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和加剧的不平等，与经济的未来可能 | 《资本与意识形态》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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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Ingrid Harvold Kvangraven

面对疫情导致的不平等加剧，托马斯·皮凯蒂的分析虽然直指当下，却不够充分。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对食物银行的需求量明显增加。来源：Mario Tama /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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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意识形态》

（Capital and Ideology）

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2020）

COVID-19大流行正在暴露世界各地的不平等，并扩大这种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最新著作足够针砭时弊，却失之偏颇。

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2019年以法文标题Capital et ideologie首次出版）中记录了不平等如何在全球“生根发芽”，并批判了使其正当化的思想。新书的内容接续了他在2013年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的探讨。之前的这部作品掀起了一场对欧美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公开争论。他的新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此次疫情前，总部位于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对不平等现象的实际加剧程度提出了质疑。然而，尽管作者已经淡化了物质利益、生产结构和资本主义动力学的作用，分析结果依然令人担忧。

作者的立论是，社会会想方设法将它的不平等正当化，而盛行的正当化理由建立在不堪一击的基础之上。他写道，当今社会的收入差距通常被“精英主义童话”描绘成一种合理现象。这个童话让人们相信创业会带来财富，贫困群体只要再卖力一点就能摆脱现状。但是显然，西方社会不是精英治理。正如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基于地位、种族、性别和宗教的歧视是普遍存在的。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高度依赖那些被低估的行业，如护理、托幼和养老服务、货物零售和快递；那么，这种依赖能否转变我们的观念，重新思考这些工作性质不稳定的工人是否只配拿取低廉报酬呢？但愿如此。

皮凯蒂讨论了欧洲和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民主时期的成功之处——那是一个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时期。他指出，1950年至1980年期间，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是工人，但此后的选票都投给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时代抛弃了，为后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等现象埋下了伏笔。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一语道破：社会民主时期仰赖的是资本家、有组织的劳动者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妥协，而非一整套一以贯之的信念。罗伯茨认为，这些同盟关系的瓦解可能与70年代的利润暴跌直接相关，使得社会民主政党更难支持工人群体。

言辞之战

令人惊讶的是，皮凯蒂竟然没有意识到学术思想之上的政治斗争，这或许可以帮助他解释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转变，比如经济部门不再奉行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反，皮凯蒂却在知识生产和政治之间划了一条光秃秃的界线。他评价自己的实证研究是“理性”和“公正”的，自己的政策建议是带有“意识形态”的。

这就有问题了。经济学家总是认为自己的研究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这种认知往往会妨碍公开民主的辩论。一个例子是这次的疫情响应：行为经济学研究显示英国不应该封城——这可能也是一开始指导英国政府疫情应对的研究依据。这种看待经济的独特方式——认为经济是由能够对激励措施做出理性反应的个体组成的——被当作基于事实决策的客观基础，从而使推迟社交疏离的决定得以正当化。然而，这些事实依据并不是绝对客观的，用在这里也有违世卫组织的建议。

尽管印度宣布全国封锁，农民仍在收割小麦。来源：Manoj Dhaka/Hindustan Times via Getty

皮凯蒂的论点略显武断：他视意识形态为有生命力的社会建构，与利益相关者的得失无关。比如他认为，为殖民主义正当性辩护的一种说法是殖民者具有“教化的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这么说没错，但殖民的主要动机必然是攫取巨大的财富。想要解释全球的大量不公平现象，把问题说清楚尤为重要。同样，皮凯蒂给出的证据也不如他所称得那样有说服力，例如他提到南非等后殖民国家的不平等是机会鸿沟合理化的思想在作祟，而非种族主义制度痼疾难除等其他原因。

讽刺的是，皮凯蒂在频频对马克思做出肯定的同时，又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动力学的主旨，比如利润动机，比如技术获取和发展技术能力的不均等，又比如通过压榨劳动力降低成本等。有几次，皮凯蒂几乎将资本与财富对等，因为他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财富转移上。举例来说，他没有强调要探究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如何工作、生产和消费，他的解决方案更偏向于在不改变核心体系的前提下重新分配。

这制约了他解释全球现象的能力。这清晰体现在他对贸易自由化影响的看法中：皮凯蒂没有深入探讨80年代全球南方的进口壁垒被打破如何导致了产业崩溃，而是侧重于关税收入的减少。同样，他的建议避而不谈全球金融和生产必须面对的大规模再平衡，而是专注于面向政府的援助转移和税收。

他的政策建议没有挑战我们对资本主义增长的依赖，更多是对现有秩序进行调整，例如重新分配以及让公司员工入主董事会。因此，英国最右倾的优质报纸《每日电讯报》担忧皮凯蒂对企业家和亿万富翁的诋毁，会让他的回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这样的担忧在我看来是多虑了。

尽管存在缺陷，但本书确实有可能引发一场重要争论：如何以平等主义和生态环保的方式重构社会。如果我们决心以零排放体系退出当前疫情引发的全球萧条，这种讨论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此外，这些辩论还需要对资本主义动力学以及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原文以 Post-pandemic economic overhaul will take more than tweaks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4月28日的《自然》书评版块

© nature

Nature|doi:10.1038/d41586-020-0122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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