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峰：一个语文教学的“叛徒”
黄玉峰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上海语文学会、诗词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理事。深耕教坛46载，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与系统的教育方法，至今仍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上。近年来，更受邀在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致力于传播“人”的教育。
期末考试结束了，别的班的同学都在家焦急地等分数，或为寒假补课找老师，上海复旦附中高二年级3班的学生，却在班主任黄玉峰老师的带领下，踏上了“学古人风度，察今人民情”的寒假浙东文化学旅。
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游玩。出发前，黄玉峰老师从《史记》《文苑精华》《中国六朝山水诗选》等古籍和现代作家作品中，挑选了两万多字的诗文，印发给同学，要求大家仔细研读。
为期八天的旅程中，从绍兴沈园的“东风恶，欢情薄”，宁波天一阁的风雨，到张岱、郁达夫笔下西湖的不同风致，从三味书屋、兰亭到王国维故居，同学们循着名士大家的文字和足迹，在以山水自然为师的天地大课堂中，心驰神醉。
黄玉峰说，这是他上的“语文课”。
同时，他的语文课除了统一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没有考试，也从来不做各种模拟试卷；教材里的某些课文不讲，只要大家看懂即可。然而，在课本之外却补充古今中外的数百篇文章；几十位沪上知名的学者专家到班上开设讲座，讲述他们读书、治学的心得以及研究领域中的最新发现；每周有固定的时间练习书法，学国画和篆刻；每星期有一节语文课到图书馆看书……
就像学生那本印制精美的班刊《读书做人》创刊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
其实，真正的“叛徒”是他们的语文老师黄玉峰。
这位教了30年语文课的老师。他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中学语文课该怎么教了。
“上课听分析对答案，下课做习题，已经成了语文教学的基本模式。而这些分析和练习，无非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好端端的文章碎尸万段。‘读书人’不读书，全成了‘习题人’。”
黄老师参加上海高考阅卷已有十年，前几年还担任阅卷中心的主任。他说，这么多年，每次阅卷都会因为试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问题，和阅卷的人吵，和出卷的人吵。“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当前语文教学面临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高考现状不能很快改变的情况下，如何扎扎实实在实践中寻找出路呢？”黄老师说，“我有一个想法，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
于是，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1997年的高一年级3班成了复旦附中首届文科加强试点班，学生由随机分班组成。黄玉峰说：“我们不是文科班，也不是重点班，只是在语文教学上，我用了点特殊的教法而已。”
“我主要让学生有一种体验”高一年级开学第一课，黄老师提了3个问题：
“过去九年语文学习存在着什么问题？”
“学习语文是为什么？”
“怎样学好语文？”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很多人都说“对语文没兴趣”、“怕语文，尤其怕作文”。
黄玉峰说：“这都是蹩脚的语文教学留下的弊端。”
为了适应考试，小学语文从二三年级开始，就让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背孤立的词语解释，挖空心思地造句，机械地抄写。到了五六年级，又要做所谓的“阅读分析”，学生既没有积累足够的语言信息，形成语感，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只能死背教参和习题集中的标准答案。
到了初中，仍然是整天被泡在莫名其妙的“分析”中，阅读量少而又少。“如果高中3年那么好的年龄，再全部投入到做一些无聊的习题里，听凭一些蹩脚的老师把已经嚼得毫无滋味的东西喂给他们，真是迫害他们！”
“有些文章，不是内容不好，但是不适合放在语文教材中。”他说。黄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中外许多作家、学者关于学习语文的观点，印发了叔本华、朱熹、胡适、朱自清等人论学习的文章。
师生达成共识：学语文的主要途径是靠自己读书，靠自己作文，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不懂的再一起探讨，或者介绍更有研究的老师，这种学风才是最重要的。”
