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回家做科研：科学家的归乡之路

原文作者：Elie Dolgin

为什么一些科学家会选择放弃国外的大好前程，回到自己的祖国？

Arun Shukla曾是炙手可热的红人。这位印度出生的结构生物学家先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去美国做了博士后，期间破解了业界公认难懂的膜蛋白及其调控分子的三维结构。在那之后，他开始寻找一份全职工作。

统计学家Weang Kee Ho为了能和家人一起抚养孩子而选择回国，目前在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任教。

图片来源：Kee Kooh Chen

世界各地的同行都邀请他申请自己所在的机构，许多都是欧洲和北美的顶尖院校。但是，离乡12年后，Shukla再也不想远离故土了。2014年，Shukla携夫人和幼子回到印度，并在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建立了一所实验室。这里离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不远，他的很多家人也生活在附近。现在，他只需要穿梭200公里而不是10000公里就能看望父母，而他们也能经常陪孙子玩耍了。

Shukla一开始就知道无论是资助机会、技术性基础设施还是学术声誉，印度和国外都有差距。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回国，在家乡探索他的特长领域——膜蛋白生物学。“我下定决心了，”他说，“我一定要试一试。”

许多在国外深造的科学工作者对于能够长期留在这些顶尖院校的工作机会都趋之若鹜，这一点也体现在全球青年学会（GYA）编制的一份调查中。GYA位于德国哈雷，是一个由青年科学家组成的国际性学会。GYA成员对7500多名非洲青年科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研究表现和事业发展。

调查结果于去年11月公布，结果显示大部分在外深造的非洲科学家更偏向于留在国外，但是只有回到非洲才能找到长期职位。“选择回国的是极少数。”领导这项调查的蒙特利尔工程学院经济学家Catherine Beaudry说。

国际学术就业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而在这些顶级院校云集的研究强国一般都很难找到“铁饭碗”。整体而言，在国外顶尖机构读博或做博后的人选择回国都是因为不得不回国，而非他们的个人偏好。

但Shukla是一个例外。他本是一位在国外深受欢迎的科学家，但是因为爱国情怀、家庭和其他个人原因，他选择回国开创事业。Shukla和众多做出类似选择的人都认为，回国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获得更强的个人成就感，并激励下一代研究人员这么做。

从零开始

Appu Kumar Singh在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学习离子通道生物学，如今，Shukla就是他的榜样：“作为一名独立的研究人员，他在过去十年里利用有限的资源取得了出色的科研成就，他的成功激励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博士后，我们原本可能不会选择回到印度，现在却不一定了。”

Shukla回国后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寻找资源，以便能继续他的蛋白质结构研究。他和印度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谈论了自己的计划，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印度需要一流的冷冻电镜才能发展本国的膜蛋白结构生物学。“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在印度办不到。”他说。但是，碰壁只会让他越挫越勇。

他和全国同行一起向印度政府请愿，希望政府投资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装备。去年，他们的请愿终于有了结果。2018年1月，耗资6.5亿卢比（900万美元）的印度国家冷冻电镜设施在班加罗尔的国家生物学中心启用。自此之后，同样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理工学院也采购了自己的冷冻电镜设备，Shukla及其团队希望印度能再多一些这样的设施，尤其是在坎普尔。

Shukla利用班加罗尔这些最新的显微镜解析了膜蛋白与其活化分子复合体的独特构象，他说这是印度首次独立完成此类研究。印度联盟（India Alliance）为此向他提供了一项主要研究经费，印度科技部也划拨了一笔资助基金。（印度联盟是由伦敦非营利组织惠康基金和印度生物技术部联合资助的一个项目。）

和Shukla一样，Bilge Demirköz回到家乡土耳其的最初几年，主要忙于请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Demirköz在北美和欧洲接受了14年的天体粒子物理学训练，目前在土耳其安卡拉的东科技大学（METU）任教。她本可以继续留在瑞士日内瓦近郊的欧洲粒子物理学实验室CERN工作，但是她选择了回国——“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

刚回到国内，她的研究效率大大降低了。她需要高能——且昂贵的——光束线才能继续研究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经过多年的努力，她终于拿到了资助，并在土耳其原子能机构的萨拉伊柯伊核研究与培训中心建立了房间大小的光束线——耗资700万里拉（130万美元）。好在所有装置逐渐齐备，2017年末，Demirköz开始在METU-散焦光束线（土耳其的首个同类装置）上开展初步校准实验。预计该装置今年可投入全面运行。

除了装置和物理资源上的限制，在科学实力欠佳的地方建立实验室还需要应对人才资源上的不足。决定在家乡波兰华沙大学组建研究团队的生物物理学家Joanna Sułkowska就遇到了这一窘境。一开始吸引她的是波兰不断改善的科研环境——2007年至2015年，波兰的研发投入几乎翻了一倍，创造了大量的资助机会。但是，她说与她之前所在的美国相比，在波兰很难招到优秀的博士后。

不过，Sułkowska回国的选择反映了全球科研现状的转变：学术主导力和经费资源正在快速从传统的西方热点地区转移。

举例来说，中国的研发支出（按购买力平价计）估计在2018年底已超过美国。柏林创新与技术研究所的职业心理学家Johannes Geffers说，如今回到中国大学并不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Geffers和Beaudry以及GYA的其他成员共同研究了多个亚洲国家青年科学家的职业发展。

Geffers说：“他们知道科研的天平已经开始向东方倾斜，回国正更多地成为一种自我选择。”

