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金庸出国避难记，背后真相令人震惊
“《天龙八部》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
金庸在《天龙八部》小说后记中写到“《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代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
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说得轻描淡写，实非小说大家的性格，我今天就来补写这段历史。
年轻时的金庸
奇怪的断更
金庸是一位异常勤奋的人，自1959年创办《明报》，他大约有十几年时间，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社评，从未间断。为了留住读者，给《明报》的生存留下空间，他非但不敢断更，甚至不惜违背自己作为小说作者的初心，更改了《神雕侠侣》的结局：在他原本的构思中，神雕侠侣是个彻底的悲剧，小龙女是真死了，杨过苦等十六年，最后亦跳崖自杀，这是他当年苦恋夏梦不果，内心苦涩不已的心证。但连载期间，敏锐的读者嗅到了悲剧的味道，强烈反对，信件如雪片般寄来，金庸为了留住读者，不惜把自己的初衷改了。
杨过跳下断肠崖，但不是故事的终结，杨过的身体一直向下沉，向下沉，水底竟然别有洞天，最后与小龙女大团圆结局……好笑吗？
当然不好笑，倪匡在他的《倪匡论金庸》一书中直接指出：“《神雕侠侣》整部书的结构，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小龙女和杨过在不能不分开的情形下分开，黄蓉编了个谎言，使杨过充满希望，等了十六年，这十六年，对一个深切认识到爱情是什么的人而言，是极度痛苦的煎熬，结果是十六年后，小龙女、杨过喜剧收场。
杨过在《神雕》中，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物，小龙女也是，因为他们和当时的社会，完全不能相合。杨过、小龙女重逢，对读者而言，是个大喜讯，人人额手称庆，但对整部小说而言，却是败笔。
金庸原来的创作意图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就小说论小说，《神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悲剧，是不是为了迁就读者的意愿，硬将之改成喜剧，不得而知。”
倪匡与金庸都是小说创作的高手，你认为金庸会不知道《神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悲剧咩？但这就是金庸，他不单是一个小说家，他更是一个生意人，是为了生意可以改变创作初衷的生意人。
有了上面的前设铺垫，再看金庸的这段话：“《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大家不觉得奇怪吗？1963年-1967年，是金庸创业拼杀期，《明报》刚刚企稳，他正撸起袖子使劲干的时候，为什么要丢弃香港的事业，甚至连日常的武侠专栏都要假手于人，出国外游，一游就是四个月（专栏一日一千字，以倪匡代写四万多字推断）？
必须是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他才会这样做。
六七暴动
金庸当时确实是感到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原因是1967年香港左派发起的“六七暴动”。
都认为香港六七暴动的导火索是天星小轮加价，1965年10月，天星小轮公司向政府申请加价，头等舱加价斗零（五仙），由两毫纸加到两毫五仙，二等舱保持一毫纸不变。社会对加价反应强烈，认为这将引发加价潮。但政府最终在1966年3月批准了加价的议案，天星小轮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还说：“不愿搭头等的人可以选择搭二等。”一时舆论哗然，市民纷纷上街绝食抗议加价，最终爆发警民冲突，一名青年死亡，18人受伤，1800人被捕，超过300人在法庭受审，多数为15-25岁的青年，大部分被判刑。官方称这次事件为1966年九龙骚动，注意用词，是骚动，1967年是暴动，暴力再升级。
六七暴动的导火索是天星小轮加价
有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发生，必然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短时间内涌入大量的人口。1945年，香港的人口不过60万，因为大陆内战、解放、饥荒，大陆的难民不断地涌入香港，至六十年代中，香港人口暴增至三百多万。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剧增，但港英政府仍是殖民地政府心态，自由港，自由市场，积极不干预，对底层难民提供的福利极少。
当时的香港社会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少数的殖民地高官、富商巨贾、华人买办处在金字塔的顶层，中产阶级很少，社会上大部分的佣工、文员、和劳动人口，都处在金字塔的底层，阶层之间壁垒分明，交往与流动都不多。这样的社会结构注定是极端不稳定的，尤其是1960年代，因为躲避饥荒而“大逃港”的一百万难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
我们要把天星小轮加价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考量，当社会极端贫富悬殊，底层积压着大量贫困人口的时候，它承受不了就是承受不了了，任何一点火星都会引致底层怨气爆发，哪怕只是天星小轮头等舱加斗零，以及何不肉糜大人的那句“不愿搭头等的人可以选择搭二等。”
好了，到了1967年5月6日，新浦岗塑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引发工潮，这些本来都是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正常状态，资方压榨，工厂条件不好，克扣工资等等，通常是静坐抗议，然后由政府劳工处介入调停。但这次很不一样，5月6日发生静坐抗议，很快便有滋事份子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5月11日便有大量红卫兵举着毛语录冲击港英政府。
1967年，极左的思潮烧至香港，他们举着毛语录，扬言要提前收回香港。
这时候，对社会时事触角敏锐，常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时评的金庸看出了端倪，知道工潮已经由左派工会所控制，因为香港社会矛盾极严重，稍有不慎就会爆发大冲突，更何况大陆正值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他害怕极端的左派势力会把文革的战火烧至香港，于是出手写时评强调工潮不应涉及政治。
当时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人是廖承志，他曾在1966年8月批示香港左派工会，不准在香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到12月中，他已经被红卫兵夺权、批斗了。他的上级周恩来总理，尽管在广场上声嘶力竭地呼喊小将们要冷静，既要保革命又要促生产，千万不要忘记秋收工作，但对失控的局面已经无能为力了。
金庸是左派系统出身，对大陆发生的情况了如指掌，因而更加焦虑，从5月18日起，他连续发表了大量社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头号汉奸豺狼镛
头号汉奸豺狼镛？
前面说过金庸是左派系统出身，确实没有冤枉他，自1948年考入《大公报》当记者开始，金庸就是报社“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长，不过也难怪他，当时中共确实是很得民心，连倪匡都信它。1950年代，国民党撤退台湾，在香港的一批国有飞机谁属引发争议，金庸挺身而出，为中共秉笔直书，援引国际法侃侃而谈，并最终为大陆争得了这批飞机的所有权，这份大礼让周恩来对他青眼有加，盛邀他到外交部上班。