在教材之外，黄玉峰两年来补充给学生印发的文章超过100万字。从《论语》、《大学》、《庄子》、《诗经》、《楚辞》中的经典篇目、西汉鸿文、唐宋散文、明清小品，到国外蒙田、茨威格等人的文章。开的书目就更广泛了，从《红楼梦》到《射雕英雄传》，从《简爱》到《共产党宣言》无所不读。
黄老师还为班上每个同学都办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阅览证，并和学校周围的书店联系，给学生买书优惠。“我的学生已经不再只会买教学参考书了。”
在3班教室，同学的课桌上除了教材、习题集，还有《万历十五年》《朱元璋传》《国学概论》。
“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觉得，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他说，“老师教的东西，最多就是一杯水、一桶水，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泳呢？”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读书积累到一定的量，自然会产生表达的冲动。黄玉峰说，读与写，读是根本，写是读以后自然达到的阶段。为写而写，就像让没有吃足桑叶的蚕宝宝吐丝，实在是强人所难。
看看那本由同学自己写作、编辑的班刊《读书做人》，除了有感而发的散文、随笔、读后感之外，还有不少研究性的论文：《试探李商隐诗风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周作人人文主义思想讨论》《狂与逸--李白人格浅谈》《从〈复活〉看批判现实主义意义》《试述希伯来民族不灭的信仰原因》，实在不能让人相信，这都是出自十几岁的中学生之手。
黄老师说：“也许在真正的研究者看来，他们的东西还很幼稚，没关系。我主要让学生有一种体验，一种创新的体验、一种研究学问的体验和成就感，这就够了。”
在这次寒假的浙东学旅中，有一站是上虞的春晖中学。20年代，在中国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言，当时许多的知名学者文人都曾来在此代课任教。
“蔡元培、郁达夫，叶圣陶、夏丐尊到那儿讲课。”黄老师激动地说道，“这些学者肯去那么一个偏僻地方，可见当时人对教育的重视。弘一法师、丰子恺在那里教音乐美术。”留字时，他写道：舌耕杏坛半生心，我在春晖愧为师。“和这些人比，我们有什么资格做老师？”
“其实，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到中学任教办讲座，在原来是有传统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能开阔学生的眼界，让他们接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1993年开始，黄玉峰就外请作家、学者、科学家来给学生开讲座。这两年，更是有计划地邀请了几十位学者专家来3班。讲座的内容除读书治学，还有不少专业性很强的题目，如：科举制度与中国社会、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文化地理学简介、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黄老师特意和专家说，要讲你自己的研究，最有心得的，不要泛泛而谈。“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同学们就算不能完全领会也没关系，时间长了，他们的眼界和判断力就会不同。”
讲散文，知人论世最重要
解读散文，要抓住作者在那一刻的心情，力求还原他当时的所遇所感。
无论写景、记叙，无不是在抒发作者主观的喜怒哀乐。当然，也有议论性的散文，但和针砭时弊的杂文不同，即使议论也多是因境遇而生感慨。
一个有个性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合所流露出来的本相，将是最变化莫测、也最充满性灵的文字。不回到当时作者的原点，不能有准确的把握，也难以得到有意义的启发和共鸣。
而抓住只言片语作庸常化的发挥，看似四平八稳，却牺牲了散文的“神”——那是最宝贵的东西。
小说要读全，绘出一卷众生相
上小说课，黄老师总是千方百计追求让学生浸润其内，涵泳其中，真正地吸收小说内在的养分。“我们的语文课本对于小说的处理往往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碍于篇幅，长篇作品只能截一小段，就连《阿Q正传》这样的中篇作品也只能选一两节而已。而我这样做的前提在于“全”，不但不把课文割裂，而且要拿来文本，读整本原著，不但要读这一篇小说，而且要补充其他相关的作品。”
只有这样，一部刻画人间百态、社会众生的经典作品的好处才能发挥出来，作品深厚的内涵和丰富细腻的营养才能让人深入汲取。
如果怕加重学生负担，宁愿少分析，少讲解，少布置甚至不布置习题，省出时间来读。相信学生的能力，也相信伟大作品潜移默化的力量，要好过在茫然无知中蜻蜓点水式的所谓问答讨论、分析讲解。
戏剧：学生亲上阵，寻找代入感
AH戏剧更有张力和现场感，冲突表现得更集中，可以说是一种浓缩，所以更应该整本地去读。课本里零碎的一两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且最好是学生亲身排演一遍，这样才会有代入感。
