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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中国科研-自然出版集团白皮书（下）
中国科研的未来有赖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发展，而这需要有出色的教育和指导 (Mentoring)。“出色的指导”在实践中的含义要视情况而定，没有普适的方式，对于中国科研机构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其课题组的形式正日益从围绕一两个资深教授或研究员建立的大组，转变为许多独立的年轻PI带领下的小组。通过调研我们认为，中国要培育一种更深厚的支持型科研文化，需要进行以下方面的调整。
首先，随着课题组结构的变化，扶持年轻PI的方式也要相应地变化。传统上，中国采用的是基于大组的指导模式，即年轻科研人员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会跟从一名资深PI和一个大课题组。这是一种类似学徒制的模式，在德国和日本较为流行，但其层级化的结构让年轻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与之相对的是盛行于美国的基于独立PI的指导模式。这种模式更能激励创新，但提供给年轻科研人员的直接指导和交流合作的机会都较少。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资金流向年轻PI领导的独立性实验室，中国很多顶级科研机构正在采用一种鼓励年轻PI从一开始就自闯新路的模式。但是，传统的大组模式的淡出也意味着，年轻PI需要自行规划研究和职业发展道路。接受调研的PI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他们在开始独立研究后没有获得足够的指导。与前辈们相比，更多的年轻科研人员认为他们在博士或博士后阶段，或刚创立实验室之时，没有获得充足的指导。而且，这一问题在中国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中更为普遍，与曾在海外接受培训的同事相比，他们中有更多的人认为自己获得的指导不够(图4)。
图4. 本土培养的科学家中有更高比例的人认为他们接受的导师指导不够，包括从博士生、博士后到独立研究阶段
在年轻科研人员独立发展的同时，还应当鼓励他们多方寻求指导。接受访问的年轻PI普遍愿意自主请教不同的资深科学家，而不是局限于一名指定的导师，这也与年轻PI的独立课题组模式相一致。该模式要求年轻科研人员在有需要的时候主动寻求帮助，而资深PI则可以跨组帮助年轻人。
其次，科研机构可减少资深科学家的行政工作负担，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指导年轻人。中国的科研人员都非常清楚导师指导的好处，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中有超过90%的人都认为应该加强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指导。但是，繁重的行政工作往往限制了资深PI在实验室中进行指导的时间。因为与提供指导相比，递交项目申请、评估重大项目、完成行政工作通常都享有更高的优先级。中国资深科学家较之西方的同行，要承担更多繁重的行政任务，这也让他们鲜有时间指导他人。 采访片段 “导师指导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资深科学家们太忙了,各种项目申请和评估的事情,还有很多附加的管理工作,像一些行政会议 之类......这些非常花时间,如果能减少这方面的负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实验室里指导年轻人。”—PI,45-54岁,上海
科研人员的培训是件大事。当前，培训的重任主要落在导师身上，这意味着培训质量和方法会因PI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科研人员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多方面的培训，在有些方面中国科研人员已处于领先。但我们的数据也显示，还有一些培训，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觉得特别欠缺，质量也需要提升。
首先，有必要提升撰写论文和资金申请书的培训，以帮助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竞争。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指出，他们最需要关于撰写和发表论文的培训，尽管这类培训已经是最多的（图5）。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其中英文写作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同时科研论文的逻辑架构也是一大挑战。由于英语仍然是全球科学界事实上的通用语言，语言成为中国科研人员与世界分享自己科学发现的一个主要障碍。同时，撰写资金申请书的培训需求也很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科研资助竞争激烈而科研资金又很关键。
图5. 大部分中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管理、数据管理和科研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还不够，而在论文写作和发表方面，培训质量有待提高
其次，增加数据管理和科研项目管理的培训，有利于提高科研生产力、效率和科研成果的可复制性。随着大数据日益普遍地用于科研，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数据计算和管理能力也越发重要。同时，PI还必须能有效管理一个大的团队。但是，中国科研人员接受的培训通常都集中在如何做科研上，缺少管理技巧的培训(图5)。
中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我们的调研显示，许多科学家却苦于缺乏博士后研究员和实验室技术员(图6)。这与西方博士后过剩的情况正相反，而他们的许多博士后就来自中国17。博士后和技术人员是中国科研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前的转型时期。有经验的博士后能让PI更有效地利用时间，还可以在指导年轻学生和员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有能力的技术人员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中使用的各种复杂的设备和技术，需要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来有效使用。这些岗位缺少合适的人才，将会影响中国的科研产出，并降低投资回报。那么，中国的科研机构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更为均衡的人力资源结构呢?
