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玛雅文明的真相：让死者“说话”

原文作者：Erik Vance

兼具医学和考古学背景的Vera Tiesler为我们揭示了人体是如何与玛雅世界的宗教、传统及政治紧密相关的。

位于墨西哥梅里达市的尤卡坦自治大学拥有地球上收藏最为齐全的图书馆之一。但在人类学系底楼的书架上却找不到几本书。取而代之的是箱子：实验室的几乎每个角落都放满了箱子。它们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上面贴着写有卡拉克穆尔（Calakmul）、Pomuch（波木赤）或是坎伯（Xcambo），以及其它古代玛雅遗址名称的标签。每个箱子里都存放着一组人类骨骼。

这具修长的头骨来自玛雅文明古典期。它包含的线索揭示了玛雅人对婴儿头部塑形以改变其生长的传统。

图片来源：Pim Scalkwijk

这里保存着来自大约2000处墓葬的尸体，而另有10000处墓葬的相关记录被保存在一个数据库里。在尤卡坦自治大学的这个房间里，曾有过一些最为著名的玛雅国王的遗骨。古代的贫民、战士、祭司、书吏、领主、贵妇和工匠——这间实验室全都见过。

生物考古学家Vera Tiesler坐在实验室正中的狭小空间里，身旁围满了来自消逝已久的古文明的遗骸。二十五年来，Tiesler把自己塑造成了世界上研究古代玛雅人遗骸的首席专家，一路揭开了玛雅人生活和文化的秘密。十一月细雨绵绵的一天，她取出自己最喜欢的骨头里的一块，把它放在放大镜下观察。那块扁平、长条状的胸骨并不比她自己的手指更大，它来自一位很可能被献祭了的年轻男性。Tiesler指着胸骨中间的一个深V形切口，惊叹于造成这个创口的人的技巧。

“你需要很强壮——需要很大的力气——你还需要准确知道从哪里下手，”她说道，“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你就已经输在起点上了，后面将会是一团乱麻。”

兼具医学和考古学背景的Tiesler能通过骨骼解读一片地区的历史。通过将医学视角带入到对古代玛雅文明的研究中，她为他们一些看起来不同寻常的传统提供了背景，并加深了我们对玛雅一些重要人物生平的了解。由此，她改变了科学家们认识玛雅社会的方式。

通过对数以千计的尸体进行研究，Tiesler帮助阐明了玛雅人的生理学知识是怎样在他们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中变成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例如，玛雅人塑造婴儿头形的方法揭示了他们对于家庭传统及灵性的洞见，而她自己对大量死亡事例的调查研究则表明，玛雅人的仪式化献祭之完美，足可被认为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这挑战了一种流行观点：玛雅社会由一群爱好和平的观星者构成。Tiesler从各方各面都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体与宗教、传统及政治紧密相关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

“我总是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她说道，“那样它就永远不会失去吸引力。这就好像是它触动了我。我觉得这很令人兴奋。”

Tiesler是墨西哥考古学界的“另类”。她生于德国，在墨西哥接受学术训练，并且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她跨越了文化的隔阂来到世界上最著名的古文明遗址之一，并围绕它开展合作和研究。

“很少有人有那样的履历，”美国布朗大学的考古学家Stephen Houston如是说，“她是国际合作主义的代表，这是一种处于最佳状态的人们在最好的环境下一起工作的全球性知识生产手段。”

爱情的力量

孩提时代，Tiesler是个安静的小书虫。她在距离法国边境不远的一个德国小村庄里长大。在那里，她总是感到格格不入，而她只是看待事物的角度与众不同而已。她的朋友们进电影院是去看詹姆斯·邦德，可她更感兴趣的是邦德的死对头“大钢牙”。同时，Tiesler也渴望远行。

