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恶魔本魔，还是现代生活的替罪羊？

原文作者：Simon Makin

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世界的产物会影响精神健康吗？这背后的担忧推动着科技公司做出改变，而相关证据只有一鳞半爪。

在1909年的一部短篇小说《机器休止》中，作者E.M.Forster想象了一个人们生活在地下独立格子间的世界，所有生活需求全赖一台全能的“机器”，人类活动主要靠远程通讯——面对面交谈令人不满。最终，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机器停转，文明崩盘，人类的未来只剩生活在地表、不曾依赖机器的人。

来源: Jan Kallwejt

这本书广受好评，不仅因为它对我们现在超互联时代颇具预见性的想象，也因为它洞察了全能技术对人类的影响。未曾想，我们开始受困于类似的问题。当我们将自主权拱手让予技术，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会产生技术依赖吗？数字技术又会对我们的头脑产生什么影响？

英国通信管理局（Ofcom）的数据显示，78%的英国人都有智能手机，95%的16-24岁人口有。人们平均12分钟就会查看一次手机，1/5的成年人每星期上网超过40小时。

这种互联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过去十年，使其成为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最快的变化之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电子游戏和长时间盯着屏幕被指会损害记忆力、注意力和阅读能力，使我们的交际能力下降，变得野蛮，失去同理心。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公众压力，推动造成这一重大转变的企业巨头正在努力减少伤害，控制上瘾。

但一些研究人员表示，二者负面关联较小，缺乏因果证据。的确，许多研究都发现了积极影响。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对立双方逐渐成形。

担忧的原因

数字技术被指存在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损害心理健康，削弱认知能力。在美利坚大学学习语言的Naomi Baron认为，阅读媒介转变为屏幕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阅读能力，而是我们阅读的方式。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阅读的期望？”她问道。一些研究发现，相比在屏幕上阅读的人，阅读纸质书的人往往更容易回想起具体细节，或重构故事情节。印刷书的手感和结构是造成差异的部分原因。

Baron表示，更重要是的是，数字环境促使人们不再严肃对待书面材料。和印刷文本相比，人们对数字内容的专注度更低：他们跳读、一心多用，或者很快转移目标。她说：“数字媒体使我们丧失了专注。”她正在协调一个国际项目，向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传播研究结果，并制定优化所有媒介阅读的策略。

有人担心，数字环境使人们的专注周期变短了——毫无疑问，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普遍。有研究表明，只要放一部手机在身边，就能让人在认知任务中表现下降，推测原因是：精力都放在摆脱手机上了。同样，有数字设备在旁边时，面对面交谈的质量也会下滑。

目前，这些结果似乎都是暂时的：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问题就都消失了。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数字技术所鼓励的多任务处理可能会对注意力产生持久影响。

有一项研究比较了轻型和重型“多面手”（指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人）在注意力控制任务中的表现。结果发现，重型多面手过滤干扰的能力不及前者，并且在任务切换测试中表现更差。这种影响尚存争议。后来有一些研究证实了这一结果，也有另一些与之相背，甚至将重型多面手与注意力提升联系起来。

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斯山分校的心理学家Larry Rosen认为，无处不在的互联性正在引发焦虑。“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活跃在6个网站上，”他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这也造成了社交成本。“我们有点儿像机器人，好像必须立即回复一样。”

Rosen觉得，正是这样的压力，导致出现“手机震动幻觉”（也就是人们以为自己的手机震动了，其实并没有）。在一项2014年的研究中，Rosen和同事发现，被禁止使用手机一小时的大学生产生了更多的焦虑，远离手机时间越长越焦虑；而对于日常使用手机时间更长的人来说，这种焦虑会增加更多。

Tristan Harris认为技术公司利用人类的基本情感来获取关注。

来源: Stephen McCarthy/Sportsfile/Getty

记忆力也是人们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主要受“谷歌效应”概念的驱动，也就是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可以稍后在网上搜索，他们便不太可能回想起相关信息。这种行为是众所周知的被称为“交互记忆”的脑力资源自适应的一个例子。交互记忆也出现在团队中，表现为人们不会尝试记住同事已经拥有的信息。

一项2015年的研究显示，保存一个文件的内容可以提高对第二个文件内容的回忆率，也就是说，卸载信息可以释放认知资源。在这些情况下，数字技术的作用可能是补充记忆，而非损害记忆。

