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棒"和"胡萝卜"，谁能让人们吃得更健康？
原文以Reward food companies for improving nutrition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4月3日的《自然》评论上
原文作者：Lawrence Haddad，瑞士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执行董事
Lawrence Haddad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激励商业公司完善全球食品系统，而不仅仅是惩罚它们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本月，英国政府开始征收软饮料产业税（Soft Drinks Industry Levy）。生产、包装或进口每100毫升含有5克或以上糖分的饮料的企业将要交税。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加价以对冲额外的成本，但是这也会抑制消费。而英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刺激大多数企业降低饮料含糖量，以避免交糖税。
为了减少民众对添加糖的消费，不少国家的政府开始对加糖饮料征税。
来源：Eric Lafforgue/Art in All of Us/Getty
超过20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开始征收一定形式的糖税。不少研究表明，糖税可以减少添加糖的消费。比如2014年墨西哥政府就开始对糖添加饮料征税，到2015年，这类饮料的销售量跌去了近10%。
这种为了惩罚企业危害公众营养健康而采取的“大棒”措施很受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欢迎。但是在我看来，由于从根本上对企业不信任（通常合乎情理），我们或将错失鼓励私营企业多做改善民众健康之事的良机。我们不要仅仅限于让它们少犯错误，也就是说在“大棒”政策之外，我们也应该采取“胡萝卜”政策。
不信任的历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试图改善民众营养条件的人把食品企业看作是问题的所在，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核心环节。这主要是因为食品企业常常鼓吹代乳品和含糖饮料。
从1981年开始，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开始捍卫6个月以下婴儿的母乳喂养，并鼓励将母乳作为年龄更大的婴儿的膳食补充。该守则的目的在于防止产妇、医疗工作者以及医疗系统受到那些贬损母乳喂养的商业广告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采纳了这项守则。
但是某些国家的食品生产商常常无视这项守则，他们会唆使医疗机构在给新妈妈的新生儿套装里塞入配方乳，或者通过免费派发或打折的方式销售给准妈妈。
某些以儿童为目标的软饮料厂商采用的市场营销和游说策略也同样臭名昭著。比如，他们会给教材教具冠名，在计算机游戏中植入不健康食品的广告，或者用玩具来吸引在餐厅就餐的孩子购买他们的产品。这些饮料会显著增加消费者患上二型糖尿病、心脏病和其他慢性病的几率。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厂商拒绝为肥胖率的增长承担任何责任。在过去的15年里，这些地区的肥胖率和软饮料的消费同步上升。
上述问题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量研究指出“胡萝卜”政策的潜在价值的情况下，它们依然鲜有实施。在那些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了2016-2017年关于提升国民健康饮食的财政方案的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国家已经给不健康食品和饮料加了税，但是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家为健康的替代食品饮料提供补贴，帮助降低其成本。
别忘了企业才是世界食品系统的主要投资人。2016年，好时（Hershey）和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各自在广告上的支出就超过了5亿美元。2014年，全球捐赠者在对抗饮食相关慢性病上的捐款总共才5千万美元（见“顶级投资者”）。
惩罚性政策、政府鼓励健康饮食的指导意见以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并不足以改造食品系统，让更多的人吃得更健康。政府必须要给予食品系统的大投资者一些激励，这样才能让他们在改善营养的变革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共同努力