因此，她选择了前往美国的杜兰大学就读，但是对那里有名的热闹校园生活敬而远之。1985年，也就是Tiesler入学仅一年后，她就在19岁的年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之后，她用从一个艺术比赛里获得的一点奖金买了飞往墨西哥城的机票，在那里逗留了两周以后，她返回德国开始攻读医学学位。在墨西哥的时候，她与一位热爱考古学的年轻医生相遇了，对方提议带她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墨西哥城郊外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遗迹游览。两个人陷入了爱河，并花了一周时间驱车数千公里遍访玛雅地区的考古遗址。不过这事她忘了知会父母，惊慌失措的他们最后拨通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电话。

“我看墨西哥的眼光总是带着爱意的。”她说道。

两个人计划结婚，但她的未婚夫在1987年突然去世了。那时Tiesler还在德国研读医学，但她发誓要去墨西哥完成他的夙愿——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她不顾家里的反对，前往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就读。自那以后，她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国家。

Tiesler在墨西哥完成了医学学位，之后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对过去玛雅人的骨头感兴趣；说起墨西哥考古学，就是神庙、陶器和翡翠面具。当然也有从事骨骼研究的人，但他们通常只收集最基本的信息。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他们测量了骨骼，并对它们进行归类。”墨西哥国立保护、修复与博物馆技术学校的考古学家Manuel Gándara说道。当年，是他负责督导Tiesler的工作。“而这位女士过来说，‘哦，但我们还没有采集组织样本进行分析’。”

当时，一个通常被称作埋藏学的领域正在欧洲逐渐兴起。Tiesler将其引入到墨西哥考古学界，并尝试重建曾经附着在骨架上面的躯体，这要比单纯对骨骼进行分类更进了一步。但是，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在古代中美洲人身上实践过，因此她开始查看墨西哥各大博物馆里为数众多的头骨收藏，那是她觉得最有意思的人体部位。她对头部塑形着了迷，那是一种母亲把木板绑到婴儿头上以改变其生长的做法。

头部塑形不会伤及婴儿，并且令人吃惊地是，它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研究玛雅的考古学家们设想这种做法与宗教有某种关联，但他们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Vera Tiesler正在检视一具在墨西哥殖民时代早期被埋葬的人的遗骸。

图片来源：Pim Schalkwijk

Tiesler注意到特定的地区往往有它们自己的头形。在检视了几百个头骨以后，她发现在古典期（公元250年至900年），居住在现今维拉克鲁斯海岸沿岸的居民头部是竖直、梨形的；而低地居民的头部是倾斜、管状的；至于那些生活在加勒比海沿岸的人则有着又宽又平的头部。这种头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流行，并在古典期晚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通过观察那个时期的绘画和雕刻并将它们与头骨形状进行比对，Tiesler推断出头形遵循母系传统：孩子通常与母亲的头形类型一致。基于殖民时期的玛雅传统，她和其他人一起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她说古代玛雅人认为婴儿还不是人类，并且婴儿头骨里的几个缝隙有让他们丧失生命精元的风险。通过头部塑形，玛雅人让这些精元得以保留在体内。

国王们的生活

及至Tiesler在1999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她已经充实了古代玛雅文明的大量文化方面的细节。很快，她就开始挖掘皇族的墓穴了。古时的玛雅从尤卡坦半岛北部向南延伸到如今的洪都拉斯境内（面积和现在的埃及相当），而Tiesler已经研究了过去100年间发现的众多重要的玛雅国王或皇后的遗骸。她所在的一支团队在1999到2006年间对帕伦克（Palenque）的帕卡尔大帝（或称K’inich Janaab’ Pakal）和他的伴侣“红皇后”进行了考察。她发现两人相对奢侈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过早地患上了骨质疏松症，这在他俩脆化的骨骼上清晰可辨。因为一辈子吃的都是松软、精致的食物，他们的牙齿几乎没有什么磨损。

Tiesler还挖掘出了埃克巴兰（Ek Balam）一位名叫燧石四面王（或称Ukit Kan Le’k Tok）的国王的遗骸。在其轩敞的墓室里挂着一幅画，可以看出这位国王有重唇畸形。Tiesler发现他的上颌损毁，牙齿发生过脱位，但之后从某些角度被矫正了回去。考虑到他热切炫耀这处创伤，它可能源自战斗中面部受到的打击。