首先，要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科研机构不妨摒弃陈旧过时的人事管理体制。“编制”系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仍在中国的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中普遍施行。有固定编制的人拥有永久性职位并且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而其他体制外的员工则只能签短期合同。在中国当前的科研环境中，“编制”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PI招收博士后和技术人员。由于严格的名额限制以及硬性的学位要求，技术人员很难获得有“编制”的岗位。而且现行体制更强调获取资金的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这些评估指标通常无法反映技术人员的绩效表现。再者，科研机构在分配宝贵的编制名额时，往往会向研究员和教授倾斜。“编制”的诱惑让一些有能力的博士生去从事教职，而不是去做博士后或技术人员。
其次，有必要为编制外科研人员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报酬，以留住人才。由于研究经费中对人员劳务费的上限管理，PI往往没有足够的经费为编制外人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这包括研究生、博士后和合同制的技术员。结果，这些专业人员会到企业寻找工作，以获得更有竞争力的薪酬，这种情况在北京和上海等生活成本高的大城市尤为普遍。
再次，把科研评估的重点放在研究产出本身，而非海外经历，科研机构才能把更多有才干的科学家留在中国。中国有许多科研机构在人员招聘和晋升时，会青睐于拥有海外学位或海外工作经历的学者。科研资助项目也偏爱有海外经历的申请人，这甚至是“千人计划”等项目的硬性要求。过去几十年对海外经历的重视为中国科研带来了巨大好处，因为海外归国的科学家极大促进了中国科研文化和科研水平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在科研基础设施和研究能力上取得领先地位，受访科学家普遍认为不适宜再强调海外学习经历。让最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不得不去海外“镀金”，已成为中国缺乏博士后的重要原因。中国如想充分利用当前科研环境日益改善的优势，这个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
科研需要团队内部及跨团队的合作。国际合作在科研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从人类基因组项目到国际空间站，再到应对气候变化都是如此。中国参与了其中很多项目，中国科研人员也理解高端科研合作的重要性。几乎所有接受调研的PI都认为，中国的科研合作机会正在改善。中国已建立十几家国家级的协同创新中心，推动科研机构的创新和跨学科研究。另外，973计划等主要的资助项目也规定必须有跨研究组或跨机构的合作。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诱惑也推动了合作。在接受调研的PI中，约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国际合作可以提高在高水平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总体而言，中国科研人员看好中国科研合作的前景，但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清除的障碍。
首先，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需要考虑采用更加细化的方式来评估科研，以减少对第一作者身份的争夺，从而推动国内科研合作。论文作者署名或许是科研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的科研合作中尤为棘手，因为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想做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这样他们的工作才会得到所在单位和资助机构的认可。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评估机制过于简单，一味强调文章发表的数量，并完全把文章归功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缺乏一个认可多位共同作者贡献的更合理的分配机制。另外，中国科研机构对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即“第一责任单位”的强调，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
这一问题在国际合作中没有那么突出，因为国外研究人员没有那么强调第一作者，而通常会遵循关于作者署名的专业原则。这种做法在中国还不普及，署名权的分配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受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消除不利于正常学术交流的行政障碍，促进国际合作。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经常需要交换实验材料，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障碍。一些邮寄到中国的样本或其他材料可能会滞留海关数月，导致研究陷于停滞，某些生物材料还可能因此而失效。此外，差旅费的预算限制、国际旅行的行程限制及繁复的行政审批程序，都阻碍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合作
科研不端行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当中国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成为全球新闻头条的时候，中国科学界整体声誉受损的程度要比其他国家发生类似事情时更严重。这显然不公平，但也说明中国更需要解决科研不端的问题。五分之二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认为，中国科研不端的严重程度与国外大致相同，但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认为中国的情况更严重。因此，科研人员就学术不端行为对中国科研环境的危害程度，也存在意见分歧。接受调研的科学家总体持积极态度，相信中国未来会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我们也发现有些方法可以帮助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加速这一改善的进程。