25年来，我都是在公共部门里工作。现在，我管理着一家位于瑞士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改善营养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Improved Nutrition，GAIN）。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鼓励公私部门共同努力来改善营养食物的购买难度、价格和吸引力。入职短短18个月，我就坚信，许多私营企业愿意在赚钱的同时，调整商业模式、改善民众营养状况。
一些企业的老板有这么做的动机，比如他们的家人患有饮食相关的慢性病。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将资源投入到公共营养事业中有助于吸引有才华、有干劲的员工。总体而言，我已经被这支新兴的私营企业老板“联盟”的承诺、学识和诚恳感动了。
公私部门合作可以从许多方面改善公众营养状况。排名前10的跨国食品公司生产了市面上超过50%的软饮料。但是排名前10的“包装食品”公司（为超市和商店供货的品牌）只占全球销售额的15%。因此，公共部门应该和中小型以及大型国内企业合作，而不是仅仅和跨国企业合作。合作伙伴甚至可以包括那些非食品领域的企业。
比如，手机运营商就可以向大众发送经过政府批准的健康饮食信息，或是给他们发送相关链接。通过提供这一类公共服务，他们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坦桑尼亚、孟加拉以及加纳已经和GSMA协会合作试行了这种方法。（GSMA协会是超过300个手机供应商的联盟。）
同样，市场营销和广告公司也可以帮助公共部门改善营养相关媒体信息的“粘度”。比如在2014年，印尼政府就曾经和一家印尼的创意组织、GAIN以及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合作，创作了一支1分钟的视频，在视频里一位母亲抱怨别人没能让他们的孩子好好吃饭。和政府关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的标准说教相比，视频的幽默和煽情看起来奏效了。对这次宣传活动的独立评估显示，在受访村庄里，这个视频使50%的6-23个月大的婴儿达到了营养标准，而在控制组（没有播放这个视频的村庄）里这个数字仅为36%。
专门从事食品运输和包装的企业也能采用相对低价的技术（如再利用集装箱或便宜的隔热材料）减少储存和销售过程中的食品损失。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如水果）含有的微量营养素通常比保质期更长的食物（如谷物）要多。去年，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政府的领导下，我们GAIN为尼日利亚的番茄种植户和可回收塑料箱的供应商牵了线。在亚洲的研究显示，这种塑料箱可以将水果蔬菜在供应链中的损耗由使用柳条篮子时的30-50%降低至5%。
有了公私部门在技术和财力上的支持，中小型企业（比如园艺公司、水产公司）也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变得更吸引人，并以更实惠的价格卖给更多的人，赚取更多的收益。自2013年起，GAIN就开始和约500家类似的企业合作，让更有营养的食物（如豆类、鱼、花生和鸡肉）进入五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市场，并让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变得更便宜。独立评估显示这些活动起到了效果。比如，在一家肯尼亚公司的帮助下，当地68%的人口都能买得起罗非鱼，此前这个数字是49%。
用包装公司提供的塑料箱代替柳条篮子可以在运输过程中为番茄提供更多保护。
来源：Akintunde Akinleye/Reuters
共同努力
那么，政府和其他致力于改善公众营养状况的人该如何找到和抓住机会改变民众行为呢？需要采取以下五项措施。
扶持经营营养食品业务的企业。为了振兴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政府经常为出口商品设立减地租或减税的出口加工区或是工业园区。那么为什么不为营养食品制造商也设立减地租、减税、降水电费的工业园区呢？
大多数想要成为下一代食品巨头的中小企业感到很难获得金融服务。银行认为这些公司风险过高而拒绝给它们投资，而它们也不够格申请为贫困家庭提供的小微金融贷款（1-10美元）。有鉴于此，政府可以设计一些金融工具来满足它们的需求，比如为营养食品供应商提供低息贷款。
政府也可以制定针对特定群体（如路边摊商贩或是餐饮服务企业）的有效“质量标识”，表明他们售卖的某类食物是否健康（或不健康）。评估显示，英国和澳大利亚采用的“红绿灯系统”（用红黄绿为食物打分），或是智利采用的黑色停车标志看起来都是引导人们健康饮食的有效方法。
开发健康饮食需求。商业领袖常常告诉我，如果消费者希望有更多的营养食物，那么他们就会去满足消费者。但是企业也会塑造消费者的需求，一些企业诱使消费者对不健康的食物产生偏好，这主要是因为不健康的食物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运输、推广和销售，而且能大幅标高售价。
在塑造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方面，政府必须要带头，就如它们在扭转吸烟和酒后驾车行为方面做的那样。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和非营利基金会以及创意机构合作，在传递健康信息时做到准确而令人过目难忘，避免刻板无趣。