就像演员在排戏的时候，导演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给演员“说戏”。尽管导演一般并不是剧本的创作者，但是他必须对剧本有全面的把握和自己的认识，这样才可能把一出出戏统合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教师要做的工作也是一样的，首先自己要对整出戏，对每个人物有系统的看法，才能帮助学生“进入角色”。
诗歌，要以人心为指向
AH诗是短小的，仿佛电脑里的“压缩文件”。小小的篇幅里凝聚了最抽象、最概括化的情感。在文学体裁中，“诗”的时效性往往是最强的。几十年前的小说和散文里描写的社会风景和现在早已是天差地远，但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的句子却永远直指人心。
但是，诗同时也是对欣赏水平要求最高的体裁，要欣赏诗的美，就要有“解压缩”的能力。
同时，诗是一种形式艺术，讲究形式美，格律诗对形式有近乎严苛的要求。所以和诗相关的文学史常识是最多的，词牌、韵脚、平仄、对仗，等等。浅浅地照本宣科，学生不但理解不深，还容易遗忘。
这时候，黄老师的诀窍依然是“满贯法”，大幅度地增加量，这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
“语文，培养情操和独立人格”“黄老师的语文课，和你们以前上的语文课，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自由、大胆！”3班的同学脱口而出。
老师讲得大胆，不受教材、教参的拘束；学生想得大胆，什么观点都可以讨论，老师绝对不会说你错了，应该是什么。
比如怎么讲鲁迅。
鲁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文章在教材中也选得很多。但是，很多中学生都不喜欢鲁迅。
“因为教材中的鲁迅并不是完整的鲁迅。而且，学生心中的鲁迅，大都是经过教参解释过的鲁迅。”
黄玉峰说，教材中选鲁迅文章，大都是锋芒毕露的政论文，像《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好像没有宽容精神，不可亲近。
“再加上教参中的误读。”黄老师转述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钱理群的一段话：“中学语文教参对鲁迅作品，很多分析十分烦琐，观点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鲁迅观”，包含着许多对鲁迅的神化、曲解和简单、机械、庸俗化的理解。实际上，近十多年来，研究鲁迅的学术界，已经对这些做过科学的清理，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而中学语文教学却仍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观点……”
为了让学生接近一个完整的鲁迅，并理解他对中华民族的大爱与大恨，黄老师向同学介绍了不少教材之外的鲁迅文章。
《文化偏至论》是鲁迅5篇文言文之一，当时写作此文时作者不过20多岁。但他对世界各国宗教、文学、政治、经济的熟悉与把握，文中那些现在看来还闪着很多火花的观点，让同学们看了非常吃惊，他们感到真正接近了一个伟人。
讲《祝福》，黄老师也不是按照教参所说的“四条绳索”去分析归类，而是在同学看过文章后问了一个问题：“看到什么地方最打动你？”然后根据学生所说，一共列出了祥林嫂的14悲，再看看这些现象在现在社会中是不是还有？
黄老师说，“我希望学生能带着感情学习。语文不仅是教识字，还要培养一个人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而我们这些年来，在这方面完全失落了。”
还有的课，基本是由学生主讲，大家一起讨论。黄老师说：“我是辅导员，不是说书人，应该把课堂上的学习时间还给学生。”
那么这种“自由大胆”的语文课给予学生的是什么呢？
“我开始喜爱读书了，那些装订成册的纸张有无穷的魅力。”
“我坚持每星期背诗。”
“语文应该是大语文。我变得更关心社会、关心人了。”
“以前我以为语文就是字词、语法，而现在我领悟到了语文的真谛，那就是读书和做人。一个人懂得越多，就越会感到无知。”
“我渐渐浅浅地摸索到人类的精神家园。”
“我渐渐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
“也许这个班并不能把我们的文学、书画、篆刻水平提高到专业程度，但它培养了我们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兴趣。”
对黄玉峰老师来说，最让他高兴的，是“同学们普遍反映自己长大了，感情更丰富了，有了更强烈的爱憎、更强烈的责任感。独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强烈了。”
这正是黄老师心中语文教育的目标，学会读书，学会作文，做真的人。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教学改革上的尝试，稍微迈出了一小步，会有这样大的收获。一年半的时间，学生的飞跃让我惊讶，而且逼得我自己要不断学习。”
“他们现在很厉害的，常常向我发难，把我问倒。”黄老师乐滋滋地说。但这种“问倒”却是黄老师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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