金庸最终都没有成为外交官，有两种说法，一是他收拾行李时，《大公报》的同事到访，问：“你相信共产党吗？”使得金庸最终没有成行；二是他到新中国的外交部转了一圈，发现这个职位与自己想象中的外交家严重不符，于是仍然选择回香港报馆工作。
但无论如何，那时的金庸仍是一位对新中国充满热忱的爱国青年，只是远离了政治。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及主持专栏等各项工作。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主持副刊。这期间，兼职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剧，苦恋长城七公主之一夏梦。
至1959年创办《明报》，大陆的政策已经越来越左，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他身边很多左派的爱国青年，对新中国的成立抱有无限的热忱，坚决舍弃香港的安定生活，要回去建设祖国，到1958年都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这对金庸的内心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的冲击。因而他办报纸的第一天就指出《明报》的宗旨是“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国共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金庸说到做到，1963年，陈毅提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的“核裤论”，金庸在1964年就在《明报》发表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 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 老实说， 那绝不是好政府。”
这是金庸第一次发表抨击内地时政的社评，当时香港的左翼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都纷纷发表社评回击，说金庸“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把他往死里整，嗯，都是他的旧同事啊，一旦立场不同，党性就大于人性了。这种攻击，直到陈毅亲自出面制止才消停。
到了1967年5月，金庸一连发表的多篇反对工潮的社评彻底激怒了香港左派，加上像廖承志、周恩来这样与金庸有沟通的领导失势，于是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图文并茂，引起很多市民围观。
他曾工作过的《新晚报》以三行大字标题刊出了一篇半文不白、充满恶毒谩骂的奇文：
“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
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
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暗杀名单
1967年7月，左派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
因为新浦岗塑胶花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工潮，到1967年7月已经逐渐平息，但对控制香港左派的极左势力来说，他们的抗争才刚刚开始。自当年7月起，左派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除了袭击政府官署，暴徒们连寻常街道以致交通工具都不放过，8月20日，北角清华街一对小姐弟，8岁的黄绮文与四岁的黄兆勳被土制炸弹炸死，8月22日，英国驻北京代表处被红卫兵纵火焚毁，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主持人林彬先生，因为在电台公开谴责了放炸弹的暴徒“卑鄙贱格，下流邋遢”，遭到报复，他与弟弟林光海在开车上班途中，被暴徒放汽油弹，活活烧死，一个叫“地下锄奸突击队”的组织承认责任。
林彬先生的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但《明报》还是接连发表了《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当时盛传左派列出了一张暗杀名单，“豺狼镛”排在第一位 。但金庸还是不怕死，要留在香港工作，直到他的寓所收到炸弹邮包，一同回家的同事发现包裹可疑，果断报警，警察在金庸先生寓所的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
别看金庸先生笔下千钧，文思如涌，翰墨滔滔，实际上他是木讷不苟言笑的人，即便有炸弹在寓所门口引爆，友人还是不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是悲是喜，但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力劝他出国避开一段时间。倪匡最够义气，知道他担心报社业务，亦担心自己的武侠专栏一旦断供就流失读者，报社业务他无能为力，但是代写写武侠小说专栏还是义不容辞的。
经过再三考量，倔强如金庸也不得不选择放下手中的重担，出国避难， 在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武侠专栏就由老顽童（当时还不老）倪匡代笔。
当时《天龙八部》连载正酣，各条支线开始汇合，读者追得如痴如醉，洛阳纸贵，因而金庸对倪匡再三交代：“我的人物个个有用，你千万别写死了。”倪匡不改他顽皮的本性，这样危险的关头，依然笑眯眯地说：“放心，放心，一个都不会少。” 但是一转头，就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因为他讨厌阿紫。
后记
六七暴动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前文提到，短期内大量涌入难民，然而社会福利配套设施却不是一蹶而就可以做到，殖民地政府在食物、用水、房屋、教育、医疗等等方面都没有跟上，社会贫富悬殊，政府贪污严重，底层的矛盾大量积压，1967年又恰逢大陆的文革武斗潮，温和派被打倒，激进派曾经喊出过“提前收回香港”的口号，根据英国的解密档案，这些都不只是口号，广州的解。放。军确实一度想攻入香港，当时英方已经在评估中国强行夺港的话，理论上商讨移交安排的可能性，甚至怕中方外交失去理性，最后的方案就是紧急撤离，因为若果攻打香港，英军最多可以支撑48小时。
有了档案解密，再回过头看金庸先生1967年5月发表的时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真不得不佩服他是文人中少有的，有政治家头脑的人，也难怪他是可以直接刺痛激进派。
这场暴动，最终是以毛首肯周总处理善后，再由周总喝停极端左派结束，周明确表示中国不会提前收回香港，香港要保持现状，长期利用。
而港英政府亦意识到自己施政的不足，港督戴麟趾在暴动后，着手改革香港劳工法例，此后还设立了劳资审裁署，推行民政主人计划，加强官民沟通的渠道，此外他还加大力度建设廉租屋，推行强制六年义务教育等等措施挽救民心。比较公认的说法是，1967年是港英政府对港政策的分水岭，因为有戴麟趾的铺垫，香港才会在1971年迎来堪称“现代香港之父”的港督麦理浩，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整个香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此乃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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