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新冠疫情分析人类行为？|《自然》长文

原文作者：Christie Aschwanden

新冠疫情不仅在危机处理、知识传播、虚假信息方面给我们上了一课，它还改变了人们研究公共卫生问题的方式。

新冠疫情暴发的头几个月，纽约大学心理学家Jay Van Bavel想知道哪些社会因素最能预测个人对公共卫生政策的支持度，这些公共卫生政策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关闭餐馆等。当时，Jay Van Bavel的数位合作者已经准备开始收集数据了，但看到疫情几乎蔓延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产生了扩大研究规模的念头。于是，他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国家身份认同感会影响民众对戴口罩等公共卫生政策的支持度。来源：Benoit Tessier/Reuters/Alamy

去年4月，Jay Van Bavel在推特上发布了关于这项研究的介绍，号召更多研究者加入。Van Bavel记得自己当时的期望是“再找到10位合作者和多几个数据点。”出人意料的是，推文的反响异常热烈，来自67个国家的200多位研究人员加入了其中，研究对象更是超过了4.6万人。“规模相当庞大。”Van Bavel说。该团队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有国家身份认同感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公共卫生政策[1]。目前，研究现正处于审稿阶段。

疫情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心理学家Andreas Olsson的话说，疫情是“跨越一切文化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天然实验。他表示，由于所有人面临相似的健康和生计威胁，“这便于我们发现文化、社群和个体差异会如何导致回应上的差异。”举例而言，研究者可以比较人们在重大政策变化前后的行为，也更容易研究真实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全球肆虐的疫情让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前所未有地走到了一起。许多人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加快了他们验证想法和干预措施的速度。同时，疫情让线下访谈和实验寸步难行，许多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因此调整研究方法。一些研究人员希望脱胎于此次疫情的创新做法能延续下去，甚至可以永久改变这个领域。

Van Bavel表示，得益于在疫情期间反复试炼的新技术，组建国际研究团队比以往方便多了。“我们现在有了资源和经验，以后所有工作都可以如法炮制。”

疫苗接种的社会助推剂

在Van Bavel的大型合作开展之前，针对这个信息令人惶恐、怀疑、应接不暇的特殊时期，他与一支40余人的研究团队概述了行为学研究可以如何指导和改进疫情应对方式。他们总结了领域内可能左右政策的既往研究，并拟定了多项研究课题，包括威胁感知、决策过程、科学传播等[2]。

许多研究人员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公众对封城令、口罩令等举措的反应。通过这项针对4.6万余人的调查，Van Bavel和同事发现，最赞成采取预防措施的民众，往往来自那些倡导团结和凝聚力的国家，Van Bavel称之为“同舟共济”的观念。这多少有些违背直觉。研究对象中，意识形态右倾者更容易抵制公共卫生措施，但整体上，国家身份认同感较强的人更支持这类措施。Van Bavel认为，这告诉我们，推行公共卫生政策时要善用国家身份认同感。

另有研究指出，信息发布者的身份也很关键。今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3]调查了来自巴西、意大利、韩国、西班牙、瑞士、美国的1.2万余人，研究测试了他们转发一条保持社交距离倡议的意愿——这则提议的发布者可以是演员汤姆·汉克斯、名媛金·卡戴珊、受访者所在国政要，或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调查显示，当倡议来自福奇时，受访者的转发意愿最高，且在6个国家均是如此（即便是在新冠已经高度政治化，一些人对福奇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的美国）。相比之下，名人效应的作用相对较小。

初步研究显示，倡议信息若与受访者的价值观相符，或强调社会认可度，也能产生较大影响。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家Michele Gelfand所在团队搞了个“干预大赛”，旨在寻找能让美国保守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戴口罩的方法。

伦敦街头的一块广告牌呼吁民众遵守封城指示，控制新冠疫情。来源：May James/SOPA Images/Zuma

当前，该团队正在测试8种干预或劝说手段，这8种手段分别折射了与COVID-19相关的不同道德观与因素，旨在发现最能鞭策这两种政治派别遵守公共卫生政策的因素。其中一种劝说信息强调，戴口罩“能帮助我们早日开放经济”——这个角度是为了迎合共和党人，因为共和党人更多地将疫情视为经济危机，而非卫生危机。另一种干预信息强调的是减少伤害——这也是自由派人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所以信息的重点是戴口罩“能保障安全”。

“我们正在逐一比较这些劝说方式的作用，看看哪个最有效。”Gelfand说。这个研究设计能够同时检验多种干预手段，而且能在多个地理区域内大规模开展——这种优势在疫情之下尤为迫切。目前，此项研究的成果尚未发表。

其实早在新冠疫苗问世前，就有研究人员用类似的方法鼓励人们接种疫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Behavior Change For Good Initiative项目检验了劝说人们接种流感疫苗的策略。宾大沃顿商学院的行为学家Katherine Milkman和同事一共测试了约20种信息编写策略——从插科打诨到直接呼吁都有。“我们发现有些方法很有用，”Milkman说，她和同事发现，发短信告知人们流感疫苗是专为他们准备的，能够提高接种率[4,5]。

研究人员几乎立马就将该结果用于提高新冠疫苗接种量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尝试将这一策略用于今年2-3月在该校医疗系统接受治疗的患者[6]。据Milkman说，该策略“对劝说人们接种新冠疫苗很有效”。

今年3月，Milkman还收到了英国行为学咨询机构Influence at Work首席执行官Steve Martin的邮件。Martin在邮件中称，他的团队正在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上应用Milkman的研究发现。Martin与他的同事、泽西政府副护士长Rebecca Sherrington采纳了Milkman的观点，即让人们感受到对疫苗的“所有权”有望增加接种率，比如告诉人们“疫苗是专为你准备的”。Martin说：“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养老院护工对疫苗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年轻女性。”但是，通过参考Milkman的方法和其他观点（例如信息发布者身份会影响行为），Martin的研究项目让泽西岛养老院护工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了93%；而其他行政区只有80%左右。