首先，资助机构可采取更为精细全面的评估方式，减少科研人员“走捷径”的压力。许多情况下，科研不端的起因来自科研评估系统。因为该系统往往简单地将经济利益和职业前途与一些量化指标挂钩，如发表的论文数量—特别是发表在影响因子达到某个级别以上的期刊上，以及获得的资金数量等(见图7)。再如，医生需要发表文章才能晋升职称，而中国临床医生的工作量可能会多到让西方医生都惊讶的程度，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研究。大量发表文章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科研人员走捷径，引发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如何重新确定评估系统的方向，使之关注科研的实际成果，现在是一个全球热议的话题。中国科学院等中国顶级科研机构都已采取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结合定性评价的评估系统。
图7. 中国科研人员反映出目前的评估主要还是以定量指标为主
其次，需要改进科研道德规范的培训，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多数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都表示曾接受过科研道德规范培训，并没有表现出增加这方面培训的强烈需求(见图5)。但是，这些道德培训的质量值得检视。正如一些PI所指出的，培训通常不系统、不详尽，对灰色地带往往一笔带过。并且，由于中国过去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不够，人们似乎对科研道德规范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能提供更好的培训，更清楚地阐明国际学术界对不端行为的认定界限，并认识存在于正确与不端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这将有助于防止科研人员违反国际公认的规范。资深PI对学生和年轻研究人员的指导，也可以让他们对科研道德规范有更切身的感受。
再次，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可增加调查工作的透明度，并统一对肆意违反科研道德行为的处罚，以抑制学术不端行为。在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中，有91%的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在发现、防范和惩罚不端行为方面加大力度。这包括加强监测、执行标准统一的有力处罚，以透明的方式来调查违规事件。将科研不端行为公之于众，除了能够提升中国科学界整体的道德规范之外，还有助于其他科研人员认识到该类行为的严重性，并将之作为科研道德规范培训的案例。
中国的科研文化正经历一个重大转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指导和培训、人才结构、科研合作、道德规范都将在这一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在接下来科研过程的第三个阶段—科研成果传播，将展现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科研传播，从狭义上说是发表研究成果与其他科学家进行分享，从广义上讲则包括面向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的互动与传播。当中国已与欧美等科研强国同场竞技时，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强烈意识到向公众传播科研的重要性，但他们往往埋头于撰写和发表论文，参与科学传播的程度仍然很低。随着政府不断推动具有积极社会影响的科研工作，科研的公众传播就更加重要了。
“不发表，即灭亡”这句科学界流传已久的口头禅，突显了发表论文对科研人员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科研论文数量的日益增长，科研人员在评估政策的驱动下开始有了更高的目标—那些高影响力的期刊。在这种转变中，科研人员需要获得支持，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需要采取措施，确保这种趋势不会阻碍科研发现和创新的整体进程。
首先，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应考虑采取更细化、更关注个体的评估方式。87%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今后可能降低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但会瞄准更高水平的期刊。几乎所有接受调研的PI都表示，他们感受到追逐“热点课题”的压力，其中约一半的人认为这主要是来自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诱惑。如前所述，科研人员专注于高影响力的期刊和热点课题，主要是受科研评估所使用的衡量标准的驱动，尤其是影响因子这个参数(见图7)。
在完成极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的重压之下，科研人员可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数据，或是推迟发表科研成果，直到文章能被高影响力的期刊接收。为了提高一些最新颖的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这也不总是一个坏方法18。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是，科学界需要防止过于注重这种“轰动性”的论文，因为这可能会阻碍科研成果的传播，并延 缓科研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进程。
其次，中国应该考虑采取措施鼓励“开放科学”，特别是鼓励分享数据。迄今，“开放科学”运动的重点主要放在鼓励科研人员通过各种形式的开放获取出版，让自己的科研论文和其它学术著作实现自由共享。不过最近出现了新的趋势，不仅鼓励分享科研论文，还鼓励分享作为学术著作基础的数据。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科研资助机构规定，科研人员要将其资助的科研项目中获取的所有数据开放共享19。但我们的调研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对开放共享数据这一全球趋势的热情不高，甚至是不太知晓。多数人认为在对自己利益有限甚至毫无利益的情况下分享数据，不仅耗费很多精力，还可能给自己带来潜在风险。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同行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数据发表论文，还可能会发表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却不注明数据的来源。还有些人担心这会招致他人质疑自己基于数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撰写论文通常是科研工作的最后一步，但这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大多数接受调研的PI表示，平均每周要花一个工作日以上的时间撰写论文(图8)。中国科研人员在这方面遇到困难，主要是研究生们缺乏撰写论文的技巧，而许多商业公司提供的文字编辑服务也不能令人满意。这些问题亟需有关各方着手解决。
