入大学学习，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是35%。
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地方政府十分注重发展科学和工程实力。教师会去发现最小只有4到6岁的有天赋的学生，如果这些学生一直显示出潜力，就会被鼓励就读当地的大学，那里的免学费项目可能以当地需求为主，比如农业技术等。
在科学、艺术、体育甚至棋类中表现出高超才能的儿童还可能被录取至位于索契的天狼星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后，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下成立的，旨在帮助俄罗斯最有天赋的青少年在顶尖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协助下开发潜能。
自2015年12月起，在地方或全国科学竞赛和国际数学奥赛上取得奖项的学生还有望获得每月20000卢布（合307美元）的总统奖金。这些奖金让数百位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得以在国内顶尖大学学习，唯一的条件是在毕业后至少在国内待五年。
尽管做出了这么多努力，俄罗斯的科学产出仍然相对偏低。Peskov表示，其中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科学界与外界隔绝。俄罗斯研究者虽然背景多样、专业技能高超，但英语水平往往较差，在国际会议和合作中无法充分展现自我。俄罗斯政府未来是否会支持科学存在不确定性，也加剧了这一问题。Peskov指出，“在俄罗斯的优秀年轻人中，金融、工商管理或工业领域内的高薪工作比高风险的学术事业受欢迎多了。”ⓝ
Nature | doi:10.1038/5374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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