在英国，非营利组织食品基金会（Food Foundation）就在致力于改善民众营养状况。2017年末，该组织与创意机构ifour合作，利用儿童对超级英雄的喜爱设计了能够鼓励他们吃蔬菜的信息和图片。这次活动的效果还没有得到严格评估，但是2015年另一个针对厄瓜多尔某省家庭的类似活动促进了6-9个月大婴儿的鸡蛋消费（每天吃一个），改善了他们的生长发育。这样的激励措施会提高健康食品消费需求，从而鼓励企业满足这种消费需求。
创造参考模型。政府和企业都需要一些经过评估的可行样本，以供他们做协作参考。
公私合作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其它领域，如卫生、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或者从公私组织的未公开报告以及参与人员的观念中可见一斑。2016年的一项研究综述得出的结论是：“很少有针对商业部门在营养食品领域的影响而做的独立而严谨的评估。”
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研究者和营养促进组织需要更好地把已经学习到的经验传播出去，比如可以创造一个知识数据库，就类似于世界银行关于修建道路、港口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公私合作模式的免费访问网站。
名利兼收，或是名誉扫地。企业可能使公共卫生计划走偏，把公开的研究改头换面，为己所用。比如2015年，《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项调查发现，供职于英国政府顾问机构的研究者从大型软饮料企业获得了资助。这种资助究竟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研究，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行为显然会损害公众的信任。
同样，政府的无知或规划不当也可能阻碍企业为民众营养做好事。比如，一些政府对预混料征收关税，但其实这种富含微营养素而且用量不多的物质是用来为主食（如小麦和玉米）增加营养的。这样的关税可能使食品加工企业放弃这种能够为公众健康带来好处而且价格实惠的措施。
除此之外，还需要设立一个打分体系，指示哪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正在做有益于或有害于民众营养状况的事。
一个突破性的发明就是“获得营养指数”（Access to Nutrition Index）。该指数每3年公布一次，主要采用全世界最大的22家跨国食品饮料企业自行提供的信息，评估这些企业在营养不良或肥胖方面的相关政策、实践以及表现。虽然这个指数已经开始提供国家类报告，但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独立循证性国家评估。
世界银行目前根据创业和运营企业的难度为190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原则上，也可以对政府进行一个类似的排名，评估在它们的管理下，企业生产让人买得到、买得起和想要买的营养食品的难易程度，这些可以是能够减少贫血女性比例或肥胖儿童比例的食品。这类评估或可由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牵头，它们将可以展示哪些政府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改善民众的营养状况。
促进公私部门沟通。公私部门从事营养相关工作的人相互开展更多的对话，有助于促成其它几项措施的贯彻实施。
公私部门在文化、语言和人脉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实际上，在我加入GAIN之前，我只和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打过交道。
我介绍的这些责任机制能够帮助公共部门的人士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同样，深刻而务实的利益冲突指导守则也有助于揭示公共卫生目标何时面临风险。
促进双方对话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在会议上，专家组成员应包括来自公私两部门的人士；公共资助机构可以鼓励公私部门联合申请营养研究合作项目；企业和公共部门组织可以开展员工交换计划；还可以在大学或私人机构里开设面向管理层的课程，这有望吸引两部门的专家前来互相学习。
许多分析人士（我曾经也是）把“大烟草企业”比做“大食品公司”。这两类公司都可以给消费者和社会施加巨大的影响力，而它们的产品也能够产生巨大的危害。
但是二者之间仍有本质区别。和大烟草企业不同，大食品公司并没有垄断市场，还有其他中小型业者。另外，大烟草企业不可能生产有利于健康的烟草，而大食品公司却能够制造有营养、可持续的食品。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推动下，食品公司可以生产更多、更实惠的营养食品。ⓝ
Nature|doi: 10.1038/d41586-018-03918-7
我们应该如何提升人们饮食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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