去极化研究

如今，地理位置追踪等技术能够帮助社会科学家对研究对象“观其行”，而不只是“听其言”。在许多地方，不同政治派别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泾渭分明，而很多人的智能手机都装有GPS定位系统，于是，研究者得以定量分析党派倾向对疫情下行为的影响。

Van Bavel和同事利用1500万部智能手机的每日地理位置追踪数据，研究了美国大选投票分布与各地遵循公共卫生建议之间的关联[7]。2020年3-5月，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给共和党人特朗普的郡县，其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的比例比投票给民主党人希拉里的郡县要低14%。该研究还发现，阅读保守派新闻较多的人不太注意保持社交距离，而且这种保持社交距离上的党派差异还会随时间而增加。

地理位置追踪技术为研究带来的可能性“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威尼斯大学数据科学家Walter Quattrociocchi说，“我们测量各种社会过程的数据比以前多多了，”而且疫情让研究者找到了运用这些数据的方式。

Quattrociocchi团队利用1300万名Facebook用户的地理位置数据，考察了疫情最初数月，法国、意大利、英国的人员流动情况。结果显示，不同的人员流动情况，本质上反映了三国的基础设施和地理环境。英法两国的人员流动明显集中在伦敦和巴黎，而意大利的人员流动则分散在几大人口中心[8]。他表示，这一结果有助于预测经济活动在其他灾害下的韧性。

更多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互联网开展调查，疫情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美国一项关于疫情期间日常活动（上班、走亲访友、外出吃饭等）的问卷研究[9]平均每天回收6700多份回复。研究结果显示，政治党派对民众行为的影响远远高于当地新冠感染率带来的影响。自我认同为共和党的人，四处活动的几率比民主党人高了近28%，而且这个差距在2020年4-9月的研究期间进一步扩大。

后封城时代

毫无疑问，疫情改变了人们研究行为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会延续到封城结束以后。Van Bavel说：“我认为人们会继续与更多实验室合作，开展规模更大的研究，努力产出更经得起推敲、应用范围更广的成果。”他还表示，上述项目收集的样本比用传统方法收集的更为多样，因此项目的影响力可能会大很多。

Milkman认为，新冠疫情也让研究者更愿意开展合作和分享信息了，成果的发表和应用速度也更快了。她说，“圣诞假期中，我把部分研究结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只花了一周左右，放在以前可能要好几个月。”Milkman之所以迅速赶出这篇文章，是因为她觉得社会迫切需要看到这些内容，她希望尽早将结果公诸于世。

Milkman认为，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限制推动了社会科学向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做‘大科学’，”她说，就像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一样。她说，研究者不必再做一个个小实验，而是可以开展涉及多团队的超大规模研究，平行测试20个、甚至50个实验组。

南加州大学行为学家Wändi Bruine de Bruin指出，无法把人们聚在室内开展研究的现实，迫使科学家采用新的方式招募和研究参与者。Bruine de Bruin是Understanding America Study项目的研究员，该项目在全美范围内对9000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家庭进行重复调查，调查会询问一系列关于疫情的问题，比如“你打算接种疫苗吗？”“你认为自己感染COVID-19的可能性有多大？”等等。为此，Bruine de Bruin和同事必须设计出招募大量具有代表性样本人群的办法，这也扩大了他们的招募范围。“不必局限于本地，”她说，而且参与者无需亲临实验室，就能招募到更多元的样本人群，“我相信这肯定会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

疫情倒逼出的变通方法也能促进科学发展。Alexander Holcombe是悉尼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视觉感知，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很窄的研究领域，疫情之前从来没搞过线上研究。而现在，社交距离政策迫使他的团队不得不学习电脑编程，把实验搬到线上。Holcombe称，他们由此得到了规模更大的样本——这是实验方法的一次重要进展。

美国非盈利组织Center for Open Science的执行主任Brian Nosek认为，疫情是个好机会，可以重新思考做科研的基本方法。他说：“疫情让我们有机会问一句：‘我们该怎么把它做出来？’”这个“它”可以指代一切，从教学和实验室工作，再到研究设计和合作。Nosek还说，本领域内学者的交流方式和开展合作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

参考文献:

1. Van Bavel, J. J. et al. Preprint at PsyArXiv https://doi.org/10.31234/osf.io/ydt95 (2020).

2. Van Bavel, J. J. et al. Nature Hum. Behav.4, 460–471 (2020).

3. Abu-Akel, A., Spitz, A. & West, R. PLoS ONE 16, e0245100 (2021).

4. Milkman, K. L. et al.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no. 3780267; preprint at SSRN https://doi.org/10.2139/ssrn.3780267 (2021).

5. Milkman, K. L. et al. Preprint at SSRN https://doi.org/10.2139/ssrn.3780356 (2021).

6. Dai, H. et al. Preprint at SSRN https://doi.org/10.2139/ssrn.3817832 (2021).

7. Gollwitzer, A. et al. Nature Hum. Behav.4, 1186–1197 (2020).

8. Galeazzi, A. et al. Preprint at https://arxiv.org/abs/2005.06341 (2020).

9. Clinton, J., Cohen, J., Lapinski, J. & Trussler, M. Sci. Adv. 7, eabd7204 (2021).

原文以How COVID is changing the study of human behaviour标题发表在2021年5月18日的《自然》的新闻特写版块上

© nature

doi: 10.1038/d41586-021-0131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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