图8. PI在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话费大量的时间
首先，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当考虑提供更多的写作培训，包括为下一代的科学家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在写论文时，通常是PI就论文的主题和结构为研究生提供指导，然后由研究生完成初稿。但是，这些初稿的质量往往不合格，需要在学生和PI之间反复修改。有些PI将此作为指导学生的机会，但也有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而干脆自己重写论文。如前所述，英语对许多中国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文章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科研机构应考虑为学生和年轻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英语写作和科学论文写作的培训。但是，中国本科教育缺乏这种关键性的训练，这也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将论文（essay）写作纳入教育体系，如本科阶段甚至是中小学阶段，那将极大地改善中国下一代学生和科研人员的科技写作水平。
其次，为了解决商业化论文编辑服务的问题，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业内认证系统，以保持质量标准。中国显然对高质量语言编辑服务有大量的需求。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常常缺乏英语写作技巧，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服务。这也是为什么本土培养的PI花在论文写作上的时间会少于有海外背景的同行的原因之一。但是，PI普遍反映这类服务带给他们的体验并不好，其中有许多都是本地公司。虽然接受调研的PI中有约一半的人曾使用过语言编辑服务，但只有四分之一表示会继续使用。他们认为大多数的编辑服务对于改善论文结构并没有帮助，语言润色的水平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能为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权威的衡量标准，让他们能够借此判断语言编辑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像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 的“掠夺性”开放获取出版商名单那样20，也制作一份权威的、持续评审的黑名单，列出那些质量差或者不规范的语言编辑服务商，这或许会成为维护行业质量标准的另一个“晴雨表”。
中国科研人员与世界其他同行一样，在向期刊递交论文后都会焦虑地等待回音。令大家感到沮丧的原因也大同小异：回复时间太长，尤其是高影响力的期刊，以及编辑和审稿人模棱两可的反馈。但有些接受调研的PI认为，他们在某些国际期刊特别是高影响力期刊的同行评审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觉得这些刊物的编辑和审稿人对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更加苛刻。针对一些刊物，包括《自然》子刊在内的调查显示，来自中国的论文遭遇了更高的拒稿率21。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 所做的一项有关同行评议的调查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难度更大，因为来自中国的论文更有可能在送审之前就被拒稿，也更有可能得到审稿人的负面评论22。这可能是由于提交论文的研究质量相对较低，或者作者表达不够清晰。但也有人怀疑这是由于对中国作者的偏见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消除偏见，或者感觉有偏见的观念?
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审稿人的数量，或许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接受调研的PI对中国审稿人的态度各异。有些人更喜欢中国审稿人，但另一些人则担心出于直接竞争的原因，中国审稿人可能对国内同行更为苛刻。不论如何，与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相比，中国审稿人还是太少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外的期刊通常很难征集到中国科研人员担任审稿人，因为这些刊物对潜在人选的专业领域不熟悉。下面两个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科研机构可提升其研究人员的可见度，比如在机构网站上建立易于访问的英文网页。这样就便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科研人员选择合适的中国科研人员当评审人，同时也可以增加他们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
其次，由于外国人通常难以读出并记住中国人的名字，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推广“开放研究者和贡献者识别码” (ORCID)。该识别码是每位研究者专属的，在选择同行评审人时可以据此准确的辨识每一位研究者的学术履历和贡献，最终还可以用于实行个人化的学术评估。
除了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审稿人的比例之外，要消除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偏见或者这种观念，还需要依靠编辑和同行评审过程中的关键实施者，即期刊及其出版商。尤其是，他们必须继续与科研界进行更广泛的磋商，对同行评审过程加以改革创新，并做新的尝试，以减少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偏见。双盲评审（作者与审稿人）、三盲评审（加上编辑）或其他更开放的同行评审模式都应当尝试。
科学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越来越重要。告诉公众科学家在做什么，说服纳税人支持科研，与政府和产业界建立联系，激励年轻人成为科学家，这些都是科学界应充当的角色。