Tiesler最喜欢的国王是那些她全程监督指导了挖掘过程的，比如古典期蛇王朝的“火焰之爪”（或称Yukom Yich’ak K’ahk’）。蛇族是在公元560年进入玛雅地区的，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他们打造出了玛雅有史以来最接近帝国的存在。

在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一座金字塔矗立在一个装饰有骷髅雕刻的石头平台后面。

图片来源：Alamy

蛇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天空见证者”（Sky Witness）是在一座比较朴素的坟墓里发现的，与他合葬的还有几位在战斗中死去的精英战士。Tiesler没什么时间认真检视这位国王，但还是发现他的头骨伤痕累累——其中一些是旧伤添新伤。他持盾的手臂更是因为数不胜数的重击而扭曲变形。当他在30岁出头的年纪死去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法再用这条手臂了。这一切都与这个地区零星文字记载里描述的形象吻合：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推翻了当时统治的城邦蒂卡尔（Tikal），并确立了蛇族在当地的统治地位。

“天空见证者”与蛇王朝在当地统治末期的国王“火焰之爪”形成了鲜明对比：当Tiesler与其他研究人员挖掘后者的时候，他们发现安置他遗体的那间墓室里有着丰厚的陪葬品——一个翡翠面具，同时还有被献祭的一名年轻女子与儿童。Tiesler通过研究骨骼发现“火焰之爪”是个大腹便便的人，接近肥胖，他死亡的时候是50多岁。而他的牙齿显示这位国王和帕卡尔大帝一样，一生吃的都是像墨西哥玉米粽（tamale）那样松软的食物，此外他还喝一种在精英阶层间流行的巧克力蜂蜜饮品。有一件雕刻把他描绘成像一个运动健将一般参与一种中美洲球类竞技的形象，这显示他很健康。但Tiesler发现他患有一种痛苦的疾病——数个椎骨融合在一起，这意味着他参与那种球类运动会有危险。因此，那件雕刻可能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被创作出来的。

献祭奇观

这类细节没有改变玛雅历史的基本走向，但它们切切实实地丰满了其中的历史人物，并且还暗示了他们的生平是什么样的。

自从Tiesler在2000年成为尤卡坦自治大学的教授以来，她为自己奠定了墨西哥首席生物考古学家的地位。她的实验室已经编集了一个拥有12000条墓葬纪录的数据库，这其中有6600条是由她和同事直接经手的。光是她所在的大学就保存着来自古代、殖民时期和现代的2000多具人类遗骸，她参与了其中大部分的挖掘。

Tiesler在墨西哥学术界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墨西哥当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古董流向发达国家，发现这些文物的功劳也全归对方所有，他们开始变得不太愿意让外国考古学家在玛雅地区运作大型项目了。但Tiesler仍然很乐意与来自美国、欧洲和墨西哥的专家们合作，她自己也用英西双语广泛发表论文。

她将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与自己无穷无尽的精力和对研究的一腔热枕结合起来。当她开始深入研究自己最喜欢的课题——人类献祭时，这样的结合是很有益处的。

这是一具来自墨西哥殖民年代早期的骨架。

图片来源：Pim Schalkwijk

2003年，她的三名学生在墨西哥湾沿岸的钱波通工作时，发现了一组似乎遭到遗弃的尸体。当Tiesler检查这些骨头的时候，她发现其中一块胸骨上有很深的干净切痕。这表示它是有意造成的，几乎都像是在动手术了。切口是横向的，因此不太可能是在战斗中留下的。之后，在其他尸体上面的同一位置也发现了这样的切痕。

Tiesler的脑海里浮现出她曾经接受过的医学训练。对于那些技巧娴熟、手法又快又准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牺牲者还活着的时候就切开他们的胸膛，然后打开肋骨来让心脏外露。“紧接着心脏就会自个儿蹦出来然后继续跳动。”她说道。

