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从津门大案再看“秘书帮”

官场的圈子文化不绝。

近日天津市纪委通报，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汝民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

通报显示，于汝民在担任天津港务局领导职务，天津港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及退休后，存在诸多违法违纪行为。引起外界重视的是，其中一条违纪情况为“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培植形成‘秘书圈’”。

透过天津市纪委对于汝民的通报，显示“圈子文化”在官场根深蒂固。此外，对于2015年震惊世界的天津港大爆炸，虽然于在2013年已经退休，但观察者们相信，天津港管理之疏漏、制度之松懈，于汝民难脱干系。

尽管中南海对此深恶痛绝，但如“秘书帮”等劣质文化，似乎仍有深厚的生存土壤。

案件中的“秘书帮”

据公开资料，于汝民在天津港务系统工作近40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超过20年。任职期间，于先后将6任秘书安排在天津港和相关部门的关键岗位上。

且其新任秘书，均以前任推荐的方式违规产生，由此形成带有裙带关系的“秘书圈”。另外，爆炸事件后被官方查处的天津港董事长张丽丽，天津港总裁郑庆跃等人，也都为于汝民在任期间提拔。整个天津港枝干蔓延，都是于汝民的“子弟门生”。

这是官员四处安插亲信，培育权力裙带的一个典型案例，另外一个坐拥“秘书帮”，为外界熟知的，是周永康。

随着周一路向上，其秘书被安插在政法、公安、中石油、四川、海南等地，包括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原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海南省原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级参谋谈红等人。

上述官员以周永康为核心，攀附仕途与权力，彼此同气连枝，交换各自领域的利益，延伸出庞大的利益和人脉圈。这使得周永康不但能够在任期间一呼百应，还可“退而不休”，依靠其代理人继续兑现权力。评论者称，这样的秘书帮，“更像是领导干部的一块政治自留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

险要位置 关键环节

作为政坛的一个重要群体，“秘书”在十八大后受到外界更多关注。

《北京青年报》创办的微信公号刊文称，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要杜绝山头主义，而秘书关系大概是所有山头中，峰峦最绵延的一脉。

的确，据一份统计显示，十八大后已有近20名省一级秘书长落马或遭降级。如聂春玉、景春华在省委秘书长任上落马，苏荣、郭永祥、杜善学、王敏、余远辉、李云峰，赵少麟曾担任过省委秘书长一职，赵志勇和曹建方则在省委秘书长任上被“断崖式降级”。

分析认为，秘书们受到重要有其自身因素。领导秘书这一位置颇为险要，政治视野与行政能力可得到极大提升，增加了日后升迁的几率。

而如秘书长，作为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则更是一个信息和利益枢纽，各层级信息的传递、各部门利益的分配，都离不开秘书长的调度。既是政令畅通的关键，还是日常行政事务的具体执行者。

但也正是其岗位特性，为腐败带来便利。

其要害之处在于，某种程度上秘书这一职位位于政府机构和行政监督的盲点之上，即虽然能够直接分享官员的权力，接触到很多利益勾结，但监管和监督却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加之长期跟随领导工作，自带“势力范围”的标签，这使秘书的人脉与资源常远胜于一般官员，既可成为使层级流畅运作的“润滑剂”，也可因一己之私变作堵塞枢纽的“中梗阻”。

下手整顿

对“圈子文化”、“秘书帮”的危害，中央显然有所警觉，不过要想彻底清除其生存土壤，大概还需要不短时间。

一个明显表现是，如“政法帮”“秘书帮”等山头文化，已不再是中国舆论场中的禁忌词汇，这意味着中央将官场顽疾摊在阳光下，表明其整治决心。

此外在制度层面，中央也在加紧挤压其生存空间。前不久在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中，规定“党的工作机关不设正职领导助理”，特别强调“一般不设秘书长”。

有分析就此称，中央正在试图对自身庞大的运行架构作谨慎梳理，使灰色利益和灰色空间进一步减少，其目的便是消除建立在其上的“圈子文化”等，让如秘书等“高危职位”在正常工作范围之外，再无额外施展空间。

不过分析人士也警示，短期内，把秘书从“门客”的标签中解脱出来不太现实，这一职位的附加属性仍将超乎寻常。“将权力的运行置于监督之下”，虽不容易，但也许是杜绝如于汝民案等“圈子文化”产物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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