在经济不景气时，公众开始质疑科研支出，这时就更加凸显了沟通的重要性。中国科研人员显然认识到参与其中的重要性。接受我们调研的所有科研人员几乎都一致同意，科研人员需要参与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活动。但是，只有约一半的人在过去3年实际参与过某种形式的科学传播活动。同时，这一科学家参与度较低的问题也因中国民众较低的科学素养而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今年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居民中只有6.2%的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23。
显然，中国的科研人员意识到向公众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中却面临障碍。这主要归咎于缺乏时间和信任。有些科研人员不敢与科学界之外的公众交流，因为害怕同行的批评或误解。在这方面，科研人员、媒体专业人士和机构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过，以下的方法可以改善中国的科学传播情况。
首先，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资助机构可以将科学传播与科研人员的评估适当挂钩，以激励其积极参与科学传播活动。资助机构和科研院所有必要培育一种公开鼓励科研人员与社会各界密切联系的环境，为此可以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激励，让他们向外界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例如，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精细的科研评估机制，而不单纯只看发表的论文(如前面所建议的)，还要对优秀的科学传播活动，或者与产业界合作而产生直接社会影响的活动予以奖励。对参与公众传播活动予以认可和奖励，也有助于科研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科研院所和资助机构需要设法缩小参与科学传播的意愿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距离。中国强调谦虚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科研人员与媒体的互动。许多中国科研人员可能会担心，在媒体出镜会招致同行指责自己爱出风头，而不是专心做研究。因此，许多中国科研人员更愿意在从事科研之余参与一些低调的活动，比如在数量不多的听众面前发表演讲，或者撰写科普文章。此外，年轻的科研人员会倾向于将媒体沟通的事情留给更有成就的资深科学家。
中国科研文化中的许多行政障碍再次产生影响，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申请资金、撰写和发表论文，还有一些资深科学家肩负额外的行政性职务都要占用时间。相比之下科学传播就要靠边站，科研人员没有多少时间来做此类工作。
再次，媒体和科研机构应该提高其科学传播人员的素质，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传播的潜力。这些专业人员在促进科学界与媒体的积极互动方面非常关键。正如科研人员自身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来帮助他们传播科学，科学传播人员也需要获取有效的教育资源，从而掌握最新的科技进展。
建立专业的科学传播中心可以帮助培养更多专业的科技记者和科学传播人员。此外，还需要有更多具有科学背景的专业传播人员。在许多媒体以及科研机构的新闻传播部门，负责与科学家打交道的专门人员通常都是公共关系或新闻学出身，这可能让科研人员担心其研究会被媒体曲解或夸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建立了科学传播与科技政策系，专门培养具有理工科背景的科学传播人员。这样的教育项目在中国很少见，还需要更多这样的项目。
最后，人们需要更专业、有效的科学传播渠道。目前，科学界内的主要传播渠道还是依赖科研院所和出版商。但是，科研院所的宣传部门往往不太重视科学传播，许多单位甚至没有专业的科学传播人员。出版商的新闻宣传活动通常更加专业，但报道覆盖面有限，中国科研人员对这些活动的知晓度较低。
科学界之外的商业传播渠道也需要改善。中国现有的科学类电视节目质量较低，一些大众科学网站往往覆盖面有限，影响力不足。如果有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那样成功的商业化平台，就可以吸引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投资，用于制作高质量、专业化的内容，并促使中国科研人员在中国乃 至全球的舞台上畅谈自己的研究。
中国意识到科研必须处于其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核心位置。在这个转折关头，中国科研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要素，如科研资助、科研实施和科研传播，都有着十分乐观的发展局面。不过，也依然有一些障碍困扰着科研人员，不利于建设一种认可和鼓励求精创新的科研文化。在这份白皮书中，中国的科研人员，亦即中国最重要的科研资源，让我们得以明确这些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如果有关方面对此加以完善、细化和实施，中国就不仅有机会成为一个科研强国，更可以建立一种深厚的创新文化，从而确立全球科学技术领导者的地位。未来，我们相信屠呦呦将不再被看作是中国科研系统的一个特例，而是一位开路先锋，成为许多后来人追随的标杆。
[17]http://www.nature.com/news/wanted-staff-scientist-positions-for-postdocs-1.17303
[18]http://www.nature.com/nature/focus/reproducibility/index.html#perspectives
[19]http://figshare.com/articles/Global_funders_who_require_data_archiving_as_a_condition_of_grants/1281141
[20]http://scholarlyoa.com/publishers/
[21]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11/n9/full/nmat3424.html
[22]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6320715000956
[23]http://education.news.cn/2015-10/01/c_1282855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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