对Tiesler而言，这些切口代表了某些比单纯的残杀更为重要的东西。它更有可能是一种奇观，某种形式的祭典。她的观察对应了大概在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时候留下的一些有关墨西加人（或称阿兹特克人）献祭的书面记录。这让她掉进了人类献祭的生理学兔子洞——深不见底却又引人入胜。那些人究竟是怎样献祭的？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她和同事开始注意到其他遗骸上的切痕。用意外来解释的话，那似乎切得过于到位了。Tiesler把这些遗骸汇集起来，并与图像库里的数据进行比对。她很快发现其它骨头上也有类似的精心切开的痕迹。对她来说，那看起来像是某种复杂仪式所留下的标记。

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等玛雅遗迹的雕刻展现了俘虏被当众斩首的场面。Tiesler说如果在摘除心脏的数秒前把头砍下来，那么当捧着这颗心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它持续强烈的跳动。把步骤反过来，则可以把心脏喂给它的主人——这种做法在文字记录里有过暗示。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步骤是切割胸脯的其它部位，这有可能在牺牲者的胸腔里弄出一大滩静止的血泊——看上去几乎就像一个湖。

Tiesler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可。有人认为那些杀戮并没有经过那么精心的设计，但她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契合玛雅人世界观的。Tiesler办公的地方在她实验室中间的一个小角落里，装着骨头的箱子在四周堆了有3米高。玛雅人的做法并不会让伏案工作的她感到厌恶，相反，她为之深深着迷。执行这样的操作需要反复的练习和高度的精确，那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善，因此这种行为必然有其深刻的含义。

Tiesler说献祭的方式极其重要。在那一瞬间，牺牲者成为了神的替身——此即神圣性在人类形态下转瞬即逝的体现。墨西加人对这样的观念有着详尽的记载。因此，行刑者并不是让受刑人吃下自己的心脏，而是要把它供奉给神明。

Tiesler并非第一个提出这些看法的人。美洲大陆的其他文明也都普遍有着以献祭的方式引出神性（不论体现在行刑者身上或是受刑人身上）的记载。不过她的研究成果支持了一个被其他人称作希佩托特克（Xipe Totec）的教派的宗教理念。这个名称源自一位据传在自己身上穿戴人皮的墨西加神明。

据Tiesler介绍，玛雅人在后古典期（公元950年至1539年）进行了大量的献祭活动和人体处理，这包括了建造被称作tzompantil的头骨架，以及在自己身上披挂割来的人皮。

这些杀人方式听上去好像让人毛骨悚然，但和当时其它的一些手段相比，它们就算不上什么了。在Tiesler看来，欧洲人使用的碎裂轮要残忍得多。这种刑具可以让行刑者把罪犯的骨头一根一根地弄断，在那之后受刑人会被带到村子里示众。

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Tiesler对献祭的描述。人类学家曾把玛雅描绘为一个完全和平的文明。尽管大部分人已不再坚持这个观点，好些人类学家仍然排斥将玛雅视作如此嗜血的一个文明。

考古学的历史长河里充斥着发达国家学者们宣扬的自己对古代文化的歪曲理解。因此，当代研究者在着手处理献祭和食人这样的问题时格外谨慎。“殖民者一直以来的论点是用所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去描绘其他社会，”奥地利科学院东方和欧洲考古学研究所的Estella Weiss-Krejci说道，“每时每刻你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尤其是当你拿不准发生过什么的时候。”

Weiss-Krejci认为在玛雅世界里人类献祭是极其罕见的。她还认为“火焰之爪”墓葬里的那名女性实际上是后来才死去的一位家庭成员。Weiss-Krejci想知道的是，如果献祭像Tiesler所说的那么普遍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发现数以百计有着相同切口的胸骨。她觉得献祭是相对稀少和多样化的事件，很少重复。作为回应，Tiesler指出她庞大的墓葬数据库里有众多实例。但她还说，考虑到尸体损毁的程度和潮湿的土壤，能收集到现在拥有的这些数据已属幸运。