调整期

马来西亚统计学家Weang Kee Ho便是做此选择的科学家之一。她在英国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第二个博士后研究期间，她趁放假回到吉隆坡，拜访了几位潜在雇主，包括她现在就职的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以及她所附属的马来西亚癌症研究所。

在那次非正式拜访后，她拿到了正式的工作邀请函。她向之前的博士生导师（英国人）征求意见，询问他回到马来西亚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导师对此表示支持。“导师的态度对我的决定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她说。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能在祖父母和亲人的陪伴下长大是最美好的事情。”她说。2013年5月，她回到马来西亚，4个月后，她的儿子出生了。

Noble Banadda在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的实验室；他在国外学成后回到了乌干达。

图片来源：马凯雷雷大学公共关系办公室

Ho谈及了回国后的种种挑战，包括资源匮乏。在剑桥大学时，她本有机会利用几万个个体的数据，研究与心脏病相关的遗传变异。回国后，她不得不大幅缩小样本规模，可以做的分析也变得有限。不过，至少她现在可以研究与本国人口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了。例如，她帮助建立了关于马来西亚女性的乳腺癌风险因子的模型。根据预测，未来十年马来西亚乳腺癌的发病率将上升50%。“那于我而言很重要。”Ho说。

对于病毒免疫学家Sandra López Vergès而言，在国外待了14年后，回到巴拿马城的Gorgas医学纪念中心组建自己的团队无疑存在一系列挑战：首要问题是积累基本的实验用品。她在法国完成了研究生学习，之后去美国做了博士后，她说自己回国的主要原因是想离家人近一点，离巴拿马广阔的热带生态系统近一点。

López Vergès曾列出了回国的各种利弊，并与导师、博后同事和家人探讨自己的计划。她还打听了巴拿马国内她所在领域的研究机构负责人的意向，确保国内有充足的机会。除此之外，她申请到了三年的归国补助金，确保她在科研上可以有个好的开始，她建议其他考虑回国的人也这样做。“主动联系已经回国的研究人员，他们可以传授你一些经验，甚至给你一些补助金的申请建议。”

但是，López Vergès仍然逃不开一些官僚体制的问题。在巴拿马，联邦条例规定所有采购事宜需经由巴拿马的经销商，而且López Vergès的所有支出项目都需要通过事先审计。为此，她前后用了近一年半才拿到了研究免疫系统所需的流式细胞分析仪。试剂和其他基础实验设备也用了好几个月才到位。

这些耽搁让López Vergès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影响。2016年，来自法国和加蓬的一个团队率先发表了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病毒感染者体内自然杀伤细胞的详细分析结果——López Vergès晚了一步，她有类似数据只是不够完整。“我真的非常沮丧。”López Vergès说。她后来继续完成了研究，不过一直没有发表。

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她还积极从事科学外联活动，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满足感。她与巴拿马外交部合作，通过推动国家之间的研究合作，促进国际交流，并帮助另一个政府机构创立了一个面向科研女性的国家级奖项。最终，她自己的研究事业再次有了起色。2018年10月，她因为文献计量分数在巴拿马所有青年女科学家中名列第一而被授予一项大奖。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教授，我还要再接再厉。”López Vergès说。但是，回国依然让她感到满足。“我终于打心底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了。”

巴拿马城Gorgas医学纪念中心的生物安全三级设施吸引了法国博士毕业的病毒免疫学家Sandra López Vergès（右）回国发展。

图片来源：Davis Beltrán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回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哥伦比亚出生的超声波科学家Miguel Bernal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读博，后来在巴黎朗之万研究所做博后，离乡背井10年后，他终于回到了麦德林。起先，他拿到了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的一笔杰出奖学金，并从2015年开始在玻利瓦尔主教大学麦德林分校工作，在此期间他创造了一种用于测试医学成像技术的材料。

由于希望能得到一份永久职位，他找到了五所麦德林大学的负责人，结果一一碰壁。灰心丧气的他向北而行，先拿着富布赖特奖学金在梅奥诊所待了5个月，之后迁往华盛顿州柯克兰市的一家超声制造公司做研发。

回到美国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好吧，我要再次离开哥伦比亚了’，要对自己说出这句话真的很难。”Bernal说。虽然身在海外，但他并没有切断自己与哥伦比亚的学术联系。他在安蒂奥基亚大学保留了一份兼职职位，晚上和周末会和国内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推进自己的研究。“我现在可能还无法在哥伦比亚定居，”Bernal说，“但是我不想切断这些人脉关系。”

营造机会

维持国际“关系”一直是乌干达出生的生物工艺工程师Noble Banadda的成功秘诀——而且只要呆在家乡的马凯雷雷大学就能做到。Banadda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博后。他曾收到过德国和美国新泽西州的大型化学公司发出的工作邀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向他伸出过橄榄枝。

但是，Banadda一直选择坚守在东非，并在37岁时成为了乌干达国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我已经在这里扎根了。”他说。

每年夏天，Banadda会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或其他给过他工作机会的机构——最后他答应担任客座教授。2018年12月，他在英国待了几周，期间在剑桥大学用香蕉叶开发生物包装材料。

选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国外短期驻留一方面可以让Banadda“保持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另一方面让他有时间研究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发明，比如一款可以耕地、灌溉和收割玉米的多用途拖拉机，可以让东非的小农也用得起。

“这些东西无法写出来发表，”他说，“但它们确实能够改变一些人的生活。”

原文以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home为标题

发布在2019年2月5日《自然》职业特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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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0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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