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长征80年：谁真正挽救了红军？

在我们的认知中，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当然，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说，现实与书面宣传还是会有不同。

随着遵义会议对军事上失败责任的认定，毛泽东获得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这源于其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的威望。不过，毛泽东虽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常委分工时，只是让毛泽东充当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手。

据李维汉回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即失利，博古嘲讽其“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

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拥有最高决策权的周恩来陈述利害，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是党中央在当时处理党、政、军要务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它既坚持了小范围内的集体决策，同时又保证了军事指挥上必须的集权、高效，它的设立保证了毛泽东能够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延误，实施及时、灵活的指挥。

但大家对毛的地位和权威依然不认可。当时，许多人对毛泽东走打结合、避实击虚、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不理解。如四渡赤水，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但约在 4 月中旬，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杨尚昆联名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映部队情绪，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林彪的举动更是直接，因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他直接向中央发电报要求彭德怀指挥。

可以发现，遵义会议后，中央确实是改变了之前的军事路线，毛泽东也从此跻身核心领导，但权威、或者领导地位则一直没有树立起来。

如果遵义会议确定的不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谁才是真正的领导？有不少研究指出，当时确立的张闻天的领导地位，有些文章说得谦虚一些，指出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张闻天确实是总书记，但是否核心则值得商榷。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后，常委有5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中央最高军事指挥官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

无论是常委中的张闻天，还是“三人团”中的王稼祥，实际都是中央当时唯一的选择。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李方祥在翻阅了当时在场的杨尚昆、聂荣臻等人的回忆录后指出，在遵义会议期间，由毛泽东或张闻天代替博古领导中央均是可行方案，两人分别推辞，最后由张闻天担任领导。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李怀录指出，当时中央留苏归来人员占有很大比例，掌握着实权，是“主流派”，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勉强解决了”。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派”，需要他们的支持。张闻天接替博古是“留苏派”内部人员的变动，王稼祥也是“留苏派”中的一员，在政治和军事上“留苏派”仍保有决定权，可以团结“留苏派”群体，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

另一方面，苏共对中共人事也有干涉的权力，张闻天作为“留苏派”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这种人事变动容易获得共产国际和王明通过，如果用“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来代替博古，就涉及对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看法问题，在苏联的影响彻底被驱除前，这是无法讨论的问题。即便是张闻天与王稼祥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成为总书记的也只能是张闻天。

在此之后，张闻天一直主持党内的日常生活。但1935年任弼时致电中央反映，上海中央局机关在1934年10月遭到破坏，并建议“中央台仍注意与沪台联络”后，张闻天立即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潘汉年秘密前往上海。在1935年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中央曾讨论过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但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陈云前往上海。

很难想象中央领导核心会在红军前途不明之时自告奋勇前往白区做联络工作。这或许从侧面说明，张闻天领导中央的说法水分很大。实际上，对于当时的中央来说，确保在长征路上的军事胜利才最为重要，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真正确保了红军在长征中军事胜利的甚至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从前文可以发现，在其他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有各种各样想法、持不同态度时，作为军事负责人的周恩来却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信任和坚决的支持，甚至提议设立“三人团”，以确保毛泽东对军事的指挥权。毛泽东与其他人在军事战略上有冲突时，都是由周恩来同意并负责落实的。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35年周恩来昏迷不醒，中央才决定由毛泽东接替周恩来分工“负责军事”，此时毛泽东才真正成为军事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仅有悖历史事实，还违背党章规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形象”，那么忽视周恩来在长征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