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冰洋上到实验台边，这些镜头记录着科学家的风采

原文以Photography: Science on camera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5月3日的《自然》专题报道上

原文作者：Jack Leeming

“工作中的科学家”摄影比赛获胜作品揭晓。

2014年6月，古生物学家Kseniia Ashastina拍下了她的导师Frank Kienast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处永冻层采集古植物样本时的照片。Ashastina是德国森肯贝格第四纪古生物研究站的一名博士生，她说，当时现场的气温是舒适的20°C ；在这片区域，每年有7个月的时间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数十万年来，土壤中的水不断结冻、解冻，在地面刻出了深深的裂口，并产生了照片中所示的陡峭的冰封构造。

获胜作品：2014年6月，一名研究人员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层中收集样本。器材：尼康D300相机，17-50mm非球面镜头。

Kseniia Ashastina

这是个偏远地区：只有Ashastina和Kienast二人在那里，而且没有手机信号。Ashastina说，虽然看起来并不像，但现场其实十分嘈杂。“有无数蚊子想要咬你，还有冰面解冻和树木吱嘎作响的声音。你得学着苦中作乐。”   

该区域非常适合Ashastina的研究，因为裸露的地表下面有永冻土，而且由于太冷，细菌不会把她的样本分解殆尽。对于大约2万年前曾经游荡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型哺乳动物来说，它们的骸骨也是如此；当时，一座绿意葱葱、生机勃勃的陆桥连接着亚洲和北美。每年夏天，随着构造中的冰层融化、地表裂口向森林方向延伸，这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股骨、头骨、腓骨和胫骨。

枪炮与象牙

在拍下这张照片后不久，Ashastina和Kienast就在附近扎营了。这时，两个喝醉了的当地人带着枪突然从森林中冒了出来，要求他们说明在这里做什么。每年夏天，这两人都会从泥地里挖掘早已死去的猛玛象象牙卖钱，他们深信，眼前的两个陌生人是来和他们抢生意的。Ashastina说，但是当他们查看了她的样品袋，发现他们没有动象牙，而是在收集泥巴时，那两个当地人震惊得酒都醒了。

我们在三月初宣布举行Naturejobs“工作中的科学家”摄影大赛，而这样的故事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科学家们在寻找联系、讲述研究故事上花费了许多时间，但他们自己也拥有动人、惊险、充斥着枪炮与象牙等元素的精彩故事，它们最适合通过照片来讲述。

2006年，气象学家Timo Palo（本文也会讲述他的故事）开始在北极工作，他意识到，用照片向家人传达他的消息更加容易。“对科学家来说，通常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他们的工作，”他说，“在这方面，摄影能起到作用。”

在整个三月期间，摄影大赛共收到了约170份投稿，投稿者来自新西兰、挪威、加拿大和卡塔尔等全球各地。我们将在本文呈现五张最佳照片。获胜照片是由一组《自然》设计师和记者选出的，纯以美学价值为评判标准。我们不要求额外的背景故事，每位参与者只允许提交一张照片，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社交网络投稿。

“科学与艺术有许多共同点，”获胜作者之一Timo Kohler说。“如果你从显微镜下观察过生命，即使不是什么专家，你也能从中发现绝对的美。你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见、截然不同的世界。你能从中感受到艺术。”

Timo Palo:记录气候脆弱性

北冰洋波弗特海，2010年7月；尼康D300，10mm鱼眼镜头

Tim Palo

2010年，Timo Palo的临时住处、中国运输科考船“雪龙”号放弃了在北冰洋上寻找稳定泊位的尝试，停船让科学家登上浮冰。Palo爬到顶层甲板上，用鱼眼镜头拍下了这张照片。

Palo是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一位气象学家，他见证着这片区域发生的巨变。他说，北极的升温速度是其它地区平均气温上升速度的两倍。“海冰正在融化。作为科学家，你不能在分析数据之前下结论。但你能直观地看到这一过程。而当你捕捉到一些打动人心的影像时，它的影响可能会比文字大得多。”

Palo说，他一般会使用广角镜头来表现北极的规模。“一群小小的人类置身在广袤的冰雪中，在那里，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在接受完我们的采访后，他写给我说。但他意识到，鱼眼镜头能帮助他传达出不一样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北冰洋位于地球的最顶端，就像地球的屋顶一样。”在他看来，使用变形的镜头能帮助观者看清这个地球的“屋顶”——以及冰层融化造成的屋顶裂缝。

Volker Diekamp: 海上科研

大西洋，1997年12月；康泰时137 MD Quartz（ASA底片），35mm镜头

Volker Diekamp

Volker Diekamp是德国不来梅大学海洋环境科学中心（Marum）的一位海洋地质学技术员，他的工作是研究海底的沉积物。

1997年冬天，他在加那利群岛拍下了这张照片。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拍到这样的场景。这张照片展现了科学家和船员试图将海洋分析设备拉上德国科考船“流星”号的场景。他曾以技术员和随船摄影师的身份登上过流星号，参加前往南美、非洲和印度附近大洋的考察（他在1991年踏上了自己的第一次航程）。在陆地上时，他也忙于拍摄研究者同事的照片。“在大学里，工作中的科学家是我的主要摄影题材，”他说。

今年七月——“算是夏天，但那里还是很冷，”他说，他将飞往格陵兰岛，登上另一艘德国科考船梅里安号。

幸运的是，在照片中的1997年，海水还算温暖。Diekamp说，当时刚要拍照，他就感觉到了“船的移动”，立刻意识到他的同事们马上就要被淋上一身海水了。那他和他的照相机呢？“几乎没有弄湿，”他说，“我所在的位置很安全，我只需要关心照片，而不用担心海水。那是个千载难逢的拍照机会。”

Timo Kohler：照亮实验室生活

研究者和微流控芯片（放大版）；2017年3月；佳能6D相机，24–105mm镜头

Timo Kohler

拍下这张照片时，生物化学家Timo Kohler刚刚从他在剑桥大学的导师Florian Hollfelder组织的一次团队滑雪游中回来。Kohler说，Hollfelder很鼓励他的学生一起出门旅游。加入Hollfelder的实验室之后，Kohler已经去过了希腊克里特岛、印度和奥地利，Hollfelder还为他们计划了其它行程。“实验室里有许多社交活动，”他说，“你能在实验室里交到朋友。”

照片展示了Kohler的博士同学检查微流控芯片的场景。为了拍摄这张照片，Kohler将平时用来观察芯片细节的放大镜倒了过来。“这是为了艺术效果。在科研中，我不能这么做，但在摄影中，我可以想怎么用光就怎么用，”他说。

Mehmet Davrandi：偶遇扁桃树

血平板培养基上的细菌；2016年11月；佳能80D相机，24-70mm镜头

Mehmet Davrandi

伦敦大学学院的微生物学家Mehmet Davrandi说，这张照片是犯错的结果。为了更好地理解牙菌斑，他在血平板培养基上对口腔细菌进行了培养和观察。但是，这一次他不小心把细菌涂错了。在光源下检查菌群时，他发现菌群生长成了树的形状。

Davrandi来自塞浦路斯。“我们的花园里种了许多扁桃树，”他说，“所以每个塞浦路斯人都很喜欢扁桃仁。”但他也感到这张照片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寓意：“罕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演变成了非常重大的事件，这真是令人惊讶。这表明生活其实充满了偶然性。”

实验失败了并没有让Davrandi感到担心：他还有别的培养基可用。第二天，他把自己的相机带到实验室，然后拍下了这张照片。“严格来说，实验室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确信没人会抱怨。”ⓝ

Nature|doi:10.1038/nj7652-1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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