站在尤卡坦自治大学收藏品中间的Vera Tiesler。

图片来源：Pim Schalkwijk

这两个人彼此尊重，可Tiesler认为Weiss-Krejci的想法虽然出发点很好，但却是错误的。她说当地的玛雅人并没有被他们祖先那些令人胆寒的事实所吓倒，一如残暴的古罗马人和维京人的后裔。想要了解别的文化，就意味着要正视其历史，哪怕它有着不那么光彩的一面。

“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们），那我们就会认为他们疯了或者和我们不一样。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一样的，”Tiesler实验室的博士生Kadwin Pérez这样说道。Pérez是玛雅人，从小就在讲玛雅语的环境中长大。

脑袋搬家

与Tiesler一起在古代玛雅遗址里穿行有点像是拿到了魔术表演的后台通行证：你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的一切看上去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去年11月的奇琴伊察之旅就给我这种感觉。经过标志性的阶梯金字塔卡斯蒂略（El Castillo），马上就到了当地著名的头骨架（tzompantli）。这个石头平台装饰有几百个骷髅雕刻以及各式各样来自死后世界的半死怪物的雕刻。

头骨架是由一系列的横梁垂直构建而成的，就像梯子一样。它们饰有头骨，在墨西加文化里十分普及。很多专家猜想玛雅头骨架的形象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对应实际发生过的事件。一些人甚至说玛雅人并没有参与建造头骨架。

Tiesler停下来检视那些雕刻。在殖民时期西班牙人描绘头骨架的画作里，头骨通常都是白白净净的。她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对我说：它们可一点都不干净，那些都是砍下不久后的头颅，上面还有黏着的血肉。雕刻者甚至还在许多头骨上保留了脸颊和眼球，至于其它的那些则好像显得更为腐坏。另外，头部形状的差别很大，这表示大多数头骨是来自外乡人的。这些人也许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有人提出被献祭是一种荣耀，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Tiesler的研究内容的一个经典实例——让躯体在骨架上重现。

不计其数的专家研究过奇琴伊察，同时每年还有超过两百万人前来参观它。可以说，这里建筑物的每一寸细节都已经被绘制、分析和讨论过了，然而，之前没有人像Tiesler那样以医生的眼光看待过这些雕刻的头颅。

参观过后，我们坐到一间小屋里享用当地传统的玉米馅饼和一种热巧克力饮品。馅饼是在地下烤制而成的，馅料中加入了香料和鸡肉，而热巧克力自2000年前玛雅国王们开始饮用它起就没怎么变过。Tiesler一直与一所当地大学有合作，尝试推广能让当地社区受益的生态旅游。作为为期一个月的亡灵节纪念活动的一部分，Maria Guadalupe Balam Canche准备了这道菜品。附近的金字塔吸引了大批游客，但她不觉得自己与它们的建造者有什么直接联系。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那些人代表了过去的玛雅——陌生，遥远，可能还有一点残忍。

Tiesler则是以另一种角度看待事情。在切馅饼的时候，她注意到食用在土壤里烧熟的肉类与古代玛雅人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是有共通之处的。这里的人们经常把家庭成员的遗骨挖出来清洗，这很像“火焰之爪”过去做过的。而在当地牛仔比赛的时候，作为表演的一部分，挖出奄奄一息的小牛犊的心脏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几个世纪的西班牙与墨西哥国家统治已经影响到了这里的文化，但骨头还没有被改变。Tiesler也研究过年代更近的墓葬，她能以一种很少有人能做到的方式来看待一段长远的历史。透过她的骨骼库，Tiesler能看到帝国的兴衰，饥荒和疾病的肆虐与消逝，以及许许多多生命的故事。

当初欧洲人来到这片海岸的时候，他们的牧师烧毁了玛雅人的著述；他们带来的疾病席卷了所有人。建造这些金字塔的人们所记载的一切几乎都遗失了，他们的绝大部分图书馆也都已经被摧毁了。这是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填补的知识空白。尽管我们永远无法重建那些已经失去的图书馆，至少还有一名女性希望通过深挖那些人留给我们的硕果仅存的“图书馆”来描绘他们过去的生活图景。

原文以Maya bones bring a lost civilization to life为标题

发布在2019年2月12日《自然》新闻特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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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051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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