不过，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认同数字技术会对睡眠产生有害影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家Candice Odgers表示，睡眠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睡前看纸质书和电子书的人，睡眠质量存在差异。“从实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手机会扰乱睡眠。这点很重要，原因很多，但对孩子们来说尤为重要。”

孩子们还好

青少年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数字技术伤害的群体。青少年上网的时间明显增加，他们未发育健全的大脑或许会让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正处于建立联系和确立身份的时期，因此对社会信号也非常敏感。

由于各项定义的变化，以及报告心理健康问题的意愿增加，要想对比当今青少年和过去几代人的心理疾病诊断率，是非常复杂的。但即便如此，有些差异还是显而易见。“你可以质疑症状报告，但很明显自杀变多了。”Odgers说，“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数字技术是否是罪魁祸首，尚无定论。2017年，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Jean Twenge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青少年抑郁症状、自杀行为和自杀率上升与屏幕使用时间增加存在关联。但这一影响很小，在导致女生出现抑郁症状的原因中占比不到0.5%，男生更低。这仅仅是一种相关性。“孩子们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与消极行为之间的关联很小，可以说反过来也是如此。”Odgers说。

Odgers和同事研究了数千名青少年的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联系，发现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的行为往往是不能分割的。“现实世界中痛苦的孩子，在网上也最可能展现出这些负面情绪。”Odgers说，“网络世界不太可能是起因。”他们可能更多地把网络作为一种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途径，比方说和其他人建立联系。

有证据表明，数字化通讯是有益的。对于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影响他们的感受的方式，更多是积极而非消极的。社交和情感健康水平自我报告最低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报告说，社交媒体对他们具有积极影响。“花费最多时间与他人联系、聊天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一般也最好。”Odgers说。

Odgers认为证据表明，对于数字技术影响健康的担忧，只是无根据的道德恐慌的一种。“手机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Odgers说。她认为存在风险的是那些本身就脆弱的人，“这种全面声称数字设备和上网会损害精神健康和认知能力的说法，尚未得到支撑。”

许多关于数字技术影响的研究都有所受限，例如难以寻找合适的对照组。Odgers说：“很难找到不使用这些设备的孩子。”

业内一位著名评论家、英国牛津互联网研究所心理学家Andrew Przybylski给出了更宽泛的意见，“许多这类研究都是不可靠的。”他认为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任何一个计算机代码，以及收集的数据都要公开。研究人员需要避免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做出假设。“如果你想得出强有力的统计推断，这种做法是非常有问题的。”

2017年，Przybylski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的成果。该研究收集了约12万名青少年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以及他们的精神健康数据，煞费苦心地要解决常见的缺陷。比方说，它是预先登记的——可以避免研究人员中途改变研究方向，或者在出结果后改变假设。

此外，这项研究的代码和数据也是公开共享的。它还区分了智能手机、电脑、电子游戏、电视和电影，以及工作日和周末时间，从而打破了所有屏幕时间都是一样的这一设定，比如区分了是和阿姨视频聊天，还是在手机上打游戏。

研究结果显示，和完全不使用数字设备相比，每天在上面花上几个小时的幸福感稍微强一点。而且只有经过较长时间后，幸福感才会减少，而这种差别也是非常小的（参见“一切重在适度”）。这些发现符合Przybylski的“金发姑娘”理论——也就是在今天的互联世界，“恰到好处”的屏幕时间实际上可能是有益的。

但是，这些仍然只是相关性。“一个每天上网1小时的孩子，和每天上网7小时的孩子，是有很大差别的。”Odgers说。

很难回答数字技术是否改变了神经发育，因为相关的脑成像数据很少。不过，青少年大脑认知发育（ABCD）研究将改变这一点，它覆盖美国21个研究点，是有史以来关于青少年大脑发育和健康的最大规模的纵向研究。

研究人员招募了约11500名9-10岁的儿童，使用脑成像技术，追踪他们10年期间的大脑发育情况，从而评估他们的身心健康、认知和行为，包括数字媒体使用习惯。研究方法和所有数据将对外公开。

初步分析表明，屏幕时间和大脑发育之间既存在正面关联，也存在负面关联。和一般的上网、看电视和打游戏相比，社交媒体对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好的。研究人员将每两年进行一次脑成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大脑发育之间的联系将会一点点揭开。

科技巨头的觉醒

2017年12月，Facebook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允许用户暂时隐藏一个人、页面或群组，或是与前任“保持一段距离”，此举也是为回应公众担心Facebook对健康造成影响。一个月后，Facebook宣布改版信息流，撤下品牌商和媒体内容，更加注重促进朋友、亲人和群组之间的联系，这是因为有研究显示，被动浏览信息流对用户不利，而与人建立联系是有益的。

之后，Facebook又宣布已经投资1000万美元来建立更优质的社区，提升安全性。2018年8月，该公司上线了“数字健康”工具，用户可以用它来监控上网时间，设置时长限制以及关闭推送提示音。

在这之后，苹果和谷歌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分别更新了iOS和安卓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允许用户监控自己使用设备的时间。用户可以看到自己查看手机的频率，不同应用的使用时长，每个应用收到的推送数量。两个公司提供了多种设置时间限制的选项，以及更丰富的隐藏推送功能（比如夜间隐藏）。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功能自然很受欢迎，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改善他们的健康。“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实验证据支撑。”Przybylski说，“科技公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得做出点什么，因为人人都在提意见。”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宣布改版信息流的时候，表示希望能“保证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是值得的”。这句话借用自两年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Tristan Harris发起的一项运动。在离开谷歌后，Harris组建了一个名叫Time Well Spent的倡议组织。2017年，他在TED做了一场演讲，累积观看量超过200万次。

在演讲中，Harris指出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要求他们尽可能频繁地将用户拉回平台，时间越长越好。他将此形容为“追逐神经冲动”，也就是用算法瞄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例如愤怒，以此吸引关注。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哲学家、Time Well Spent联合创始人之一James Williams表示，“我们信任的媒体系统指引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随时随地为我们带来即时奖励，这给自我监管创造了新的挑战。许多设计的目标不是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而是利用它们。”

Williams对科技巨头近期旨在改善用户健康所采取的动作不置可否。“它们好比绷带，而我们说到底需要的是全身手术。”他说，“如果绷带能最终带来手术，那很好，但更大的一种可能似乎是，绷带使得手术看起来不那么必要了。”他承认，确实缺乏关于数字技术影响的证据，也不看好这种情况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

技术发展的速度远快于我们了解其影响的速度。但Williams也表示，缺乏证据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按兵不动。“这类似于在你采取自我保护之前，要求冲着你来的敌方军队证明他们的枪里有子弹。”他说。

此处有龙

随着争议加剧，Odgers担心人们对数字设备危害精神健康的过度关注，会使他们忽视来自数字领域的更加紧迫的威胁。“孩子们的隐私得不到切实保护，算法不断以不太可能有益于孩子们的方式构建网络世界。”Odgers说。不过她补充说，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数字设备会损害精神健康。

Przybylski也认为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政策变动。他提到，伦敦皇家公共卫生学会组织了“九月戒手机”活动，鼓励人们从社交媒体中暂时脱离出来。他说：“如果你认真看待这场活动，其实它是一种医疗干预，而且完全没有经过测试。”

Przybylski正在和同事开展三项研究，旨在解决困扰该领域的若干问题。其中一项类似于上述“金发姑娘”研究，不同点是观察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另一项针对的是自我报告措施中的不可靠性；第三项处理的是因果关系问题。Przybylski说：“一项研究屠一条恶龙。”

在证据未浮现之前，急着采取行动会剥夺我们学习如何正确研究新技术对健康的影响的机会。“下一项技术很快会出现，或许非常危险，”Przybylski说，“那么，当我们面对的技术基础发生变化时，我们该如何夯实充足的增量知识呢？”

原文以Searching for digital technology’s effects on well-being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11月28日Nature Outlook上

ⓝ

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7503-w

点击“阅读原文”阅读英文原文

热门文章

点击图片阅读：智能手机并非毒药，但会放大部分青少年的脆弱|观点

点击图片阅读：王者荣耀限令之外，是全世界家长对于电子设备的焦虑

点击图片阅读：走，一起上街做科研！

版权声明：

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中文内容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版为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邮件[e-mail]。未经授权的翻译是侵权行为，版权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 2019 Springer Natur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